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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红作品里的漂泊意识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熊佳林 时间:2018-09-17
 

 

一生颠沛流离的萧红,仅仅活过了31岁。

 

19116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本名张乃莹。年仅八岁时,生母病故,从此她永失母亲这一方的庇护。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让她在这冰冷的人世间感受到一点点温暖与怜惜。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汪恩甲完婚。19岁的她既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萧红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爱情,像一只扑火的飞蛾。挣扎、彷徨、无助、贫穷、困顿、荒凉的境地,伴随了她的短短一生。直至1942122日,萧红在香港一个小小的临时医务站里,寂寞地走到了终点。她的一生所承受了太多不幸、屈辱和痛苦。

 

 

 

萧红写道:“孤独的内心,孤独并无所凭据……”这如同她给自己一生所下的断语。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命途多舛、多受磨难、饱受情感的困惑,一生受制于寂寞与孤独的牵绊。萧红的小说创作似乎就是写她的悲惨的人生,写她不顺当的人生旅途。她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痛快淋漓地流露在她所创作的小说中,她一生不幸的遭遇,使她的性格忧郁,因而也注定了她的作品具有悲悯深沉的基调,她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去抒写着她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她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述事方式,独特的创作手法去构筑她的小说内容及框架,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作为女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父亲的绝情绝义、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全部苦难——仅仅为了满足温饱的生存、为了逃生的战争苦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种种病痛对身体的折磨……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上海、日本、北京、重庆、香港之间,独自以柔弱之躯抵御着饥饿、寒冷、病魔、战火。

 

漂泊,是烙在萧红短短31年生命中的常态,这种形态,也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笔下的世界。这种漂泊,其一,是生活的漂泊,其二,是寻常人物的命运之无常与漂泊。活着生老病死,人世间风吹雨打,在哀愁中无尽地轮回,生如蝼蚁,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人生何处不是漂零无着呢?

 

 

 

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里,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的麻木,晃若浮萍的孤苦无依而不自知,小团圆媳妇遭虐待后的死,一切,都像死水上略过的波澜,不曾让那个苦难的世界改变半分。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像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被众人围观——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但其深刻、独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内涵,超越了时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读者体验到它对心灵的震憾,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名。

 

 

萧红的小说,她散文化的小说风格自成一格,而且她的《生死场》越轨的笔致,自然奔放,细腻的笔触里带着粗犷;《呼兰河传》抒情、凄美,像一部叙事诗、风俗画;《马伯乐》幽默、诙谐,极具讽刺意味。葛浩文甚至认为《马伯乐》的成熟度超过《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样看来萧红每部小说的风格和特点也是各不相同的。

 

萧红的作品虽然没有鲁迅那样的锋芒,也没有塑造出“阿Q、祥林嫂、孔乙己、狂人”这样经典的人物形象,但就从作品的批判精神上看,她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的主题的。她的《生死场》的主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高声呐喊,《呼兰河传》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反封建的文化小说。所以说她的批判意识在女作家中是最突出的。即使和茅盾、巴金、老舍相比,尽管没有他们作品那么宏大,就其战斗精神来比较也不是逊色的。难怪《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她的处境是艰难的,她逃家、逃婚,但时刻可能重新轮回到千年来那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当中。当我们看到她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孕妇,在哈尔滨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这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命运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此时此景,人们显然无法想到她将来竟然会有如此的创造力爆发。  

 

 

 

但自由毕竟是对自身生命内在渴求的一种唤醒,了解自由之可贵之后,人便再也不会回到压迫与黑暗之中去了。因而,萧红的这种挣扎的努力,便分外动人。当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与萧军相爱相遇,这种奇妙的爱情,在林贤治笔下就像一场奇迹。然而,萧军未必就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萧红,这对一度相濡以沫的苦命鸳鸯,从文学才华上讲,萧军不如萧红,已成定论;但萧军对自由的理解乃至追求,也远不如萧红那样,是直觉,是生命深处的渴求。 

 

 

 

身为女性,萧红要承受的艰辛,远比同时代的男性要多。但这并非全部是女性这个性别给她的,更是这个男权社会所谓约定俗成的观念的压迫。即便萧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穷困,但她依然不能在那些和她一样的新青年中得到足够的认同与尊重。在很多场合,她被称为“萧军的夫人”,而非“萧红”。而萧红的“折腾”,正在于,她不甘为任何人的附庸,她是她自己的,她要以个体的名义,去开拓更多的自由。幸好萧红有创作。这是她抵抗一切苦难的武器。当她进入写作,异常美好,在写作中,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写作才是她人生中自由的时刻,因为写作,是全然的性灵的宣泄,是物与我游、天人合一的境地。基于这种对写作宗教般的虔诚,萧红也不认同那种将写作当作“救亡工具”的观点,这是她和全部左右翼文人的最大区别,她坚持写作的纯粹。  

 

 

首先她真是一个天才,她这种写作的才能就像东北野地里长出的大豆、玉米、高粱一样极其天然、纯净。庄子里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刘小枫曾编一本书,叫做《沉重的肉身》。如果我们承认这种两分法,那么灵魂渴望飞升属于轻,而肉体滞重向下属于重,这是每个人内在的带有先验性质的冲突。那么,肉身本身便是自由的牢笼。在人们奋斗以获得更多的自由的时候,要战胜的,不但是外在的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肉身滞重给人的下坠。而在这个冲突中,必然将勃发出巨大能量。在我的理解中,萧红的全部作品,不应该仅仅叫做她的“艺术成就”,而是她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迸发的那种炫目光彩。一位仅活到了31岁的女性,短暂的漂泊的一生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呢?

 

 

 

萧红写底层人物,贫困的人,对人是满怀同情之感的,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漂泊无依,一生穷困,在生活的压力和自由的尊严之间挣扎的女性。尽管生命如此艰难悲怆,却掩不住萧红文学上的光芒。她几乎算得上文学天才,根本没经过正规的学习和训练,从二十一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她离世不过十年的时间,而且这十年是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她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多万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她的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散文化,像诗一样美丽的、淳朴的语言,构画出她的小说背景,而这样的背景在她的小说中占据了比故事情节更重要的地位,这恐怕是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最独树一帜的风格了。当你读着她的小说,就好像在看一部电影,好像有一只镜头在慢慢地滑过那些故乡的场景,镜头由前到后,由远到近,向你呈现大地、河流、树木、街道、住宅、园子、倭瓜花、蝴蝶……一幕一幕,非常生动细腻的场景。她的文字有一种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那种,好像在唤起着你内心的温情,对生命的无比热爱。我惊讶于这样的文字,尤其这样的文字,出自于一个常年与饥饿、寒冷、疾病挣扎着的人笔下时。在镜头扫过这些广阔而诗意的大地后,她的主人公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来了,仿佛是无意地,什么也不知道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赶车的、放羊的、磨豆腐的、卖麻花的、跳大神的……你能感觉到那镜头后有一双满含热泪的眼睛,怀着无限的悲悯。因为无法回到故乡,在不断的漂泊流转中,故乡变得日益温暖亲切起来,她热爱着故乡的一切,包括那里的天空大地,包括那里的牛马猪羊,包括那里一辈子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生生死死的乡亲同胞。不需要任何的创作技巧,不需要任何的绞尽脑汁,她只是怀着对故乡的一腔热情一腔爱,一切的一切,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汩汩流下,成就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以上诸方面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不是只从女性作家的范围去评价,难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评价萧红作品时说:“萧红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萧红象一道彩虹曾经掠过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上空,并将永远闪烁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空,历史会见证她的文学地位和她的人性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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