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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下午(小说)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蓝石 时间:2019-03-30

 

天空明亮、通透,空气中漂浮着尘土干燥的气息。走在阳光下,汗一点点从皮肤毛孔里渗出来,我只能贴墙根,挑房檐下的背阴处走,这样凉爽些,但此时是正午,并没有太多的背阴让我走。街道空旷,燥热。我无聊地闭上眼睛,故意走得歪歪斜斜,眼前的世界毛茸茸黄嫩嫩的,像只安静的小鸡仔儿。偶尔撞到一棵胳膊粗的小树上,不疼,弹回来,继续走。这条路地处皇姑屯火车站货场的铁路沿线,两边住户不多,堵头的山墙都有红色的铁路徽标,看样子是家属宿舍。房子建得横平竖直,除了房号,别无二致。“冰棍,冰棍的卖。”老太太干瘪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她穿着白围裙,戴白帽子,推着冰棍车,她太老了,背驼成一条弯曲的直线。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兜里很难有五分钱的。汽笛声从转弯处的三洞桥道口传来,撕心裂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大团大团的蒸汽冲向云霄,湛蓝的天空瞬间稀释、漂白。

如今,当我回首童年往事,这个画面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挥之不去。另一个是夏天,刮大风的天气,冶炼厂高耸的大烟囱刮下来片片黑屑,漫天飞舞,天地昏黄,伴随着浓烈的硫磺的气味。家家户户窗门紧闭,但那些黑屑还是固执地钻进屋子里,呛得人不停的咳嗽,眼睛干涩,人们不得不闭紧嘴巴,尽量用手势交流,打招呼。但很少有人抱怨。冶炼厂是我们周围居民引以为豪的,据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冶炼厂,有两万多人在此工作。每天上下班,人潮汹涌,场面蔚为壮观。我家院子里的邻居差不多一半是这个厂的职工。即使下了班回家,他们也喜欢穿着“冶炼厂”标记的工作服,或厂里以各种名义奖励的跨栏背心,端着印有厂名的茶缸子,坐在路灯下,聊起白天的工作,总是气宇轩昂,口气里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多年后,我不经意间发现,他们的寿命要比一般人短得多。尤其是在铅冶炼车间上过班的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总之,这些记忆都发生在炎炎夏季,而那些更具东北特色的暴风雪天气,反倒记忆不深。当然,它们可能存留在记忆的另一个角落,说不上什么时候会自己蹦出来。

我每天放学要比别的同学走得晚一些也慢一些。晚是因为,我要去学校后面的草丛中逮蛐蛐,那里有一大片又高又密的杂草和灌木,但逮到一只满意的蛐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胳膊、腿上划出的一道道红印子,伴随我整个夏天,蛰的人痒得不行,又不敢挠。我把逮到的蛐蛐,放在准备好的棕色药瓶里,药瓶的底部事先垫上湿润的泥土,瓶盖上扎了透气孔。当我直起疲惫酸麻的双腿,走到街道上,此时,我的同学们可能在吃午饭,家近的甚至已经进入到睡意昏沉的梦中。慢一些的原因是,我要到母亲单位解决午饭问题。我父母是双职工,我是家里的独子,他们不忍心让我中午回家吃凉饭,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使用煤气罐,怕出事。我们小学生上半天学,十一点放学,母亲单位的开饭时间是十二点整。我从学校走到母亲单位再慢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母亲在副食商店工作,在那里卖酱菜。别人都穿白大褂,只有母亲的岗位穿蓝大褂,就连卖鱼卖肉的也穿着白大褂,尽管看上去油腻腻的有些恶心。母亲身上永远有一股酸酸咸咸的腐烂味道,经久不散,但并不难闻。起码我不觉得。母亲原来在布匹组,不知怎么就被调到了这里。布匹组挨着卖日用品的,一年四季香喷喷的,虽然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但干净清闲,事不多。虽然是副食商店,但那里的食堂吃得很单调,冬天是白菜或萝卜炖土豆,其它的时间是白菜炖粉条,几块棒骨沉在锅底。偶尔换成白菜炖豆腐就像过节。排队打饭时,人们说话的声音要比平时大很多,笑声也爽朗些。有一天,轮到我妈打饭,我突然从背后松开牵着我妈衣襟的手,对锅边的吴师傅大声说,“从浮上撇,浮上有油。”那些大人全都笑了,一个劲地夸我聪明。我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本来我还想问一句,每天沉在锅底的那几块棒骨都去哪了?因为我和我妈可一块没吃过。想想就算了。我说的这些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之前的事情,到了三年级,我妈坐进了办公室,当上了副食商店革委会主任,成了忙人,我就被我妈打发去我爸的单位吃午饭了。我爸在粮店上班,与我从学校到我妈的副食商店的距离相差无几,只是分处两个方向,一东一西。小说开头的描写就是发生在我去我爸单位吃午饭的路上。

我妈每天早出晚归,脚下生风,腋下夹着人造革皮包,骑一辆破旧的二八型红旗牌自行车,脚尖勉强够得到脚蹬子,东一趟西一趟,不知道忙些什么。她顾不上我。我妈叮嘱我,要密切注意我爸和周阿姨的动向,听他们每天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尤其要注意他们之间的悄悄话。见我心不在焉,我妈加重语气,说,“你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家。你不想你爸犯老吴那样的生活作风错误吧?”我终于明白了我妈的意思。老吴原来是副食商店的经理,总是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穿中山服,因为“搞破鞋”被抓现行,发配到食堂打饭。每天中午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后勤组的大屋子里抽烟、喝茶。老吴站在地中央,脖子上挂着块牌子,牌子上画着一双裂开口的破皮鞋。我妈让每个人发言,批判老吴,警示他人。大家不咸不淡地说几句,拍拍老吴的肩膀,老吴笑嘻嘻地,边上就有人踢他一脚,让他老实点,搞破鞋是什么美事吗?不是真踢,踢完还给他递根烟,点上。老吴就咳嗽一声,挺直身板。有时候老吴突然说,“老刘太太,我憋不住了,要撒尿。”我妈不理他,他就双手作揖,“刘主任,求你了。我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尿地上吧。那样我不又得犯一次生活错误吗?”众人大笑。我妈没辙,这才应允,气派十足地一甩头,怕老吴出门把牌子摘了,就派个男同志跟着。老吴出门后,还是第一时间把牌子反过来,光面朝外,一路闪展腾挪,碰到熟人,被拦住去路,“老吴,大中午的,你胸前挂个牌子干嘛?我看看后面写的什么?”老吴就笑嘻嘻地推推当当,绕路走。其实,问的人知道老吴的情况,故意逗他呢。

和老吴“搞破鞋”的女人也在会场,搬把小板凳,坐在靠外的门前,头抵门框,望天,面无表情。批判会上,从没人提及她的名字,更没有批判她的只言片语。好像老吴是自己跟自己搞的破鞋。女人梳五号头,白皙瘦高,脖子像天鹅,长长的,没有一丝褶皱。女人姓丁,跟我妈一个组的,是之前的布匹组。那时候丁阿姨和我妈好得恨不能成一个人,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吃饭都是头碰头。我们家晚上要是做什么好吃的,我妈下班准拉上丁阿姨,去家里一起吃。我和我妈也去过丁阿姨的家吃晚饭。丁阿姨家离我们家不远,她丈夫个子高,人瘦的像根灯绳,走路摇摇晃晃,一只手总是捂着肚子,炒菜都用一只手。丁叔叔会做菜,溜炒烹炸,尤擅煎带鱼,外焦里嫩,怎么吃都吃不够。我妈、丁阿姨坐在炕沿上,翘着腿喝茶聊天,我妈过意不去,想下地帮忙打打下手,丁阿姨坚决不允许。我们就等着吃现成的。有时候,她们姐俩高兴还喝两盅白酒。回来的路上,我妈告诉我,丁阿姨的丈夫外号叫“半拉儿肺子”,因为他只有半个肺,就是说他的肺的另一半做手术切掉了。至于为什么,没说。丁阿姨没有小孩,对我很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她陪我在柜台里玩,教我唱儿歌,如果我学得快,丁阿姨就牵着我的手,去水果组买苹果、鸭梨,专挑又好又大的买,不像我妈买回家的水果都是烂的,是商店内部下班前的处理品,回家得关上门,用钢勺挖掉一半,赶紧洗了吃,怕放不住,也怕万一邻居来串门看见。后来不知怎么我妈被调到了酱菜组,两人就此结了仇,走个碰头,两人的眼神都是恶狠狠的,像是要吃了对方。

粮店窄小、逼仄,但有时候仍显得空荡,除了买粮的,没人闲着没事到粮店去逛,也不会逗留。粮店的经营品种比之副食商店就单调多了,主要是米面油,三大类。米包括大米、高粱米、小米,面有白面、玉米面、挂面,油是豆油、菜籽油。粮店的三分之二是库房,摞着层层叠叠的米面,稍一触碰,就灰尘暴土。窗口是两个收款员,后面靠墙并排两张桌坐着我爸和周姨。我爸是会计,周姨是出纳,所以,两人经常说话,对账,甚至头碰头。我就假装在他们的桌子底下玩耍,偷听。我爸说点什么,周姨都笑得合不拢嘴,用左手的手背挡着,另一只手夹着圆珠笔,摁在算盘上,有时候她大概嫌自己的笑声不足以表达她喜悦的心情,就晃动算盘,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周姨说什么,我爸也笑,但不出声,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内扣,紧绷着,像挺不好意思的。我从没见过我爸在家里这么笑过。我爸在家特别喜欢放屁,放的时候,屁股还翘起一边,放得很响,一串一串的。像恶作剧。我妈批评我爸,我爸就振振有词地说,“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要不就是“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我以为我爸在粮店也会时不时的放个响屁,那会让我很尴尬的,但没有,一次都没有。我爸人很爱干净,四个兜的中山服自己洗自己熨,皮鞋锃光瓦亮,走在街上像个了不起的大干部。上厕所蹲坑,甭管多着急,都要把裤脚先翻起来,用夹子夹住。我爸每天下班三件事:喝酒、泡脚、看《参考消息》,雷打不动。即便我妈当了副食商店的主任,下班多晚,都是我妈回来现做饭。我妈心疼我饿着,就免不了边做饭边唠叨几句,他就当听不见,倒是把我妈气得够呛,拎着炒菜的铲子,跑到他耳朵边嚷嚷。我爸不急不恼,他从不跟我妈吵架、拌嘴。店主任姓朱,四十多岁,他的头发、胡子一天到晚都是白的,只有下了班,洗完脸,才重新变黑。人一下子年轻十岁。店里有个小伙子,病病歪歪,眼神黯淡,成天没精打采的,像个哑巴,热心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不看。每个粮店都要配置一至两个男青年,粮食怕发霉,得经常倒垛、码垛,货多的时候,垛要码到天花板那么高,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其他的是三个中年妇女,站在柜台前,从米面箱子里,用撮子给顾客称米称面,活儿相对轻松些。

粮店后院倒是很宽敞,与居民房挨着,种了几棵桃树,但每年桃还没熟透,就被人吃光了,也种了些应季的蔬菜,长到半大,粮店的人就赶紧摘,不然晚了吃不到嘴里。院墙的堵头有一间小锅炉房,用来烧水,热饭,冬季取暖。一条土狗栓着铁链子,靠墙根,是黄色的,但有杂毛,黑的白的都有。狗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两平米。只有下了班,打更的老头才会放开它在后院里活动活动,也可以说是巡视,以防小偷盗窃。店里还有一只猫,也是黄色的,负责抓老鼠。那只猫的头很小,肚子却鼓鼓囊囊,都快耷拉到地上了,肥胖的屁股走起路来,一跩一跩的。它只能逮死老鼠,严格地说,还不是逮,是发现,它发现死老鼠,并不叼起来,向主人邀功,而是跳出一米开外,但它发出的叫声很响亮,凄凄惨惨,像被人踩住了脖子。我相信,不仅老鼠害怕,人听了也毛骨悚然。它忠于职守,从不迈出大门一步,顶多在门口或窗台上对着那条黄狗凄厉地叫上几声,等到狗不耐烦地看它一眼,它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趴在面垛上昏睡、打盹,像个功臣,旁若无人。它打哈欠像人,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只手在腮帮子上蹭来蹭去,挺不耐烦的样子。

朱主任的家就住在粮店后院那趟居民房,推开窗,一跳,就进后院了。但朱主任为了避嫌,每天上下班只走正门,毕竟那年代还是“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他的儿子朱旭到粮店来玩才跳窗子,扑通一声,笨拙的身子扬起一阵尘土。我正坐在院子的阴影里斗蛐蛐,被他吓一跳。朱旭大我一年级,但比我长三岁。我父母是双职工,我提前上了一年学,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朱旭是降级包。至于他为什么降级,我等会儿说。朱旭嘻嘻笑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不说话,围着我转圈。这让我有些害怕。“咱俩掐一场。”他终于开口了。朱旭的意思是,他从地上几个装蛐蛐的瓶子选一个,和我的蛐蛐斗。一个人斗蛐蛐是挺没意思的。斗蛐蛐就应该两个人,与其说斗蛐蛐,不如说是斗人。他每次都挑瓶子大的里的蛐蛐,他认为好蛐蛐就应该装在大瓶子里。这没错。后来,我学尖了,把“皮毛”好的蛐蛐,装在小瓶子里。但他只认大瓶子。我觉得他脑子不会转弯,也有点蠢。其实,即便他挑到好蛐蛐,也未必斗得过我。蛐蛐质量好固然重要,但会不会斗,或者说掌没掌握斗蛐蛐的技巧,同样重要。斗蛐蛐的场子是罐头瓶子,每次都是他的蛐蛐先放,蛐蛐一放进去,就嘟嘟叫,仿佛是在警告对手,这里是我的地盘。我的蛐蛐放之前,都要在我的手上先“遛一遛”,两只手手心朝上,不紧不慢倒腾几个来回,相当于热身。我小心翼翼地把蛐蛐贴着瓶子边,放进去。他要马上“掐一场”,我不同意,我要让我的蛐蛐在里面适应下场地。同时,我手里的细米棍在蛐蛐的触须处,轻轻撩拨,以刺激它的斗志。他的蛐蛐左冲右突,累得直喘粗气,我就是不让其近前。直到我觉得它累的差不多了,才让朱旭喊一二三,开始。结果每次都是我赢,毫无疑问。这让他困惑不解,他恼怒地用细米棍戳掉了我的蛐蛐的一条腿。我心疼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忍住了。还有一次,朱旭输急了,把我装蛐蛐的瓶子,一个个摔在墙上。在沉闷的午后,那些声音显得格外刺耳,我发疯似的扑上去,双手在他高大肥胖身前挥来舞去,朱旭一只手臂平伸,使得我的双手不得近前。我流着眼泪,像是在跟空气搏斗。他却嘻嘻笑着,且战且退,直到看见那条黄狗,才吓得“啊”的怪叫,跳起来,但黄狗的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换个姿势,接着睡。那只肥硕的猫在窗台上见此情景发出凄厉的哀嚎,叫声引出了我爸和朱主任。

“你怎么动手打人呢。”我爸愤怒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抬腿给了我屁股一脚。“是他先摔我蛐蛐瓶子的。”“明明是你输不起,自己生气摔的,怎么赖起我来了。”朱旭委屈地大声说。“他年龄小,你要照顾他。你要有当哥哥的样子。”老朱扯了把朱旭的耳朵。“谁稀罕让他照顾。”我说。老朱撇了我爸一眼,“小旭,回家自己玩去。”“他能在这里玩,我为什么不能?你还是主任呢。”“小光,你跟我进屋。”我爸不由分说,拽我就走。我的胳膊被拽脱臼过两次了,一次是我妈,一次是我爸。但都不严重,我家对面的老中医孔大夫医术了得,他边捏捏摁摁边和我说着话,然后猛地一拉一拽,随着“咔吧“一声,接上了。我不知道他们大人为什么总喜欢拽小孩子的胳膊。朱旭躲在他爸的身后冲我扮了个鬼脸。

下班的路上,我爸告诉我,朱旭的头去年让一块从三楼掉下来的石头砸过,差点要了他的小命,所以才休学一年。“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打架,不然会‘沾包’的。”至于为什么“粘包”,我爸没来得及说,我们就已经到家了。

大多数时候,朱旭并不讨厌,还很随和,我玩什么他都响应。下军旗、下跳棋,有时候打扑克,但这些我都玩不过他。他甚至让我摸过他受伤的头。我摸了,他的头顶像一块豆腐,忽忽悠悠的。我一阵心悸。“能好吗?”“这已经是好了的。你下次要是再敢跟我动手,我就把头往墙上撞,让你家养我一辈子。”“我才不跟你打架呢。”我吓得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他哈哈大笑起来,抖动着肩膀,头伸向我,学着街上流氓打架的样子,“来,有本事往这儿打。”然后,大摇大摆地在我身边绕来绕去。他的模样有些滑稽,但我笑不出来。一想起朱旭颤颤悠悠的头顶,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朱旭说他打架很厉害,同学都怕他,他还说他的头是跟高年级同学打架打的。我知道他在吹牛。那时候,我俩经常蹲在后院锅炉房的门槛上聊天,那里背阴,很安静,东扯西扯,漫无目的。我俩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想了解他还是很容易的,毕竟都在附近住着,两个学校离得也不远。朱旭虽然长得高,体格也结实,但他从不打架,甚至经常被人欺负。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事实的确如此。我和他一块儿玩了整个夏天,没看见一个同学来找过他。看见有同学和家长来买粮,他就笨拙地躲在仓库的面垛子后面,很紧张很害羞的样子。我俩进入粮店的仓库次数并不多,原因是我爸不让我进,以免丢失东西,说不清楚。但我爸是在办公室上班,我们溜进去,他轻易看不见,别的人不管我们。我们进去是偷花生米,粮店进的花生米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每人才供应半斤。我们每人只抓一小把,放在裤兜里,跑到锅炉房去吃。一个粒一个粒,抛向空中,用嘴巴接住,然后细嚼慢咽,掉地上的就捡起来吹吹,再抛一次。实在馋了,就再进去一次,顶多这样。

没话说的时候,朱旭就唱歌。开始他唱得嘻嘻哈哈,拿腔作调,后来就不笑了。朱旭唱的是“黄歌”,其实就是哥哥长妹妹短的,但不能让别人听见。现在说起来很可笑。我还帮他抄过歌词,我的字写得好看,一笔一划,规规整整,这让朱旭啧啧称奇。他的字缺胳膊断腿,像狗扒拉的,难看死了。朱旭带我去过一次他家。我俩是翻窗户进去的。朱旭为奖励我,亲自动手做了个大米饭炒鸡蛋,放了很多油,够我一家人吃的。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得意地说,“我家有的是油,豆油、菜籽油,我家天天吃大米白面,从来不吃苞米面、高粱米。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外人,听见没?”我木然地点点头。我想到朱主任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以店为家的操劳劲儿,第一次觉得人其实挺复杂的。

我俩很少去外面玩。一是附近实在没什么可玩的,一排连一排的平房,连家小铺都没有。我们东北管小一些的商店叫小铺。铁路货场看得又严,轻易进不去,也怕被抓住。那里倒是有许多拉水果的货车,但抓住就不得了,得干活,和泥、搬砖、除草,傍晚才打电话让家长领回去。所以,那一带一向是大孩子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方向是朝鲜人居住区,汉族的孩子打此经过,都要小心翼翼,贴墙根走,因为不知道会从哪里突然窜出来一群拿着竹扫帚的半大孩子,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是一顿猛抽,抽得你遍体鳞伤,仓皇出逃。我就亲历过一次。幸亏跑得快,只挨了一竹扫帚,但还是抹了一个礼拜的紫药水。

能够让我俩放心折腾的地方,只有粮店后面那个院子。朱旭怕狗,他叫那只狗为“恶霸地主”,因为他被它咬过。那只狗对我很温顺,喜欢用它的大脑袋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咬朱旭是个意外,但那只狗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拴了起来,以防不测。即便如此,朱旭见了它还是绕道走,笨拙的身子一蹦一跳的,很好玩。

朱旭实在无聊的时候,就拎着锅炉房刚刚烧开的水壶,顺着墙根寻找蚂蚁洞穴,然后充满快感地把热水灌进去。他灌的水足够那些蚂蚁开游泳池了,那些死蚂蚁漂浮在上面,打着卷。他还把抓到的蚂螂(学名蜻蜓)翅膀薅掉一半,再用我斗蛐蛐的细米棍捅进蚂绫的尾巴,然后,抛向空中。我们看着蚂螂挣扎着在不远处摇摇晃晃的坠落、挣扎,痛苦地死去。最残忍的是,他用石头砸碎的玻璃碴喂过鸽子,鸽子当着我俩的面居然头一点一点地吃了,大概是出于信任吧。那只鸽子是白色的,雪白雪白,不含一点杂毛,经常在下午飞到院子里找米粒吃,与我们相处的一向友好。我们叫它“单独行动”,因为鸽子通常是一群一群的飞。粮店的地上是少不了米粒的。从此,“单独行动”再没有飞来过。

有一天,朱旭在门缝指着正在买粮的一个高个子女孩,神神秘秘地问我,“你觉得她长的好看吗?”我的脸红了。我从来没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他拿胳膊肘怼我。“挺好的。”我的声音很小。“她是我同学。我的头受伤的时候,她自己来我家看过我。”“真的!”这回轮到他脸红了。

我憋了泡尿,转身走开。他在后面喊,“你去干什么?”“撒尿。”朱旭也跑出来。我俩并排站在墙根下。“你能吱多高?”我后退一步,卯足劲,边撒尿边背躬身体,在墙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记,但还没有我的个子高。他一笑,“等一下。”他跑进锅炉房,没一会就出来了。“看我的。”他吱出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高度,差不多吱到了房檐那么高,然后横向扫射,恣意磅礴,像一支美妙的画笔。“想学吗?”我点头。他一摆头,我随他进了锅炉房,关上门。他拧开水龙头,“帮我看着点人。”他指了指窗子。朱旭一把褪下短裤,掏出他的那个东西,在水龙头下哗哗地冲起来。他的那个东西长大的样子有点吓人。“你试试。”我犹豫了一下,试了,我的小东西迅速膨胀起来,但要比朱旭小很多。朱旭得意地用手捏了捏自己的,然后开始上下摆弄起来,他冲我扬扬下巴,像是鼓励我。我照做了,有点疼。朱旭闭上眼睛,一只手扶墙,动作飞快。朱主任打开粮店的后门喊朱旭,他没有看见我们,但我俩还是吓得一激灵。朱旭慌乱地把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塞回去,探出头,“什么事?”“没事,我就是告诉你,你俩可别打架呀。”“我们俩好着呢。”朱主任关门回屋了。朱旭回头说,“明天你先这样,再吱就会高出很多。”从那天起,我俩每天都比谁吱的高。我吱得越来越高,但还是没法跟朱旭比。放学去粮店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游戏。吃完午饭,我俩就对着水龙头拼命喝凉水,但一下午最多尿三次,不能再多了。真正让我兴奋的是,每次吱前,我俩都要摆弄一会儿那个小东西。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渴望,并为之着迷。放学路上,我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再玩一个人闭眼睛走路的游戏,而是想着我今天要怎样才能多喝水,怎样才能把尿吱得更高一些。一旦想出点眉目,就归心似箭,两脚生风,书包斜挎着,打在屁股上啪啪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头的汗水。

暑假的第一天,周阿姨领来了她的儿子,小辉。小辉三岁,长得白白净净,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像女孩,很讨人喜欢。中午吃完饭,我和朱旭继续比谁尿得高,小辉在一旁拍手笑。朱旭让小辉也试试,小辉把尿都撒在了地上。“三个人就可以玩藏猫猫了。”朱旭冲我眨眨眼,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之前,我俩实在无聊时我提议过,但被朱旭拒绝了,他觉得那是小孩子才玩的游戏。朱旭回家找了块黑布。我们来到锅炉房。锅炉房的另一头堆放着三轮车的零配件、煤坯、木块,和一摞摞废弃的麻袋、面袋。朱旭蒙上小辉的眼睛,让他先逮我们。朱旭拉我后退一步,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呀?”小辉张开双臂,嘻嘻笑着,想了想,“你是小光哥哥。”小光是我的小名。“你猜对了。”我和朱旭都笑了。我们让小辉面朝墙壁,数三十个数。我藏在煤坯垛的后面,朱旭藏在零配件的角落。小辉张开手臂在锅炉房里磕磕绊绊,四处受阻,有几次眼看着他就要碰到朱旭的头了,但他还是犹豫着转身了。后来,朱旭放了个屁,动静还不小。小辉寻着声音找过来,终于他抓住了朱旭。朱旭还是捏着嗓子用唱歌似的腔调,问,“我是谁呀?”小辉先是咯咯地笑,然后说,“你是小光哥哥。”这次,小辉的回答很肯定。

小辉要把头上的黑布扯下来,朱旭说,“我们还没玩完呢,你还要抓住小旭哥哥。”小辉懂事地点点头。“来,给我掏个鸡儿吃,我就告诉你小旭哥藏在哪里。”小辉的手在裤裆处随意碰了一下,攥成拳头,送到朱旭的嘴边,再松开,同时舌头发出“嗒”的一声。看来这个游戏他玩的挺溜。朱旭捂着嘴,没敢笑出声。“你也掏小光哥哥的鸡儿吃一个。”朱旭站起身,他的那个东西直挺挺地支楞着,冲着小辉的嘴。小辉没反应过来,朱旭一把抓过小辉的手,放在那个东西上面,又放回小辉的嘴前,小辉发出“嗒”的一声。“你想不想真吃一个?”“吃什么?”“小光哥哥的鸡儿呀。”小辉还是没明白,但他的嘴里再次发出“嗒“的一声。朱旭掏出他的那个东西,凑到小辉嘴前,“舔一下也行。”我的心突突地跳,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被朱旭这一疯狂的举动惊呆了。小辉轻轻舔了一下,之后说,“咸。”朱旭转过身,一只手剧烈地抽动起来。“小光哥哥,你在干什么?”朱旭收起家伙,蹲下身,“我们不玩了,游戏结束了。”“不,我还要玩。”“听话,啊。我们下次再玩。记住,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不能告诉任何人,要不然以后就不带你玩了。知道吗?”小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快下班的时候,大家坐在办公室聊天,等打铃。周阿姨问小辉,“小光哥哥对你好不好?”小辉突然笑嘻嘻地对周阿姨说,“小光哥哥吃我的小鸡鸡。”“什么?”我爸腾地站起来,额头撞在桌子的铁皮夹子上。“你胡说,我什么时候那样了。”我本想说是朱旭,但朱旭也没有吃他的小鸡鸡呀。朱旭指指他的头顶,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张了张嘴巴,又咽了口唾沫。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变得很安静。我爸使劲瞪着我,然后缓缓转过头,颤抖着双手,褪下小辉的裤子,几个大人围上前,看着小辉的小鸡鸡,没有吃过的迹象。

“我、我作证,小光就是让他掏个鸡儿吃。没干别的。”朱旭轻松地说。

“说,你是不是又撒谎了?这孩子就爱撒谎。”周阿姨蹲下身问小辉,同时一只手在他的屁股上暗暗使了把劲。小辉点点头,憨憨地笑了。“来,儿子,给妈也掏个鸡儿吃。”小辉在裤裆处比划了一下,递给周阿姨。嘴里发出“嗒”的一声。所有人都笑了。

但从此,周阿姨再没有带小辉来过粮店。也没人提起小辉这件事。

天气渐渐转凉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喜欢爬到房顶上,坐下来,吹风。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是和朱旭。朱旭蠢笨、肥胖,每次都得我在下面扶梯子,他才敢颤颤巍巍往上爬,梯子也被他的颤抖弄得晃晃悠悠的。下来也是,得我先下,然后把梯子扶稳了。很麻烦。所以,我经常趁他不注意,身体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嗖嗖嗖几步蹿上去,玩似的。像个飞檐走壁的行者。他在下面干着急,只能双手作揖,可怜巴巴地哀求我下来。那时候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天空湛蓝如洗,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吐出大团大团的蒸汽,冲向云霄。大孩子们跟着火车飞奔,继而顺势抓住连接处的把手,风吹得衣服像鼓起的帆。他们一点点爬上去,用剪刀剪开包装,扎紧衣服的袖口,开始往里面塞水果,然后给衣服打上死结。火车的速度在减慢。他们与下面接应的人打着招呼,衣服抛下去,被稳稳地接住,双方会意的微笑,挥手庆祝。车上的人抹一把汗水,在火车进站前的一刹那,猴子般敏捷地跳了下去。我心里想,快点长大吧,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扒火车,吃水果像吃萝卜,味道不太好的,随手扔掉,一点不心疼。吃不了的还可以卖钱,买冰棍,买馄饨,买烧饼。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惜,这样有趣的场景并不是随时可见的。粮店房子的举架要比普通民房高出许多,看周围一览无余,所以,即使我没什么热闹可看,我也愿意待在上面,况且,那里风大,吹着舒服。有一天,我听见房山地下有人在争吵,虽然声音很小,也很克制,但因为声音往上走的缘故,我还是听出了我爸的声音。我趴着房檐,向下一看,果真如此。更令我吃惊的是,他旁边推自行车的女人竟然是丁阿姨。丁阿姨脸上淌着泪水,边说话边侧过身用手背抹。他们中间隔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后货架驮着米袋子,车把上挂着油瓶,显然是丁阿姨的。粮店房山是条小路,平时很少有人走。我缩回头,平躺在房瓦上,心里乱糟糟的。我听见丁阿姨断断续续地说“你的败家老娘们,害得我整宿整宿失眠”“你就不能管一管她这个不要脸的泼妇。”“你就忍心看我一天天这么衰老下去!”丁阿姨还用拳头捶我爸的胸脯,咚咚的。我爸边躲闪边说,“你小点声,别被人看见。有什么事,咱们一会儿去你家说,啊。”“你去我家每回就想着干那事,什么时候帮我出过主意。”没一会儿,丁阿姨骑车走了。我爸回粮店骑车跟了出去。我从梯子上下来,朱旭问我,“你去哪儿?”“你管不着。”说完,拔腿就跑。当我跑到丁阿姨家的时候,院门已经锁上了,屋子里拉着窗帘。这难不住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助跑几步,翻身骑上院墙,悄无声息地进了院子。我贴着墙根,蹲在窗下。我听见我爸沉重的喘息声,还有丁阿姨的惨叫声。我怕出人命。一点点起身,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里边看。我看见我爸埋头从后面骑在丁阿姨的身上,身体一晃一晃的。丁阿姨的脸贴在炕席上,双臂前伸,五官扭曲着,披头散发,样子很痛苦,也很难看。后来,丁阿姨扭头跟我爸说着什么,还掐了把我爸皱巴巴的脸蛋。我爸笑笑,抹一把汗水,扭过丁阿姨的头,继续。我翻墙出来,恍恍惚惚,走在大路上,心还砰砰直跳。我绝不会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我妈。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

我爸回来后,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忙手头上的工作。对面的周阿姨鼻子哼了哼,冲我爸翻翻眼皮。我溜到他俩桌子下面看小人书。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喜欢躲在大衣柜里面,胡思乱想,一待半天,直到有人回家,才不得不钻出来。周阿姨低声说,“老王,你别太过分了,大白天的。你再这样,哪天我就告诉我嫂子。”“没有没有,我出去办点事。”“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都知道。少骗我。”周阿姨的脚碰到了我的身体,“咦,小光在底下呀。你什么时候溜进来的?”“刚进来,我在看小人书。”我爸探下身,“出来,外面玩去。”我爬出来,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那天,我和朱旭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花生米,坐在屋顶边嚼边看风景。突然,纵横交错的铁轨处,冒出来一群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和拎着木棒的民兵,那些刚爬上火车的大孩子站在车顶惊慌失措,面面相觑,下面准备接应的人见势不妙,四散开来,场面一时十分混乱。我和朱旭激动地站起来,又蹦又跳,挥舞着双手。朱旭一脚踩在房檐的铁皮上,一出溜,笨拙的身体从房檐上摔了下去,咚地一声,掉在黄狗的身边,那只黄狗正百无聊赖地吐着舌头,扭头“吭哧”就是一口。房檐上的那块铁皮早就松动了,这个我知道。朱旭双手抱头,发出一声声惨叫,原地打着滚。那只黄狗趴回原处,眼睛半闭,看着别处,一副无辜的表情。我看不见黄狗咬在了朱旭哪个部位,是脸上还是头上。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知道了。

马上要开学了,我以后再不想来粮店吃午饭了,也不想去我妈那里吃。我想一个人在家里热饭,甚至自己做饭,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我就可以一下午待在大衣柜里,想自己的心事。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我能照顾好自己。

想到这里,我拍拍身上的尘土,抻了个懒腰,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作者简介:

蓝石,著名作家,现居北京,自由写作。

在《今天》《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芙蓉》《大家》《青年文学》等发表过大量中短篇小说,部分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著有长篇小说《兜比脸干净》《爱谁谁》《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中年期》。首部长篇小说《兜比脸干净》甫一出版即被《长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同时全文转载,被称为“中国新时期第一部为个体户作传的长篇小说”。今年出版的《中年期》再次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

狗子说作家蓝石,“他妄图通过写作,寻求人生何以自救的蛛丝马迹。”但他也无比清楚,他必须赋予他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不彻底的结果:不悲伤,不快乐,只能随时光暗暗变化。

蓝石认为,小说的功能恰似作者与读者的独处,是一种彼此间隐秘的交流。

 

责任编辑: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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