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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杜学文 时间:2019-09-19

 

●在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性得到了激发。

●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性关系。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在70年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将劳动者作为自觉自主的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人的创造力、崇高理想与高贵品格,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实践可谓居功至伟。

首先我们注意到,新中国70年的文学中,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数——劳动者成为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文学作品当中,不乏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描写。不过,他们基本上处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边缘地带,既不是社会生活中处于积极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确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吕梁山区的普通农民们逐渐觉醒。面对日寇的侵略,拿起枪展开生死之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在《小二黑结婚》中,由于人民政权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这样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不论是个人的爱情婚姻,还是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最具代表性,在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性得到了激发。他们充满热情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显示出巨大的智慧与勇气。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自觉者。劳动者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主体,而不再是“别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可有可无者。他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有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性关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度,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为劳动者谋取根本利益的现实存在。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劳动者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

总体来看,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个人利益因而具备崇高品格与独特个性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具有个人意义,比如对爱情的追求,个人家庭的影响等等。但是,这往往是这些形象的起点而不是终结。在参与到浩浩荡荡的建设新生活的实践当中时,他们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价值追求总是要汇聚在更为广大、崇高的使命当中,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如王愿坚关于红军长征的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这些红军战士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革命队伍中千千万万个战士的代表。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操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革命事业的胜利作为最高目标。在他们身上,不仅闪射出革命战士的光辉品格,也表现出人性当中最为闪光的内涵,是人性崇高品格与革命理想的完美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对改革的呼唤,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从不担忧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显现出能够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勇气与魄力。《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与掺杂着个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势力博弈时显现出与时代需求一致的理想与情操。这样的人物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天。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更显丰富多样,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却一以贯之。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前述之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作品叙述的推动力、故事情节演进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作品忽略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塑造,而是在这些形象中强烈地表现出人民的属性。或者说,他们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这些人物本身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可以说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体现者。其次,他们社会实践的方法、智慧、经验均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为根本,是来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大致而言,有这样一些类型。首先是近现代以来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战争画卷。其中如《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等以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史实为题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其中的《青春万岁》等表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自豪与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真诚向往。《山乡巨变》《钢铁洪流》等作品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工农业战线呈现的崭新气象。《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走向新的变革的历史进程。《抉择》《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则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些作品则聚焦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对之进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园街九号》《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等具有广泛的影响。那些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国文学可能性的同时,对人的内在世界做了细至入微的表现,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侧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承受生活遭遇的艰难困苦,并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执著。如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怀林这样的在农场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在70年的文学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如《哦,香雪》,描写了一个在大山里长大的乡村女孩,看到火车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时,内心世界发生了深深的触动。这种触动尽管是属于香雪个人的,但也是属于时代的,是属于与香雪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们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代表了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极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风景》等作品中,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这里折射出的正是深广社会意义上的人民命运的个体表达。在这里,个体与群体生动地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意义的璀璨画卷,为中国文学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邓 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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