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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在获得清晰视线时写完了长篇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傅小平 时间:2019-04-26

池莉的长篇新作《大树小虫》有一个回旋往复的故事框架,不期然间带给人一唱三叹的阅读感受。回想采访池莉的过程和总体印象也大抵如此。

旧历新年前两天,收到小说试读本,出版社编辑希望我做个访谈。当问他是否帮忙联系时,他径直回答说,恐怕很难。又说,确实很难。但究竟怎么个难法,是池莉本人难以交往,还是采访她有特别的难度,却颇费琢磨。我本该知难而退,但早年读过她的作品,至今仍感到兴趣,就想着何不试试?等辗转取得联系,却没想她很快就答应了。随后说,你先拟访谈的提纲吧。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于是如梦初醒般自问,难吗?不难啊。但转念一想,还只是开了个头呢,或许后面才难。念及此,又想:真是不难吗?谁知道呢,走着瞧!

这难与不难的内心戏,某种意义上也预示了我阅读池莉这部新作,还有重新翻阅她过往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总体观感。她的小说大体看似不难,不仅不难,还算得上通俗,但在部分优异的作品里,透过这通俗的面纱,却能触摸到一种颇能见出先锋性的,剔肉见骨的凌厉之感,让人不禁思索,这该是所谓的俗到极处便是雅,或传说中的大俗大雅吧。但她不就写俗世的日常吗?把似水流年如流水账一般记录下来,岂不是很容易?实则不然,要把平常的日子写准确,写透彻,不动声色地写出某种意味来,还能把泯然于人间烟火里的人性写到骨头缝里,于无声处见惊雷,可就太难了。然而,艺术不该是生活的升华吗?池莉无非是以平视的视角写触目可及的生活,无非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能谈得上难吗?但只要有写作常识的人都明白,任何的升华都得有实在的生活托底,相比凌空飞翔的虚,写出沉到水底的实,或许更为难得。独立标高如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里都说“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又有谁能说写好生活是不难的呢?池莉历经“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山重水复后,能于豁然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也该算是抵达一种境界了。再说如她这般尊重并捍卫生活,既能低到生活的尘埃里去,又能超脱于生活“冷眼”看世,也并不是很多作家能做到的。

惟其如此,回望池莉的创作,我尤其想到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说的一句话:一片树叶受到阳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阴影,阳光越亮,阴影越深。要是对她的作品没有相对全面的阅读,包括我在内接受过当代文学史熏陶的读者,想当然以为她只是那个写了《烦恼人生》《来来往往》等作品的新写实派代表作家。而实际的情况就像评论家汪政在一篇评论里写到的,池莉同时写下了《预谋杀人》《凝眸》等历史题材的作品,还写下了《云破处》《惊世之作》等心理分析作品,都是有相当分量的。而以我的阅读感觉,除此之外,像《请柳师娘》《梅岭一号》等难以归类的作品,也颇见写作功力。但人们阅读、谈论更多的还是池莉的“生活流”小说。无可否认,正是这部分作品为她赢得了很多作家难以企及的最为广泛的读者。进入新世纪后,她陆续推出小长篇《所以》《她的城》,散文集《熬至滴水成珠》《立》等,依然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却不像过往那样强烈吸引文坛的关注了。如今,她更像是留给人一种在文坛外遗世独立的印象。

对于这样一位读者有多少期待,或许同时就有多少误读的作家,我以为有必要放在一个整体创作的脉络上来理解。但这样一番用心,反倒是给她出了难题。池莉说,细看了提纲后,才遗憾地发现自己无法用笔谈回复。因为她极不善于在文学概论的模式中谈自己的作品。我困惑于自己是否真是如她所理解,把一个提纲写到了文学概论的高度,也不无感伤地想到,这个注定好事多磨的访谈,或许得寄希望她在信息中说到的某个不确定的将来,通过面对面交流来完成了。

但池莉分明希望能先笔谈她的这部新作,这自然是因为她有话说,她也想让读者明了她为写这部简言之写了“两个人的结合,两个家族的联姻,延展出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起伏”的小说所倾注的努力和心血:“我为之努力奋斗的不对称结构与复调式叙述,的确用了不下十年的思考、不少于三年的写作:看起来真是很傻,我却乐在其中。”于是,经过几次沟通,应她的要求,我从完整提纲的“大树”上剥离出“小虫”。等收到她的答问,读到一种与小说本身的丰富与复杂不对称的极简风格,难免唏嘘,但再一细读,却也不无欣慰地感到,她即便是写寥寥数语,也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极为认真,经过深思熟虑,并反复斟酌的。

换个角度看,这倒颇能见出池莉的性情和意趣。以极简的语言直达本质,或许是她饶有趣味的一种实验性写法。在新作中,她就格外注重营造画面感和现场感,力图让文字直抵人心。而以我的感觉,她看似简单的答问背后,是包含了某种潜台词的。她像是在自辩,瞧,我把冰山露出海面的八分之一都展现给你了,海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就靠你自己去感觉吧,我能告诉你的也就这么多了。由此,与其说她在答问里,对新作做出了充分的自我阐释,倒不如说是给出了一个引而不发的楔子,让我们借着它去开启有多样形式和多重意蕴的小说图景。

小说的设计,就是想要表达当代生活与个人人生的被设计

记者:刚拿到《大树小虫》试读本,我就想,池莉也写大长篇了。在我印象中,就小说创作而言,除中短篇外,你写了一系列小长篇。这应该是你迄今最长的小说作品了。说说这部小说的缘起。还有,为何这次把长篇写长了?

池莉:我写《大树小虫》的缘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简单说就是老老少少一群人物在我脑子里逐渐成型,发出吁求,跃然纸上,我则顺其自然,谋篇布局,写作了《大树小虫》。至于小说的篇幅,也是人物的需要。我的作品一般都是塑造人物需要多长篇幅,就会是多长篇幅。

记者:整部小说分两章,在第一章里,你以很大的篇幅,把钟鑫涛和俞思语两大家族的主要人物分成八个小节分别叙述。第二章则在小篇幅里讲了男女主角2015年度实施造人计划的始末。这种篇幅上的不对称,倒是应了书名本身。“大树”和“小虫”看似两个并列的意象,实际上蕴含了某种危险的征兆和不平衡感。

池莉:这样的设计当然是追求美感。追求崭新结构。追求结构的不对称性美。也是文本内容的需要。当第一部分的人物们完成了他们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铺垫、互相塑造之后,第二部分就自然出现了。结局就是高潮。高潮一气呵成,就是短短的一口气。有点像交响乐的结尾部分,所有乐器轰然大作,然后快速下滑,戛然而止,世界一片寂静。

记者:全书读下来,只在一处读到“大树小虫”的字眼。那是第二章“惊蛰部分”,其中一句写道:“大树小虫齐齐被震撼,惊蛰之时,俞思语醒了。”大树可能对应了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小虫可以说象征了大家族里不能自主的小人物的命运,也预示了生育危机,该是带有反讽性的。书名包含了什么寓意?

池莉:书名的寓意都在内容里,读完了也就知道了。大约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释,我不解释它的寓意。我有一万个说不清。

记者:从章节设置看,小说似乎引入了电影的创意。尤其是在第一章,你写“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分节叙述中的各个人物都对应上主角与配角的角色设计。读这些章节就像看一场戏,或者引用你畅销小说《生活秀》的题名,是看一场生活秀。你是有意识地要给读者这样一种阅读感觉吗?

池莉:中文是象形文字,本身就很具形象感,此番写作,我更有意识地多用动词,少用虚词,让语句更有动感,更加紧凑,希望文字阅读能够无限接近视觉效果,更具代入感。

记者:那么,当你用“人物表情”来替代通常“人物性格”的提法,是否也有特别的考虑?第一章里,读到每节故事展开之前的“人物介绍”与“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我仿佛是在读一个个社会学档案,以这个看似客观的档案,再去对照你接下去讲述的波澜起伏的故事,分明感觉到你在诘问,一个人的故事,还有他很多的秘密,岂是一个简单的档案可以概括的?

池莉:你的感觉是对的。作为作家,我对每一笔的考虑,自然是殚精竭虑,追求独特、追求恰好与精妙。只要能够让读者感觉有点新意,感觉意犹未尽,感觉水面以下还有东西,那我就算没有白费力气。

记者:这部小说从里到外都透出很强的一种设计感。形式上的设计感,可谓一目了然。印在封面上的话:“人间城廓是苍穹之下的微缩景观”,也显然是有所指的。所谓景观,很多不就是设计出来的吗?而从内容上看,钟鑫涛和俞思语这一场看似门当户对、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实际上是众人运筹帷幄、通力配合的精密设计和部署。所以,“设计”这个词,在这部小说里,应该有特别的意涵。或许这个词,也容纳了你对人生的诸多看法。

池莉:现在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当代生活与个人人生来说,被设计无所不在。我小说的设计,就是想要表达这种被设计。

作家的用意往往是一个秘密,重要在于能够激发读者自己的秘密与对自己秘密的破译

记者:小说从两大家族的最小辈钟鑫涛和俞思语写起,慢慢过渡到他们各自的长辈,读者一般也是按这个顺序读的,这样就读到了一个回溯的结构。你是有意为之吗?

池莉:是的。但我不喜欢长篇小说搞那种大倒叙,读得累。我以正叙当下生活开始,自然地螺旋式地深入到父辈和祖辈那里。那么当下的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怎么就成为了现在的我?也就渐渐出来了。

记者:读完小说,对彭厨子这个人物印象深刻。你没把他单节叙述,但在几个小节里时时写到他,有关他的故事一点点透露,充满悬疑色彩,直到第一章最后一节,我才明白是这么一个让人难以释怀的故事。而彭厨子可以说是个隐形人,他从不曾出场,只是活在人们的讲述里。他的故事像是包含了原罪和救赎的意味。

池莉:你读出来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生活史的确是悬疑重重的。有些人活着,已经死掉;有些人死掉了,其实活着,会影响其他人乃至几代人的生活,彭厨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意味,我也不作小说以外的解释,读者自己感觉吧。

记者:从叙事的角度看,格瑞丝在小说里起到了增加粘合度的作用。她不属于两大家族的成员,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放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往往路路通,到哪都能左右逢源,你最后让她“不知去向”,只是在俞思语这里激起了涟漪,久久荡漾,包含了什么样的用意?

池莉:作家的用意往往是一个秘密。同时也并不重要。重要在于能够激发读者自己的秘密与对自己秘密的破译。

记者:格瑞丝最后“不知去向”,关乎钟永胜的处女情结。你在《来来往往》《云破处》等其他小说里,也写到男主人公有这样的情结,尤其在《云破处》里,你的描写和刻画,可以说到了一个极致。而且,你的批判同时也是针对女性的。你是有意识地对男权中心主义或者说封建文化残余做出尖锐批判吗?

池莉:没有。我无意于批判男或者女。更没有研究过处女情结是否封建文化残余。我只希望能够写出男人或女人生活史当中的某些秘而不宣的真相。

记者:钟欣婷这个“90后”也很有意思。她还是个从小对自己说“不哭”的女鲁迅,奉行“一个都不宽恕”的准则,能通篇背诵《记念刘和珍君》。后来读了《生活秀》,来双扬的妹妹来双瑷,也被评价为有鲁迅风格,且会下意识地模仿鲁迅的风格说话。你还在其他小说里写到鲁迅。总的来说,你笔下那些有鲁迅风格的人物,和生活环境有点格格不入,也不怎么招人喜欢。

池莉:大概因为只有鲁迅,既是一个伟人,一个正面人物,又是特别有个性的。那么也就很容易为一类有个性的人们引为榜样。钟欣婷也不例外。人做事情,往往都需要借助伟人作为自己的心理力量。

记者:小说总体给我感觉,你写得很理性,也体现出了你对人物隐秘心理的精准把握,以及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强大控制力。但对人物非理性的层面的叙述与探讨,或许是还可以再深入的。你以为呢?

池莉:或许吧。可惜有时候,一个作家能够写到哪一步,并不是完全可以任性的。

记者:读完小说,感觉你写作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把各种因果关系梳理得非常清楚,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所谓“难言处尤其明晓”。你是不是特别注重因果关系?如果说很多事物都能以因果给出解释,又该怎样理解一些偶然的因素?

池莉:我倒是没有特意去梳理什么因果关系。只是着力写了不同人物之间的互为生存语境。这种语境交织成为一股股生活流,最后的漩涡必然出现。所谓倒推历史,恍然大悟。

记者:小说里钟永胜成了家里的独苗后,用自行车载着父亲最后一次回基址的家,在快见到岗哨前,父亲要求他停下,对着街上一根电线杆子发誓,从此开始,他必须尽快结婚、生子、复兴钟家。他们都以为,社会再怎么变,电线杆位置都不可能变。但没过多少年,电线杆子就不见了。通过这么一个细节,你可谓写出了生活的常与变。以我的印象,你并不是一味写生活流,实则挺关注大时代的。只不过你着重的是细节叙述。这个故事有原型吗?还是你想象出来的?

池莉:没有完全的原型,也不是完全的想象。小说细节的冒出,大概是我脑子里头各种思维的化学反应吧。

记者:两大家族三代人物里,也就钟永胜父母,你没有单节叙述,也没给出名字,只以“钟父”“钟母”代之。你是有意省略吗?应该说,在钟鑫涛家族里,自钟父开始,就贯穿了“尽快结婚、生子、复兴钟家”的使命意识,但独独到钟鑫涛这一代出现了意外。从我的阅读看,这样的省略像是强调了他们的符号意义。

池莉:是的。即便人物有姓名,更多也是符号意义。

我只是写个人的人生、写个人生活史、个人在城市生态中的命运史

记者:《大树小虫》第一章八节中的任何一节,都给我感觉有完整性。我就想,第一章会不会给读者几个中篇组合在一起的印象?还有第一章里写了那么多故事,实际上都冲向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2015年。你在每一节人物的叙述最后都点名了这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看,给人一唱三叹的感觉,但同时又让小说多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感。你是有意为之吗?为何设置这样的结构?

池莉:当然是有意的。我希望每一节,都能够有独立的阅读意味。同时又能够在其他章节反复回旋。整部小说形成一个复式结构。正如你说,一唱三叹。就我这部长篇的内容来说,我喜欢它是几个声部的感觉。

记者:小说读下来,的确给人多声部的感觉。两个家族中的不同人物,在经历上自然会有所交集。所以,展现多种视角,又不给人重复的感觉,是颇能体现写作难度的。你写的时候,是否考量过这个问题?

池莉:考量过的:多声部,复调式,表面与暗藏的两股交叉主旋律,逐渐明朗化,难度相当大。这次的写作,我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大胆创新了。呵呵。因为作为读者,我个人最不喜欢平铺直叙的大长篇。

记者:在这部小说里,你通过人物命运的呈现,把这近百年里发生的大事件,都差不多涵盖进去了。我想,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应该在材料准备上,很是下过一番功夫。

池莉:是的,这部长篇准备时间很长,除了各种资料以外,主要我在等待自己的成长。长到我的视线能够了解与看透上下三代人。时刻要求自己智力成长,这是一桩最辛苦的事情。也往往吃力不讨好。好在我还是在获得清晰视线的时刻,写完了这部大长篇。

记者:小说时间下限是2015年年底,可以说非常当下。怎么写出和你不同代际的“80后”、“90后”这些人物的当下生活和心态,你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池莉:对于作家来说,能够写各种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性别的人,不同职业的人,是一个基本功。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功,就不要吃这碗饭。

记者:总体上看,你的作品主要以城市市民为表现对象,这部小说聚焦的是中等收入人群。以我的感觉,你写市民的时候,视角拉得更近一些,似乎你自己就身在其中。写中等收入人群,则多了一份审视的态度,批判性也更强了。

池莉:我不觉得中国已经有形成地球村话语中的那个“中产阶级”。仅仅,我只是写个人的人生、写个人生活史、个人在城市生态中的命运史,同时经由个人生活与命运反射中国城市近一百年的文化发展形态。

记者:《大树小虫》是一部很当下的小说,但你似乎比较少用流行的网络热词,是不是因为不太信任网络语言?但你对语言的更新应该说是挺敏感的。

池莉:我的思考与力求只是:什么人物说什么话。我不会刻意用什么流行语言,也不刻意用不流行的语言。更不存在是否信任某种语言。如果信任语言,我就不用写作了;如果不信任语言,我更不用写作了。

记者:你近些年的小说,似乎都是直接出书的,没有先在刊物上发表。对此,你有怎样的考虑?

池莉:没有考虑。我好像真没有想到这一类问题。没有完稿之前,我全力投入写作,心无旁骛。写完碰巧有刊物约稿,时间如果合适,也会给刊物。不凑巧,也就直接给出版社了。

 

 

责任编辑: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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