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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想:文学、时代及其创造

来源:《长江丛刊》 作者:石华鹏 时间:2020-05-16

不久前,当今英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麦克尤恩有了一次中国行,在北京、上海参加了多场演讲和对谈,在中国的超高人气让他大感意外。我没去现场,但他关于小说的卓见不断传来,给我们诸多启示。在信息泛滥的今天,小说家能做什么?麦克尤恩说:小说家是站在真假信息风暴中的人;小说家能够在风暴中找到一个静止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继续研究人性,研究所有的真相和谎言。世界时刻都在变化,小说家的职责是什么?麦克尤恩说: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阐释这些变化对个体生命的意义,让人们相互之间达成理解。毕竟,进入他人的头脑,向人们展示形形色色的生活,告诉人们成为其他人是怎样的感受,这正是小说家的专长。小说未来的叙事走向如何?麦克尤恩说:对于未来的叙事走向,我想主要有两个方向,一种是现实主义,我们要想办法描绘我们所处的世界,以一种比较严格的重现现实的方式去描绘现实;另一种则是把现实以一种梦幻或魔幻的手法写出来,以此呈现我们创作的现实环境。

尽管我们不会以乡土题材和城市题材这样略显简单的划分来评析小说,但是当下有一种写作趋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乡土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正在日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城市题材小说,它将迎来全新的创作热潮,以及开辟新的表达空间和创作成绩。正如评论家王干老师所说,如果你想在小说创作上有所作为,就写城市小说吧。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乡土小说的成就已经达到高峰,乡土书写充分而完备,再写难以达到经典乡土小说的高度,也难以提供新的乡土价值观;二是今天的年轻读者对乡土小说兴趣不大,对乡土生活的隔膜导致了他们对乡土小说的无感,读者的远离会导致乡土小说由盛转衰;三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无法绕开的城市生活、无法回避的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将促成城市小说的兴盛。中国城市小说在张爱玲、老舍等作家笔下创造过辉煌,但后来乡土小说盛行,城市小说数量减少,对城市的书写略显表面化和符号化,这种现状在今天将会得到改观。新一代写作者完全成长于城市,城市融入他们的血液和感官,他们对城市的感觉不再违和与隔膜,具有城市历史感、命运感和城市精神的小说势必会出现,而这一切正是出色小说该具备的。

2000年至2019年,21世纪过去近20年,搜寻我们的阅读记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浮现出来:20年来,在数量浩大的文学作品中,为何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时代之作?所谓时代之作,指出色地表达了近20年来我们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并被读者广泛认可的大作品。而在此之前的1980年至1999年20年,却涌现出了一大批公认的文学佳作:《红高粱》《活着》《白鹿原》《长恨歌》等等。

正如有人所说,2000年以来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个中缘由是什么呢?难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我们与作品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太近,无法辨别它们的魅力?难道是“一叶障目”“厚古薄今”——我们的审美偏见让我们对时代佳作视而不见?难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书写当下时代之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写出这个大时代精气神的方法?这几种缘由或许兼而有之,但最重要或许有两个:一是新媒体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具体表现为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度下降和对作品审美认知的多元化。二是面对一个全新时代,作家们正在失去对新鲜、复杂现实的敏锐把握和思考提炼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寻找新的路径和新的表达的勇气和雄心。当然,文学作品远离公共记忆,但并不意味着出色的时代之作会缺席,一切都在酝酿之中。

网络时代犹如万花筒,里边变换出五彩斑斓的各种文化创意和创业项目。扫一扫微信,便可卖出自己的书,买进自己心仪的二手书,价廉物美,绿色循环。这是一个叫“多抓鱼”的二手书交易平台的创意。平台成立不久便火爆,一年多就积累了120万用户,每天售书量一两万本。更引人关注的是“多抓鱼”发布的一个二手书年度榜单,这份榜单触动了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对阅读和写作生出些想法来。

这份榜单根据作品的需求热度排名,没有评委,买卖流通率是最好的评委,于是就有了年度畅销作家和年度滞销作家两种:一些书能长期在二手市场循环销售,换手率高;一些书被二手卖出后长期束之高阁,无人问津。2018年度榜单显示,余英时、东野圭吾、村上春树、金庸、王小波获畅销作家前五名,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杨红樱等成为最滞销作家。从畅销到滞销,这份榜单如“显影剂”,清晰地显出一本书生命力长短的样貌来,二手循环阅读包含了时间淘洗和读者选择的双重考验,那些应时性和肤浅的写作终究被时间和读者抛弃。当然面对这份滞销名单,你也可以阿Q一下:流星划过天际毕竟闪亮过。能在二手市场畅销的作家除了让我们羡慕外更让我们思考:它们为什么能穿越时空被读者不断阅读?那些作家又是如何写出它们的呢?那就去琢磨——题旨、结构、语言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不断地去写。

有些小说值得去重读,是因为它的故事里蕴含着永不枯竭的情感力量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众生相,每次重读会有初读之感,虽“老友”相见总有新信息、新感触。此外,有些文论也值得去重读,那些出色的文论既不高冷也不晦涩,表达朴素清澈又才华横溢,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总能带给重读者启迪、开悟和更多的思考。

德国评论家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便是这样一篇值得重读的文论。本雅明论述了在时代的更替间,古典的讲故事的艺术随着现代小说的兴起而衰落了,其根本原因是经验的贬值——印刷术的发达和报纸新闻的出现。传统的讲故事的魅力、新闻的消耗以及现代小说的可能,本雅明均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新闻只存在于成为新闻的那一刻,而故事和小说是消耗不尽的。这篇文论写于80多年前,但对小说在今天的命运仍有某种洞察的预见:信息泛滥的自媒体时代,现代小说正在遭遇如讲故事艺术那般衰落的同样尴尬,经验虽然异常发达,但值得讲述的经验却在减少。但本雅明的论述仍然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充满信心:“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其深度和广度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这是现代小说的本质和它在今天的存在价值。

可以想象,在一个讲授文学赏析的教授眼中和一个沙中淘金的文学编辑眼中,文学呈现的样子不一样吧。前者在文学殿堂的百花园里徜徉、驻足、赏叹,感受伟大作品的强大魅力;而后者则在泥沙俱下的文学河流中躬身淘洗与挑拣,让如金子一般闪着光亮和稀有的作品不被巨大而浑浊的旋涡带走。

前者眼中的文学似星河灿烂——大师林立,言说不尽;后者眼中的文学如巨浪孤舟——颠簸飘摇,破浪艰难。文学的星河灿烂之美与巨浪孤舟之难,构成了经典文学与当下文学的两个存在维度。就此而言,当下文学巨大的创作数量和读者永不满意的苛刻批评,恰恰保证了当下作品在未来经典化的可能。能够冲出时间丛林成为经典的作品永远都十分稀有,而作为文学淘金者的编辑的劳作,多少呈现出孤独的文学英雄主义的色彩——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会淹没于时空中,但让每一部有可取之处的原创作品面世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就如同不能因为人生终将死亡就选择不活一样,也不能因为作品终将消失而选择不去写作,这是作者与编者达成的共同价值观,去写或许有一天会留下印迹,不写永远不会留下印迹。一部作品是否伟大的确立权不在作者手中,不在编辑手中,而在时间手中,谁又能掌控时间呢。

做编辑日日读稿,读大量未刊来稿,读兄弟刊物刊发稿,读来读去,偶尔读到一篇亮眼睛的稿,如砂砾中看到了珍珠一般兴奋,但多数、多多数时候,读得让人怅然若失,读得让人怀疑小说还是不是一门有野心的艺术:故事温吞乏力,写法四平八稳,语言智趣了无,观念陈腐浅薄。不错,眼下诸多写作缺少一种劲爆的征服力量。或许因为温吞的作品太多,便特别期待读到有力度的写作。

何为有力度的写作?美国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安妮·普鲁和苏联的巴别尔堪称完美地诠释了“写作力度”这一个词。写过《好人难寻》的奥康纳,并不个人化的写作,作品极具个人风格,粗粝的幽默,与暴力的威胁正面交锋,顽强冷静的叙述背后藏有柔情。《断背山》让安妮·普鲁声名远播,她文风彪悍,简洁爽利,摒弃不必要的抒情和议论,笔下人物的内心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致,粗放,冷峻。博尔赫斯推崇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称他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忍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对照。直面一切、粗粝冷峻、柔情大爱,构成三位“力量型”作家的关键词,无不在启示我们:有力度的写作是追求个性与独一性的写作,是与自己过不去也与大师过不去的写作,是与自己讨论与内心决斗的写作,是永远不断求变否定自己的写作,是非已有经验和现成写法的写作,是抵达艺术之根本的写作。

对于当下写作,我们想重提文学的理想性。每天清晨当我们打开新闻网站,来自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冲突、灾难、暴力、残酷、伤感的新闻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陷入无能为力的谴责和嗟叹之中,陷入不快和暗淡的心绪之中。此刻,或许能平复、安慰我们并给我们信心和力量的,是那些富有理想性的文学作品。

文学的理想性是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丰富而美好的道德诗意,崇高而伟大的伦理精神,普遍而健全的人性内容以及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批评家李建军语)。”提到文学的理想性,有人认为无非就是强调文学肤浅的抒情、心灵鸡汤式的精神按摩、无边无际的歌功颂德、应景应时的主旋律等,其实这是对文学理想性的误解和偏解。文学的理想性并非廉价的理想性。我们不排除有少数作家用那种廉价的理想性获得了一时的热闹,但文学真正的理想性是具有大格局、人类性和永恒性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那种自然淳朴的乡土世界中人性的善良美好和心灵的澄澈纯净,无时不在净化我们;比如余华的《活着》,他写的是接二连三的死亡,给我们的却是活下去的力量……在广阔的生活面前,文学的理想性总是在储存生活的鲜活与生动、触摸现实的尖利与残酷、畅叙和表达一切的善与美。

如何让一篇小说拥有强大的说服力?是许多有追求的小说家期待解决的写作难题。说服力是秘鲁作家略萨的“发明”,是指小说通过故事、人物、细节、叙述等方式对读者的说服和征服,吸引读者并让他们相信小说所讲述的一切。略萨说一些小说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拥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当下有些小说说服力欠缺,是不争的事实。它们要么让读者感觉小说在故事表面滑行,没有深入到某种真实当中去,要么让读者感觉小说人物的活力和生命力不够,没有写出人物内心的波澜来,要么让读者读来昏昏欲睡,总是想将小说丢弃到一边去,小说的语言、叙述以及故事结构不太讲究,随意而为,等等。如何写出说服力?略萨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建议,他说:“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它就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略萨的建议包含三点意思:让小说按自己内部结构运行;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从故事层面迈入精神层面。至于如何做到以上三点,则有赖于各人各显神通了。

近日再读李渔的《闲情偶寄》,越发觉得《闲情偶寄》是一本奇书,李渔是一个奇人,奇在把雅事说得很俗,把俗事说得很雅,奇在雅和俗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作家身上。支撑起这个“奇”字的当是作家的大才华、大学问。若把400年前的李渔搁到今天,他就是学术超人、畅销作家、著名出版家、著名编剧兼经纪人,等等。

翻开《闲情偶寄》,第一部分是谈雅事的,谈怎样填词写曲,他谈得明白晓畅,很有操作性,即使将它拿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写作,也不过时,也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妨初略节选几条李渔的写作“三字经”,算是他对我们今天写作的提醒。立主脑——主脑非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脱窠臼——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信焉。密针线——编戏犹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密集。减头绪——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审虚实——虚不似虚,实不成实,词家之丑态也,切忌犯之。重机趣——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戒浮泛——可浅显不可粗俗。忌填塞——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迭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求肖似——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

十一

我们以为,谈论小说以及小说写作这类事儿,有点像盲人摸象。小说这头大象,一个艺术的庞然大物,若有若无地立在那里,我们走向它,观看并触摸它,然后做出判断:小说是怎么回事儿?小说写作该注意些什么?等等。其实我们每次谈论的只是小说这头大象的局部,诸如它的一条腿、一只鼻子、一副牙齿之类,当然这样也不错,无数的谈论构成无数的局部正在拼贴出它的整体形象,我们在无限靠近它,但从来没有完美地勾勒出它并真正认识它,因为小说是一个大象群,而且它永远处于变化和成长当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赞赏盲人摸象——这一永怀激情的谈论方式和永不满足的探索态度。或许我们该为作为贬义使用了上千年的“盲人摸象”正名了:一方面,摸,触摸,是一种重视体验的感觉方式,直接感觉事物的温度、质地,这个虚拟时代稀缺的就是体验之感;另一方面,无数的人摸象,形成无数的局部,便有构成事物整体的可能,有时候对于处于不断变化、无法把握全貌的事物,比如小说,局部就是整体,局部就是认识。也许那种传播了上千年、对盲人摸象给予嘲讽的笑声该停歇下来了。

十二

有时候,文学会散发出一种光芒,叫伯利恒之光。

一个智障小男孩出生在一个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彼此相爱的家庭。小男孩爱实话实说,不说实话耳朵会刺痒,比如去看医生,他会对医生说你有口臭,诸多类似情形弄得父亲颇为难堪。圣诞节快到了,天气寒冷,看完医生后小男孩要一顶温暖的帽子,父亲给他买了。在回家的公汽上,小男孩向父亲提出要买一部手机,父亲拒绝了,理由是打电话可以打座机,另外家里收入用做交房租、水电、吃饭后便所剩无几。小男孩父亲是一名仓库管理员,母亲失业在家。圣诞节到了,父亲要送一件特殊礼物给他们。父亲出了趟远门,冒着严寒去火车站,为了从那盏从伯利恒空运过来的油灯把自己的手持油灯点燃,等待了许久。圣城伯利恒是耶稣诞生地,父亲带回家的是伯利恒之光。在油灯的油快耗尽了之前,父亲赶到了家点燃了桌上的蜡烛。父亲去洗热水澡了,小男孩看到桌上的蜡烛,一口吹灭了。母亲看到后慌了,赶忙用火柴点燃了蜡烛,并嘱咐孩子千万不要说出吹灭了蜡烛的真话。圣诞晚餐开始了,父亲看着跳跃的火苗,对儿子说这可不是普通火苗啊,它是伯利恒之光。小男孩抢着说伯利恒是耶稣诞生地。当小男孩正要说实话他吹灭过蜡烛时,被他妈妈偷偷摁住了,他第一次憋住没有说出实话,那一刻他的耳朵也不再刺痒。父亲用手笼住火苗,提议道我们来祈祷吧。

伯利恒的圣火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温暖、力量和希望。这是捷克著名小说家斯维拉克在小说《伯利恒之光》中讲述的故事。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光芒。

十三

一年又一年。时间在平静与喧嚣间滑过。一月一期,文学刊物也成为一个时间刻度,有形的纸本将无形的时间凝固下来,时间变得可供翻阅,而纸本上那些称作“文学”的文字,携带着记忆、生活以及梦想的气息,为一个奔涌向前的时代留下形象、记录声音、讲述传奇。

每每想到一本刊物对于未来的时间意义和文化意义,我们办刊的信心便增长起来,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寻觅与今天这个时代血肉相连的文本,去寻觅与今天这个时代相匹配相呼应的写作者。尽管电子媒介阅读习惯,正将纸本刊物的生存逼进墙角,但夹缝中的突围是否会催生一种新的严肃文学形式呢?也许。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期待中的那种文学不是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的样子,也不是20世纪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等大师的样子,它是什么呢?它有点像意大利的卡尔维诺说的轻文学——轻得似翅膀而非羽毛;也有点像美国的詹姆斯·弗雷说的劲爆小说——它有强大的吸引力,故事富有戏剧性;它触动读者的身心,感人或者令人愉悦;它道出人类社会重要的东西,或明或暗;它的表达简洁、准确和美。

十四

或许可以这么说,对小说而言,没有文学性价值的故事不值得去写,即使写了,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不会在读者的心灵之河中投下任何涟漪。故事的文学性价值终将决定小说的价值和小说的生命力。

何为故事的文学性价值?套用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观点,就是去解决一个叙事难题:在日渐减少的值得讲述的经验中去追求消耗不尽的故事和小说。当这种追求获得成功时故事便拥有了文学性价值。我们必需去寻找让故事的文学性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和方式。有一类洞穿时代巨变迷雾且有意无意命名了一个时代的故事,具有文学性价值。有一类力求挣脱社会事件束缚而进入人的性格、内心和潜意识的故事,具有文学性价值。有一类潜入人类精神领域并对诸如孤独、荒谬、羞耻、怜悯、爱、同情等存在本质予以开掘的故事,具有文学性价值。有一类基于想象力和认知的创造,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故事,具有文学性价值。有一类故事很小很淡,它或许只是一段人生经历或者一个事件片段,但它智慧、幽默,满纸反讽、隐喻,令人捧腹,给人伤感或希望,这类故事具有文学性价值。

十五

2019年10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托卡尔丘克站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轰鸣的全新时代与悠久传统、总在表述世界低语的古老文学相交汇的十字路口,探讨文学的困顿与挑战。时隔多月之后再来重温这篇可能载入史册的演说,我们仍有如初看时的振聋发聩之感。

托卡尔丘克意识到了我们正在面临的巨大困顿:古老的文学如何表达全新的世界?她毫不留情面甚至有些忧虑地指出,我们缺乏讲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她说:“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然而,我们确实经常看到有人试图利用陈旧过时的叙述,这些叙述无法将未来融入对未来的想象。”文学是对世界的低语,但世界的喧嚣正在消灭这一切。尽管如此,但托卡尔丘克从未丧失对文学的信念,她说:“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她在思考:我们该如何写作?她的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就是对思考的实践,她试图找到一些可能的方法来讲述全新的世界故事,比如:“如今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超越一个人沉默寡言的自我监狱”;“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等等。很显然,托卡尔丘克的思考是基于未来写作的方向和方法的。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十六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曼延,为我们自以为天长地久的所谓岁月静好和消费狂欢的日子按下了暂停键。封城,隔离,救治,戒备,恐惧,坚固的日常在灾疫面前多少有些脆弱和不堪一击。还好,我们有全国一盘棋的战“疫”之策,有基于他者的良知和渴盼阴霾过去的信念。这段日子,那些生活和人性深处几乎被我们忘却的重力词语重回我们身边:生与死,爱与憎,责与罚,赞与誉,良心与抗争,命运与苦难,善恶与道德,等等。加缪说:“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面对此次重大灾难,文学写作是否可能?该如何展开?如何维持文学在灾难面前的有效性和尊严?作为写作者,我们该如是自问。“灾难写作”因其奇崛的生活故事和直抵人性的精神图景,成就了诸多经典作品,当然也激发了诸多平庸而俗气的写作。“灾难写作”有多种时效性:近期、中期和远期,灾难发生时可写,灾难完结后也可写;有多种书写维度,比如记录、反思、抗争、赞颂等。无论如何,“灾难写作”必需基于文学的本质而展开,它的终极旨意在于,构建民族和人类的精神品质,表达个体生命的卑微与高尚、韧性与宽阔。

十七

编辑部的编辑们聚在一起偶尔会谈到,现在做编辑与以往相比既好也难。好在通讯、办公电子化之后,约稿、谈稿、编稿在电脑、手机上完成,方便快捷,不再像过去鸿雁传书、笔加剪刀加浆糊手工作坊似的处理文稿,快是快了,但也失却了一份文情雅气。不过还是难,难在获得好稿,难在发现有潜质的青年。

近读几篇谈鲁迅做编辑的文章颇有些感触。其实,今日编辑的难也是鲁迅那个时代做编辑的难,没想到编辑之难难了上百年。鲁迅先生说:“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板,读者的脸色了。脸色世界。”尽管鲁迅说立誓不做编辑,但他一生主编过的文学期刊达10余种之多,看来他很乐意做编辑,且如出版家赵家璧所说“鲁迅先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工作者”。鲁迅做编辑认真精细,做校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还亲自设计封面,送稿到印刷厂。他对编辑人员要求也高,他说:“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力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我们编辑要记住鲁迅先生的教诲,像他那样做一个出色的编辑。

十八

有读者向我们编辑抱怨,说当下很多小说要么热衷书写琐碎乏味、一地鸡毛的生活,要么着迷于讲述悲惨、苦难、黑暗的故事,一篇甚于一篇,读得人喘不过气来,还说看到一些文学期刊都没兴趣翻开,不想给够沉重的生活增加新的沉重和不安了。对于读者的抱怨,有作家反驳:文学不是婴儿的奶嘴,不是安慰剂,文学不可回避苦难和黑暗,且要直视、表现和反思苦难和黑暗。要我们说,读者没错,他期待轻逸的小说缓解生活之重,他期待小说呈现苦难中的信心、黑暗中的光亮,此为正当的精神需求。作家也没错,他讲述苦难和黑暗,是为求得人的生命尊严和文明的进步,这是作家的存在价值。或许真正的错并不在于是否写了苦难和黑暗,而在于是否穿越了苦难和黑暗,赋予苦难和黑暗以温暖和希望。写苦难和黑暗而止于苦难和黑暗,这是当下小说写作需走出的困顿之一。

 

责任编辑:骆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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