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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坚守与突破

来源:文学报 作者:贺绍俊 时间:2019-11-03

——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谈起

茅盾文学奖能够密切跟踪现实主义前行的步履,审慎地估量它的突破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多样性。

现实主义不仅仅指一种写实性的叙事方式,更是指一种创作精神。现实主义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主潮。现实主义在当代越来越富有革命性,它采取开放的姿态,大胆吸收现代思想成果,借鉴新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使现实主义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予了《人世间》《牵风记》《主角》《北上》和《应物兄》。这是一个充分体现了茅盾文学奖宗旨的结果。

张扬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茅盾文学奖最大的宗旨。茅盾文学奖的条例中并没有直接写上要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现实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文学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条例中所规定的“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导向性、公正性、群众性”等内容其实都是现实主义应有之义。

茅盾文学奖设立于1980年代初期,当时文学界正进行“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而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就起到了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作用。首届茅盾文学奖所奖励的作品都是“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作品。从作品的思想主题和反映的内容来看,基本上都是对“文革”的否定。《将军吟》和《芙蓉镇》是直接否定“文革”的,《冬天里的春天》将革命战争时期内部的路线斗争与“文革”的斗争联系起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反映了“文革”给农村带来的苦难。《东方》和《李自成》不太一样,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文革”以前就开始创作的,恰是这一点,准确标识了“反正”的归宿——返回以前新文学开辟的现实主义。因此可以说,首届茅盾文学奖是非常正确地实践了“拨乱反正”的政治策略,肯定了作家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重新起步。

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观念异常活跃的年代,当时的文学潮流正是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风行的时候,当时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已经厌倦了僵化的、极左的,概念化的创作手法,对新异的东西都趋之若鹜。这是80年代总的文学环境。在这种文学环境下,茅盾文学奖强调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给人的感觉是没有追逐现代主义的潮流,注重的是作品对时代与人性的认识与呈现,如果不是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偏爱,也许就会将《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遗漏掉。

路遥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当然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文学观念所煽惑,而是能够在文学观上保持淡定和坚守,这同样也很不容易。可见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作品艺术品质不高,并不能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就必须被抛弃了,现实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同样需要作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路遥就宁愿做这样一名作家。这正是路遥的可贵之处。在当时的“西风劲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并没有受到好评。茅盾文学奖此刻却能坚持自己的宗旨,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显然,茅盾文学奖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指一种写实性的叙事方式,更是指一种创作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主潮。现实主义在当代越来越富有革命性,它采取开放的姿态,大胆吸收现代思想成果,借鉴新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使现实主义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茅盾文学奖能够密切跟踪现实主义前行的步履,审慎地估量它的突破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多样性。如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贾平凹、迟子建、周大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张炜,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们的获奖作品也都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贾平凹的《秦腔》在叙事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承袭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日常叙事传统,从而以细腻的笔法触摸到当代农村日常生活的肌理。

《额尔古纳河右岸》一如迟子建众多描摹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一样,充满善良温暖的情感。小说中有大量传奇性的情节,但迟子建以她所擅长的亲切平易而又富有情感感染力的叙事,将传奇也讲述得充满人间情怀。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也独具特色,作者以音乐的结构,通过“清晨”、“正午”、“黄昏”、“尾声”四个乐章,谱写了一支鄂温克族的“命运交响曲”,而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和抒情的文字,使曲调具有一种委婉和凄美的色彩。但《额尔古纳河右岸》又有着迟子建那些描摹现实生活的小说所没有的特点,就是这部小说带有一种神奇魔幻的色彩。它会让我们联想到拉美小说中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然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神奇魔幻不是来自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而是直接从本土经验中生成的。

周大新历来的小说称得上是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但在《湖光山色》中,周大新给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揉进乌托邦的色彩。文学中的乌托邦可以说是作家建构的一个虚无的存在,但正是通过这种虚无的存在,作家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对理想的憧憬。当周大新把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引入到乌托邦时,他就使乌托邦具有了现代的意识。

张炜花费20年完成的浩浩十大本的《你在高原》,可以看成是在本土性和现代性这两极中寻求平衡的精神之旅。小说主人公宁伽其实就是张炜的精神主体的承载者。张炜的精神之旅是沉重的,也是艰难曲折的,这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无规律可寻的结构。但他的精神之旅又是自由的,他任自己的思绪朝前闯荡。平原、高原、农场、葡萄园、美酒、地质工作者,这些都是张炜精神之旅沿途重要的路标,这些路标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理想的家园。

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评奖也被一些人批评和质疑。我以为这些批评和质疑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认识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将现实主义狭窄地理解为要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这其实是将现实主义降格为新闻主义。又比如我们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将那些具有现代派文学特征的作品排斥在评奖的视野之外。因此茅盾文学奖应该面对新的文学实践,审时度势,使自己的文学理念与时俱进。

今天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打开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闸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几乎都是从模仿和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写作的。必须看到,先锋文学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传统也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之中。比方,被作为先锋文学的一些显著标志,如意识流、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圈套等等,在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正常的写作技巧被作家们广泛运用,现实主义叙述同样并不拒绝这些先锋文学的标志,相反,因为这些技巧的注入,现实主义叙述的空间反而变得更加开阔。

现在我们的现实主义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单一的写实性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开放型的现实主义,能够很自如地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衔接到一起。现代主义也不再把现实主义当成对立面来对抗了,那些先锋小说家也知道如何借用现实主义的长处和优势。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还是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我们都能感受到现实主义传统在起作用。现实主义文学更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渗透。在不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加进了一些超现实或非现实的元素。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截

然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是作家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重新组织成文学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既与现实世界有关联,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实主义是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是戴着非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就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学语境已经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宰的语境,而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对话的语境,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齐头并进的语境,我将其称为后现实主义语境。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意义就在于,它体现了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它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对现实主义文学所作出的突破。

梁晓声是1980年代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写作潮流中的一名主角。四十年来当代文坛千变万化,但梁晓声以不变应万变,坚持的现实主义方法,曾有尝试现代派的短暂经历。他这次获奖的《人世间》,可以说既是他的个人精神史,也是他的现实主义集大成之作。《人世间》让我们重温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梁晓声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书写,思考的是如何在庸常生活中注入人文理想。梁晓声在这部作品中也回答了他为什么执着于文学,因为文学是引导人们走向理想彼岸的桥梁。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主人公们是如何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开启心智的。他们常常聚在周家,互相朗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也互相讨论他们对作品的看法和体会。梁晓声几乎在某个章节中详细写了他们讨论文学作品的情景。这一情景的描述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对俄苏文学的强调,其二是对人道主义的强调。梁晓声显然是要表明,只有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的理想才会真正代表正义和未来。因而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突出了人道主义的主题,他面对人世间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义。他反复书写的也是情和义。不少关于情和义的细节非常感动人。人道主义也使梁晓声对人民性有了更准确的理解,他的《人世间》可以说是一部形象阐释人民性的作品。

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往的军旅文学强调整齐的步伐,构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军旅文学大合唱,在大合唱中,徐怀中既是一名歌声嘹亮的歌者,又在歌唱中带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茅盾文学奖授予徐怀中的《牵风记》,既是向一位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致敬,也是对他内心跳荡着的“不安分”表示致敬。这种“不安分”是一种浪漫情怀,是一种对美的憧憬,也正是这种“不安分”孕育出了《牵风记》。

徐怀中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时说道:“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不光是反映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弱,都可以写。”《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小说写了战争中的美,美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超越战争,也能够化解战争中的残酷。青年女学生汪可逾就是美的天使,特别是她携带着一把古琴出场,更深化了美的内涵。她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成为了齐竞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她悄悄地以美影响着军队,也彰显了人性之美好。不言而喻,战争毁灭了美好,但是《牵风记》提醒人们,毁灭美好的不只是战争。战争和敌人毁坏了汪可逾的身体,而曾是革命战友和恋人的齐竞却摧毁了她的精神,重创了她的内心。像徐怀中这样把美引向战争文学中是需要胆量和见识的。

陈彦同样是一位执着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在写小说时丝毫不玩时髦的现代,而是一板一眼地向古典看齐。古典小说特别是古典的现实主义小说讲究人物形象的塑造,陈彦的《主角》就是一部学习古典作品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的小说。小说重点塑造了一名秦腔演员忆秦娥,她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她从一名乡下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全国闻名的主角演员,其人生的酸甜苦辣浸透了时代转型的悲喜和苍凉,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崭新的名伶形象。

现代小说不太重视人物塑造,陈彦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主角》同时也说明,一个作家向古典致敬并以古典为标杆进行写作是需要真功夫的,这种真功夫就是叙述能力和人物塑造能力。这两大能力是最能代表古典审美方向的。在我看来,这两大能力也应该是作家的基本功。《主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彦具有真功夫。他循着情节发展脉络有条不紊地叙述,张弛有度,疏密有致。

在五位获奖作家中,徐则臣属于年轻的“70后”。“70后”的文学教育背景基本上是现代主义文学,我们从徐则臣的小说中能够看到他所具备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但他同时也很亲近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在“70后”中,能够积极吸收传统现实主义营养的作家,徐则臣算得上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但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又充分自由地调动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从而有效地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拘谨一面。因此尽管《北上》的故事与大运河有关,作者却偏偏忽略了运河与乡村、土地的关系,而是从全球化的视野去挖掘运河的主题。另外,小说在结构上的别致,构思上的出其不意却又似水到渠成,以及叙述上的成熟老练,都可以说是现代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完美合作的结果。

李洱的《应物兄》最能代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景观。李洱是先锋文学的热烈拥护者和实践者,他的《花腔》被认为是“先锋文学的正果”。李洱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执着,也像梁晓声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执着,都是缘于发自内心的真诚。因此他的《应物兄》仍然像他写《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那样,是明确以现代主义方式去构建文学世界的。但他的身上同样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以现实主义精神面对中国现实,他在思想上是及物的,这一点在写《应物兄》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这部作品中将他长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态的考察与思索和盘托出。尽管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是现代主义的,但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现实主义的,我将李洱在《应物兄》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称为思想现实主义。

李洱以儒学为切入点,以知识分子为视角,而辐射至整个社会,深刻反映了当今社会思想缺失的严重性。小说情节围绕济大筹建儒学研究院而展开,建立儒学研究院显然是一桩庄严的学术建设,但筹建过程完全演变成了一场喜剧和闹剧。一方面是儒学思想的庄严性,而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尊儒学为圭臬的知识分子们言行不一、趋炎附势、争名夺利的表演。但李洱并没有止步于揭露和批判,而是试图探寻知识分子问题的缘由。由此他提出了一个“不思”的概念。我以为,不思,恰是这部小说最大的亮点。李洱在这里强调了科学与人文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是有区别的,人文的特点是“思”,而科学的特点恰恰是“不思”。李洱强调,“不思”正是科学的长处,它能够“保证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内部并深居简出。”

人文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要用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弊端,以最完美的思想来设计人类未来美好的蓝图。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照亮黑暗的一盏灯,是给迷茫的人们指明方向的指南针。重要的是,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保持思想的能力?李洱在小说中对人文知识分子思考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一方面揭示人文知识分子的“不会思”,另一方面也设想应该用科学的“不思”来拯救人文知识分子。为此他塑造了一个善于运用“不思”之长的科学家双林院士。“不思”不是不思考,而是善于思考。双林在晚年曾以错发短信的方式委婉地提醒作为生物学家的儿子双渐。他在这条短信中说,马克思提出一门包含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科学”,历史是自然界向人生成的历史,自然史是人类史的延伸。马克思批判了西方观念中自然和历史二元对立的传统。“自然”的概念是理解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一把钥匙。李洱显然看到了将自然与历史截然对立的弊端。今天人文科学必须有自然科学的参与才能走出困境,人文知识分子也必须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为这一届茅盾文学奖最终接纳了《应物兄》感到特别高兴。要知道,《应物兄》并不是一部特别好读的小说,尽管如此,茅盾文学奖仍然发现了闪现在《应物兄》中的现实主义光辉。这是思想现实主义的胜利。

我相信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作家更加大有作为。茅盾文学奖也应该会办得更加精彩。

 
 
 
责任编辑:邓 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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