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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之城》的创作原点探视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柏 相 时间:2019-06-14

 

作家精神地理意识的有限与无限

——王晓云中篇小说《绿野之城》的创作原点探视

 

陕西作家王晓云参阅“安康7·31洪灾纪事”并以作家的精神地理开拓为创作背景的中篇小说《绿野之城》,被2017年5期《清明》杂志的小说专号以头条的方式重磅推出,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自然地域类的题材质地、AB角交互叠加的犄形架构、天灾与人祸的缠斗型演绎、泰坦尼克号式的时空交错、鬼使神差般的命运抉择,青春激越与中年过滤性的人生关照,都是这部情感细腻、笔致幽雅、时代性与思想性双重广阔的中篇博得广大读者良好口碑的有力佐证。

如果说,一生有过三段情感经历的小说B角徐爱萍,他与大学女友吴媛的那段知性觉醒式的青涩浪漫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的璀璨点缀的话,那么,他与曾经同厂的女工雨芬的结合,则是他人生看似无意却命中注定的宿处。至于他最后被文学女青年芮拆散家庭并抛弃,与其说是他为自己背叛了与吴媛的那段纯情的惩罚,还不如说是他为他自己太过务实、太过精致的个性所最终应该付出的必然的代价。

从小说人物最终的命运走势或者结局来看,徐爱萍显然是悲剧。不仅他自己是悲剧,围绕在身边的那些人,比如雨芬、比如芮,比如他的父母、雨芬的父母、芮的父母,等等,也都是悲剧。当然,小说中的A角吴媛,她最终寄身一个成功的儒商、定居澳洲并浸润于艺术或者说精致的日常,也绝对不是对她自己曾经的那一段真情的否定,更不是对她的初恋情人吴爱萍的最绝妙的讽刺,而是在彰显人生命运的那种最粗糙或者说最粗粝、最残酷的那种最原始的质地。

如果说徐爱萍对吴媛的放弃带有一定的被动型属性,那么,吴媛选择默默离开,就是主动而为了。她不想让徐爱萍难做,她不想让徐爱萍难堪,她只想成全,只想珍惜,只想对自己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有一个能说服了自己的清清楚楚的交代。

王晓云《绿野之城》里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与陕西已故作家路遥先生的《人生》在同一个水平面。《绿野之城》中雨芬的形象,与《人生》中的刘巧珍似乎是有那么几分神似。芮,当然不是黄亚萍。虽然说吴媛与黄亚萍倒是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徐爱萍却断然不是高加林。与《人生》中的高加林相比,徐爱萍对自己的所求看似清晰,实则模糊;与《人生》中高加林相比,徐爱萍周围的那些人群,更具小市民的滑稽与可爱,而缺少邻里乡亲的那种包容与理解。而且,《绿野之城》中似乎也缺少一个《人生》中的德顺老汉或者《白鹿原》中冷先生那样的调剂型人物。

总之,与路遥的《人生》以黄土高原的荒凉与城乡二元对立视域为人性哈哈镜的高妙相比,王晓云的《绿野之城》以陕南小城的葱郁与地域性灾难的突如其来为其观察人性道德或者说人生社会的三棱镜,当然自有其欲图超越或深度掘进的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作家有如此明晰的精神地理意识,不仅是这个作家之幸,某个地域之幸,也是国家之幸,文学之幸。

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建构自己的精神坐标的时候,仅仅只是单纯地追求自己精神地理的地域性属性,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作家的精神地理意识,说到底虽然与地域性属性相关,但地域性属性绝不是一个作家精神地理意识的主要神经元度。它与一个作家的时代识见、它与一个作家的魂魄温度、它与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胆略,等等,息息相关。

作家的精神地理意识,说到创作根本上,只是术,不是道;只是武功招式,不是内力修养。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精神地理气质充盈而丰富,不再受限,从而无限抵达时代、道德、人生、社会等等的与生活断面时时缠绕处处纠结的精神剖面的深处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高度,很显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软肋,把它剔出来,并精心雕刻成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惊心或动魄。

每个时代都不缺故事,也都从来不会缺喜欢讲故事的人,至于缺什么,读读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就都心知肚明。

(2018年6月25日清晨,柏相于听石斋改定。)

 

责任编辑: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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