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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文学声波

来源:中华文学选刊 作者:王敦 时间:2020-09-09

——智能手机时代的文学收听

 

编者按

随着移动传播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各种新兴媒体与应用程序,已渗透进当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或许并非受冲击最为剧烈的领域,然而新媒体对于文学生态与文学传播的影响,同样可以举出太多具体的例证。就像照相机、留声机、印刷机曾在文明进程中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看、听、读的方式,并影响到绘画、音乐以及包含文学在内的文化生产机制,当下的媒介之变也在塑造新的阅听方式与交流场景,让文学以不同的路径和形态进入我们的生活。

谈及移动传播时代的阅听方式,人们常会用“碎片化”之类的说法来形容。可是在传播方式上适应当代人利用碎片时间获取信息的习惯,是否必然要以内容丧失深度为代价呢?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新媒体平台推出了人文类的音频内容,并广受用户欢迎。本期“聚焦”栏目便由此切入,所选载的内容分别来自“中读”“一席”“跳岛FM”“得到”等平台,涉及古今中外各类文学话题,其最初的形态皆非文字,而是各种形态的“声音”:音频课程、线上演讲与播客。

从这些以数字化形态划过天际、抵达耳边的“文学声波”中,可以捕捉到哪些信息,激发出哪些思考?对于写作者/主讲者而言,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对虚拟的听众,谈论具有一定专业性的话题,意味着什么?传播平台的属性乃至运作逻辑,与作者的表达惯习和审美取向之间会不会产生摩擦或错位?其中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契机,催生出不同于教科书模板与评论语式的谈论、解析文学之新方式?这里选载的几篇讲稿与实录,或许能带给我们启发。而特约专稿《永不消逝的文学声波?》,则基于历史与理论的纵深视野,从“声音研究”与“听觉性”的角度提供了延展思考的线索。

新媒体之“新”,并非与“旧”的全然割裂。这里所列举的几种内容样态,其实也是把课堂、讲坛、沙龙里的教授、演说与对谈,转化到新的场景之中。当然,这样的转化并非不同载体之间的“平行转移”,必然伴随着各种“形质变化”。但不曾变化的,是人与文学、人与人的相遇。在新媒体场景中谈论文学,恰恰意味着要重新学习在表达与对话中激活文学的潜能,在读者和作者、文学与生活之间建立起更多可能的联结。

 

这篇文章要探讨的是:在当代的媒介应用条件之下,特别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不断推陈出新的音频类应用,能否把文学消费的途径从“用眼睛看”给“掰”到“用耳朵听”这边来?也就是说,文学能否借助APP、微信以及播客等客户端,变得更加“可听”?至今“驻颜有术”的古老的文学,会因此而活得更加滋润,还是更加憔悴?既然我们身处“消费社会”,就得从文学消费的角度来设身处地地发问:

通过手机来收听文学类内容(既包括收听文学作品朗读本身,也包括收听别人对文学的谈论)的体验,现在很多人都有吗?这一笼统的人群,又可以细分为怎样的“分众”?

就如同“苹果”和“安卓”是两套系统,视觉性思维和听觉性思维也是两套独立的反射弧机制。那么,当基于智能手机开发出更多的听觉性文学产品,把文学内容从对实体书、阅读器和手机屏幕的把玩凝视,移植为借助耳机和功放的倾听模式之时,文学体验的反射弧是否依然舒适、惬意、收放自如?

再说消费者的收听方式。对于这样的伴随式倾听,人们是愿意借助耳机,达成流动不居的(流动在通勤、购物、健身等场合)、私人化的(耳机是具备隐秘性特征的——你听得到,别人听不到)体验,还是愿意借助于音箱等功放设备,在固定的私人空间(比如居所)或公共空间(比如书店、咖啡馆),达成有声的在场陪伴,营造虚拟的“我们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独”?

虽然每一位文学“客户”都是独特的,视觉性和听觉性反射弧各异,但对这些问题的研判也并非毫无“算法”——可以把问题拆分为几个方面来求解,包括跟文学本身相关的问题,也包括听觉性、视觉性、媒介技术、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而在剥洋葱一般把复杂问题进行拆分讨论的同时,还需要随时凸显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先从文学本身说起。姑且把文学定义为“由语言符号所构成,从神话、传说、巫术仪式、史诗等所源起,集娱乐、审美、寓教于乐于一体的表意综合体”,那么毫无疑问,在文字符号被发明之前,文学的载体必然就是声音。也就是说,文学反射弧的构建,最初是从听觉而非视觉开始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用嘴巴说、用耳朵听的,并且口耳相传。

这情形也许就如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写的:“原始人可是些头发蓬乱的听众,围坐在营火旁打哈欠,因为跟猛犸象和遍体生毛的犀牛较劲儿疲累不堪,只有悬念才能使他们不至于睡过去。”——这些原始人当然不看书,不论是出版物还是手抄本都不看,于是,能抓住其注意力的“悬念”,只能存在于口头讲述里。而讲故事这个本领,也是《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于是福斯特又写道:“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只需想想稍后山鲁佐德的职业生涯也就可以估计个差不离了。山鲁佐德能避免砍头的厄运,端赖她懂得如何能用悬念的武器吊住暴君的胃口——对于野蛮人和暴君来说,这可是唯一管用的文学武器。”

这里想要讨论的文学性或者说“好听不好听”的问题,决定因素除了福斯特所强调的“故事悬念”,还有一些和听觉与声音相关——把“听觉”与“声音”并置,是因为这两个词的侧重点不同,前者更多从倾听角度出发,后者的出发点则是发声。

文学性问题与听觉/声音的关联,可以拆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语言表意借助讲述者的“肉身”而发声,这里面既包括发声者的声带振动与发音特征、语速、抑扬顿挫等声音特质,又与风格、身世、气质等融为一体。二是语言表意的声音属性本身,也就是说,无论用谁的肉身嗓音来念出哈姆雷特的台词,台词本身都是固定的。即便是默读,甚至是放在那里,没人念出声,台词也仍然是“有声”的,自带抑扬顿挫、声律节奏、轻重缓急。

从伟大的盲诗人荷马口述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故事,到后世的“朗读者”,“可听的文学”形成了一种悠久的传统,所有听众也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只有当文字形式和印刷技术皆已完备,《伊利亚特》《奥德赛》被摆到书店售卖之后,文学消费者才逐渐可以选择做“读者”而非“听众”。

稍微放纵一下思古之幽情——如果我们穿越到十七世纪初的伦敦,手头又有类似于“携程”“马蜂窝”的攻略可以查阅,就会知道,当地非疫情期间在星期天最火的两项娱乐,一是去莎士比亚先生经营的“环球剧院”看戏,比如《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一个选择则是去圣保罗大教堂听约翰·多恩牧师催人泪下的煽情布道——我们知道,多恩也是一位大诗人,名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即便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人仍然习惯于那种一人朗读、众人聆听的文学消费日常。彼时大文豪狄更斯的业余爱好便是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并在大西洋两岸的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极大成功,每次朗诵《圣诞欢歌》,更是场场爆棚。这些“不插电”时代的声音瑰宝,已渐渐被现代人所忘记,我们习惯于面对纸张和液晶屏幕“咬文嚼字”,并对照片美颜的细微差异超级敏感;我们也浸泡在对降噪耳机和杜比环绕系统的高保真依赖性之中,丧失了对于“原生态”声音效果的辨识本领。

从文学史上看,当有声的语言被可见的文字记录下来之后,文学的存在就不再仅与听觉有关,而不得不和视觉问题发生关联。人类发明文字系统,本来是为了辅助语言的声音传播与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但是,默不作声的文字系统可以像钻石一样“恒久远、永流传”,逐渐“反客为主”。特别是自印刷术诞生以来,视觉逐渐垄断文学消费,让阅读模式占了上风。在十九世纪的主要西方国家,用机器印刷出来的小说等书籍,已经便宜到一般民众都买得起,图书馆借阅机制也得以普及。在自己家卧室里读小说,就如同今天躺着戴耳机用手机看视频一样。

听与看,对于脑神经来说,“回路”或者说反射弧是不一样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当我们以眼睛来面对文字的时候,朗诵者的嗓音就从神经元里消失了,同时消失的是意识层面上对“语言工艺品”声音结构之优美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等等)的体悟甚至期待。这是因为脑神经只借助视觉性反射弧,便能让我们获取文学形象,听觉反而变成被间接唤起的体验。

如果一定要比较两者之间的不同,可以说听觉性思维依赖于“时间记忆化”,视觉性思维则依赖于“空间可视化”。两者对应于不同的文学体验模式。对于前者来说,听的时候要“留心”去记,因为声音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当然,这说的是留声机时代之前的情况,但即便是拥有了录音、播放技术,甚至能通过可视化滚动条来回放,我们仍然得一点一点地听。对于朗诵者(以及说书人)来说,则要在发声过程中利用音调、重复、语气等各种手段,帮助听者在时间之流中来get并记忆。相比之下,视觉性的文学体验模式则发展出另外一套反射弧。对于作者来说,首先是画面感要加强,甚至直接就能卖给电影制片人变成分镜头剧本。对于读者来说,可以在书页当中翻来翻去,随时“倒带”“快进”,或在屏幕上用手指操作“滚动条”;阅读速度也摆脱了朗读速度的限制,可以一目十行,也可以十目一行。

讨论至此,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关联到当代的媒介技术因素了。单从声音技术来说,留声机首开对声音进行机械复制的先河,随着电话技术、扩音技术、麦克风技术、无线电广播的应用,声音可以传输到更遥远、更宽广的空间,人民会在火车站收听丘吉尔首相的战时演说,或在爱达荷的农场收听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之后,磁带录音机乃至袖珍walkman与耳机的配套使用,以及CD播放器、多媒体电脑、mp3播放器、iPod,直到目前种种基于智能手机的声音应用,更是对上述一切技术的鸟枪换炮。声音变得更便于携带、更加私人化,被我们把玩于手指之间,根据心情、环境随意拼贴。可以拿“电子乐器”类应用程序为例,说明声音技术的现状。

早在2008年,就出现了基于苹果手机的电子乐器应用Ocarina(陶笛)——“用户往iPhone的麦克风吹气,手指在屏幕上按住四个不同的模拟气孔,就可以在音域广阔的音阶范围内吹奏曲调。你也可以在各调之间切换,并通过将手机向下倾斜来演奏颤音。”于是,手机变成了装在口袋里的互联网乐器,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成音乐,并被分享、上传、下载,甚至被远方的网友拿来进行“合奏”。这与前面说到的“不插电”时代的声音体验,确实已有天壤之别。但这又隐隐让人觉得不安,技术是否会扭曲感官基因的设定,让我们变得“不接地气”?记得从书上看到过,人类视觉对绿色光谱里面的细微色差特别敏感,这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丛林中生活时,需要从植被的细微之处来发现隐匿的天敌。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耳朵对于声音的感知,也有更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我希望目前的声音技术能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听觉,而不是扭曲它。

基于这样一种“媒介考古学”式的历史纵深回顾,我们就可以进入最后一个议题:对当下的听觉性文学产业与消费的状况和前途,进行评估、讨论与猜测。

首先需要区分的是:“听文学作品本身”和“听别人谈论、讲解文学”。

先说“听文学作品本身”。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有声书”就已经存在了,曾经以磁带、CD、MP3、U盘、iPod下载以及基于iPod的播客等各种形式存在。听者的动机很不一样,有的是为了解放双手,有的是为了解放双眼,有的是为了解放时间,还有人则秉承“古风”,奔着听觉当中的文学乐趣而来,就像有人认为恐怖小说只有一字一句地听才最恐怖,文字甚至电影版本都“弱爆了”。那么,前面讨论的“文学之听觉/声音性问题”,在这里就显得很切题了。人类的听觉性文学活动在数千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声音会向听者传递微妙的意图。如果不知道两种感官模式的区别,认为读者与听者在文学消费上的需求并无不同,那就如同机器人一般天真了。

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能在听觉模式之下被很好地“打开”,这取决于具体作品的风格。以现当代小说为例,很多听者觉得像余华的作品,听起来比阅读的观感还好,《活着》的叙述口吻,就很适合从耳朵进入头脑。另一方面,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则更适合静静阅读,可以说其文学思维,是与印刷时代的视觉反射弧相配套的。至于社科人文学术作品,特别是一些译著,阅读起来都诘屈聱牙,遑论聆听了,自然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之外。

而要讨论智能手机技术应用场景下“谈论、讲解文学”一类的声音产品,就需要引入一点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思考或者说文化研究的思路,考虑一下“受众”问题——受众规模有多大?在受过一定教育的文学爱好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之外,还辐射到哪些群体?他们在文化趣味上,与影视、动漫以及其他视听消费产品(比如德云社或“二龙湖浩哥”)的受众,有多少交叉和差异?这与疫情期间蜂起的“视频带货”“网课”“网络讲座”潮流,又有怎样的上下文关系?

刚刚谈及“谁来听”即who这个问题,还可以追问的是why与how:人们为什么用手机客户端聆听别人谈论、讲解文学?人们如何听这类声音产品?(至于听什么节目即what的问题,则无法在这里讨论了。)

关于why,实事求是地讲,可能有三个动机:对于文学话题的自然爱好、利用这种节目形式来驱除寂寞感,以及“媚俗”。前两个动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第三个即“媚俗”动机,则有讨论余地。毋须讳言,“媚俗”(近年网络词汇中被叫做“装×”)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力。莫泊桑的名篇《项链》早就无比生动地图解了这一点。但我觉得,与视觉性产品的可视化“媚俗”相比,听觉性产品“不可视”的客户端操作模式,为“媚俗”制造了困难——你想,在星巴克手持一本《忧郁的热带》,是能让别人看到的,但《忧郁的热带》被塞在耳朵里,又会有谁人晓得呢?(除非让人看出你戴的是上档次的耳机?)——很好奇,产业界人士对这一点有何想法?

关于how,即“消费者的收听方式”问题,文章开头部分就已经在设问。几天之前,我在豆瓣网上发起了一个题为“手机声波中的文学陪伴”的话题,得到了很多回应。这里不妨摘录几条,以存其真,如能帮助更多人唤起自身的体验与思考,那就更好了:

余华、刘震云这类中文原生的“话痨”作品,听的时候觉得比看的观感还好。译作听得少,特别是文本里常有外文原名的,AI念出来跟插播广告似的;非虚构、社科之类需要斟酌或琢磨的也听得少。不太接受播客,目前听过的一些,内容水平上不如真内行的书或文章,播音水平上不如有点专业训练的播音者。

恐怖小说用语音媒介来接收,简直是恐怖阴森必备首选!

我不仅听原著、听赏析,还听理论课,最近没有适合听的文学课,我连碗都不想洗,做饭前的第一件事都不是洗菜,而是打开手机找个今天想听的主题。这为我节省了大量通识教育的时间,可以在闲暇时看更艰深的内容。就是英语不好,不然耶鲁公开课就可以只用听了。

好几年前一边拿着书,一边在喜马拉雅听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年渐渐养成了睡前听有声读物的习惯,无论是很久之前喜马拉雅里的一些短文阅读,还是听“看理想”中梁文道的《八分钟》,仿佛要伴着声音才能安静入眠。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来表达一个观点:不要轻视受众。

“受众”即文化传播者所面对的群众。人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群众的耳朵也是敏锐的。人们总能够从声音中听出比发音者所要传达的更多的东西,不管是情绪、氛围,还是对环境、空间、人格、身份的联想。所以,如果想吸引或诱惑群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永远是对的。

责任编辑: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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