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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的老毛病与新问题

来源: 文学自由谈 作者:周思明 时间:2019-04-16

从网上看到,在由某主流文学杂志社举办的2018年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的评选中,当今文学“陕军”的领军人物贾平凹先生的《山本》,作为金榜领衔作品名列前茅。但这部甫一面世便“好评如潮”,赞美性评论多达近三十篇的长篇小说,如果秉承文本细读的方法,其实不难发现它存在的老毛病和出现的新问题。

先说《山本》存在的老毛病。

嗜脏和嗜性。嗜脏和嗜性的写作习性,可以说是当代部分作家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生发的毛病。嗜脏是农村亚文化、小农意识传承的不文明习惯,嗜性可以说是西方泛性论思潮的影响。贾平凹对性的描写,常有评论者撰文批评,比如他的《废都》《极花》对性的渲染描写就很露骨,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其实,同样是性描写,在一些经典作家的处理中,多是含蓄的、优美的、有所升华的,我们读出来的只是一种想象,感觉到的是一种朦胧的、飘渺的美妙感受。也许是因为贾平凹功成名就,他这么写性,即使当今很多著名评论家也不以为意,甚至还被赋予“人性书写的深刻”等溢美之词。此次《山本》的写作,贾平凹继续沿袭或重复这一习性或嗜好。《山本》中的人物,不断用“屎尿”和杀人作为泄愤的道具,把性交作为泄欲的方式。性问题似乎成了贾平凹小说情有独钟的永恒主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废都》之后,贾平凹在写性时,总是会写到“杀掉生殖器这一桥段:《秦腔》里疯子引生杀掉了生殖器,而《山本》里,井宗丞在野地里跟还在经期的杜英性交,之后杜英无端被一条毒蛇咬了中毒死亡,井宗丞懊悔自己不该和杜英在野地里干那事,解开裤子,用手拼命扇打自己的生殖器,最后更用火柴烧它……书中,作者有滋有味地烹制了一场阉割的盛宴,男人们一个又一个杀掉自己的生殖器,然而生殖器似乎永远杀不完。我不知道,贾平凹写这些,这么写,用意何在,有何意义?

故弄玄虚,崇尚文学上的“神秘主义”。贾平凹的神秘论、主观随意性的创作思路,也体现在人物塑造上。比如,杨钟整日疯疯癫癫上蹿下跳不顾家,气得杨掌柜没辙,但只要女超人陆菊人一句话,杨钟就老实了。井宗秀有了势、成了气候,可是见了陆菊人,就赶紧下马,担心毁了在她心中的形象。在贾平凹的思维里,女人就是风水,一个家过得穷与富,幸与不幸,都系于女人身上。男人整天在外面鬼混闯荡,容易沾染上毒,如果女人不能帮他解毒,这个家就要被毒害。有人给井宗秀报告说要杀大白天在街角日弄的两个乞丐,只要陆菊人说一句“乞丐就不是人啦,乞丐就不能日弄啦”,井宗秀就把两人放了。女能人、女英雄陆菊人能给人解毒,知道自己也会有毒,就去找老皂角树,找地藏菩萨,找宽展师傅、陈先生帮忙解毒,找自己陪嫁的那三分胭脂地解毒。一会儿是找非人解毒,一会儿又找他人解毒,贾平凹的“解毒思路”似是而非,逻辑混乱,令人费解。再比如《山本》里的陈先生,贾平凹把他设定为一位目不视物的瞎子。一众的明眼人在那里你死我活地胡乱折腾,惟有陈先生这位瞽者,不仅以局外人的姿态冷“眼”旁观,还时不时地以其别具智慧的话语,化解着人生种种难解的苦厄。如此写法,无非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貌似玄奥神秘,其实不过是画人不能则画鬼,因为画人有圭臬,画鬼无标准。

再说《山本》出现的新问题。

《山本》把人性写得极为冷酷、残忍、消极,给我的感觉,人类仿佛回到了“前现代”甚至茹毛饮血的史前时代。无论是逛山、刀客、保安队、预备旅还是游击队,都是那么地粗蛮狂野、凶残无度:逛山入帮的规矩是在巫师念咒时把小指斩断,保安队把“共党分子”的头颅砍下悬在城楼,游击队见了大户富家就抢了充公,听说某家有枪支就杀了全家抢了枪。井宗秀以正义之身在涡镇生活成长,可在修固城墙时,却将捉来的两名保安队员活填在夹墙里,还在秘密派遣孙举联系上游击队后,为封口而残忍地把他推入涡潭。预备旅的兵看到大白天在街角旮旯的乞丐就打骂。一辈子做着皮货生意的陈皮匠,居然也用剥兽皮的刀把人皮剥下蒙鼓……而世间之所以还没寒冷致死,是女人在帮他们解着毒,用温厚温暖着大地——这种仅凭主观而随意为人性下结论的写法,可以说延续了贾平凹一以贯之的宿命论、神秘论等等思维定势和思路,似乎这么写才能起到让其作品高深莫测、玄奥绝伦的作用。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中认为,革命的暴力一旦与革命的合法性相联系,这种暴力就堂而皇之地变成正义了。而贾平凹的《山本》却告诉人们,人生如同尘埃,革命无非是生命的杀戮,故事中的人物拼搏、打斗、如草芥一般死亡,似乎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秦岭的故事让贾平凹身陷新历史小说的窠臼中而不能自拔。作者试图展现历史还原之中的敬重,却也因其先天不足的思想修养、文化准备,而不免流于庸俗和简单。换言之,作为一名作家,贾平凹的历史观实际是陈旧的、消极的,照他的逻辑,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就不存在什么意义了,无非是打打杀杀、戕害生命。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上的历史叙事?

贾平凹在多个场合说过,自己写作这么多年,已经不在乎“施肥型号”等技法、技巧的经营,而变得随心所欲了(大意如此)。而在我看来,这是作者随着年龄增长,对于小说结构、故事的经营已然力不从心,放弃了早年《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小说的技巧追求,而变得倚老卖老、放任自流,使得他的长篇小说类似一种“生活流”,蜻蜓点水,浮萍飘走,失去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精心、耐心、细心和苦心。在故事经营、情节设计上,我们很难搞清故事高潮何时到来:刚看到高昂激烈之处,瞎眼陈先生就开始给人把脉看病,就开始讲因果报应宿命轮回;刚听到枪响,以为井宗秀终于要和阮天保血拼,宽展师傅的尺八就响开来弥漫在菩萨庙里;眼看井宗秀捉了人,要把一族十几口枭首示众,陆菊人便请麻县长来把十几人开脱放生……小说故事情节总是忽高忽低,忽热忽冷,就像跳跃的火苗,眼看就要窜起来压不住了,却骤然逆袭归于岑寂;而当你觉得一切都归于平静时,一把大火却又燃烧了起来。这种写法,有读者揶揄,像极了《百年孤独》中最后的片段,一看便知,这是在干“向经典致敬”的活儿。贾平凹对于历史的书写似乎有着本能的欲望,但他笔下的历史并不宏大,也不真切,而是主观臆测下的絮絮叨叨,看似充满人间烟火、邻里琐事、平凡生活,其实是没有方向、失去目标,无法说清其中的意义和内涵,呈现出一种人为的玄幻、虚无、神秘。

贾平凹近年来不少作品都暴露出了他对文学经典、他人作品、民间段子的模仿、挪用,以及自我重复的弊端。《山本》的模仿痕迹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模仿的水平不敢恭维。细读其文本,不难看出,《山本》与《白鹿原》《百年孤独》《红楼梦》等史诗作品有着形式、语言上或隐或显的关系,但后者的自成体系、血脉相连、气势超拔、深厚博大,是《山本》所无法比拟的。《山本》的叙事偏于琐碎、价值含混、没有方向、一地鸡毛,缺乏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结构、故事经营。作者好像一名拙劣的画匠,故意将彩墨泼在了纸上,外行人看了,以为这是一幅高超的画作,怎奈经不起明眼人的鉴别。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毕竟是要讲究结构的,没有跌宕起伏、彼此勾连、曲折波澜的结构建制,就谈不上是一部成功的鸿篇巨制,充其量是一堆语言文字砌成的散兵游勇,说得好听一点,更像是拉长了篇幅的散文小品。从写作角度上看,《山本》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它仍然是没有跳出贾平凹旧有创作模式的一部长篇小说。从该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作者以前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影子,以及很多的重复“梗”,熟悉的语境,熟悉的故事等等,总之就是对从前旧作的重温、重述,只是人物、事物的名字换了。正如有的读者戏言:《山本》乍一看,像《白鹿原》;再一看,秦岭游击队的情节又像他自己的《病相报告》和《老生》;而井宗秀治涡镇,颇有几分他早期《晚雨》的情景。《山本》的故事并无太多新意,它甚至只是一部被刻意拉长的《老生》。与《老生》相似,《山本》再次重蹈了将历史简化为无聊的阴谋与血腥、荒诞的暴力和杀戮的覆辙。对此类题材,贾平凹已然驾轻就熟:《白朗》《美穴地》《五魁》等“匪事”小说就是如此。这种重写二十世纪“野史”的做法,并没有提供全新的历史哲学。

读罢《山本》,让人收获的不是希望和信心,而是绝望和沮丧。在这部作品中,人性是愚昧的代名词,人物统统缺少信仰。正如有论者指出:所有人活在丛林社会里,没有道义也缺少理想。琐碎庸常的历史事件重述,将历史简单地以道德化处理,以及“善”与“恶”的二元化抽象叙事,使得洋洋五十万言篇幅的《山本》,展现的庶几是一段藏污纳垢的秦岭生活简史。作品所描写的一群浑浑噩噩之人,不停地被卷进时代的绞肉机,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它抛弃了家国命运的纵深感,传递出来的是消极、腐朽的价值观。《山本》中大多数人物被作者删除了人格,他们面孔模糊,甚至被“动物化”,像马,像猪,很像是从不同种类的动物演变过来。《山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除了生存环境的恶的渲染以外,还有庙里的神像、老树以及有三分灵性的坟地对人性的约束,作品中的人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木偶,他们完全屈从于现实,被动地接受现实。这种在历史虚无主义观念统治下的小说书写,无疑是一种落后的、陈旧的、反人性的价值观所致。贾平凹浅薄狭隘的写作观念,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陕西作家,他没有陈忠实的历史纵深感,缺乏柳青、路遥的现实参与感,而成为一个缺乏思想、因循守旧、格调不高的小说家。

 

《山本》有三个方面的明显短板:一是宏大叙事能力的羸弱。作品中充斥着着野蛮、暴力、色情、犬儒等等,缺少表现历史变革、史诗创造的涵养和能力。二是思想表达能力的羸弱。一方面是思想阙如,作者只是热衷于讲述人造的“传奇故事”,表达一些暧昧不清乃至消极宿命的价值观念,缺乏理性思考和深刻批判;另一方面是不会表现思想,不善于直接描写思想的交锋。三是长篇小说经营能力的羸弱。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两年贾平凹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这种勤奋创作的精神值得钦敬,但他缺乏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深刻认知,对现实生活变化的整合能力,尤其缺少对后工业文明时代城乡语境的科学理性分析,而这恰恰是长篇小说写作最重要的素质、条件。长篇小说的价值高下,某种意义上,是以其所凸显的历史感、现实感为标志的。这么说,并不一定就是要求长篇小说都搞宏大叙事,写普通人物的命运也是可行的。长篇小说要得到社会的关注、读者的认可,作家一定要抓到时代的痛处,挠到社会的痒处,触摸到老百姓的心灵深处,而且一定要有科学正确的价值引领。值此消费主义商业时代,作家不能为了“吸睛”而迎合世俗,随波逐流,甚至用写性、写脏、写暴力、写神秘来忽悠读者、博取市场。那样做,不仅有损于作家形象,也不可能受到读者和市场的欢迎,其作品的生命力更不会长久。贾平凹身为文学“陕军”的领军人物、当代著名作家,他应该明白:市场化背景下作家何为,这是作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坚持科学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艺术引导市场而不是让市场奴役艺术,用当代意识思考历史、现实生活,将个人感受升华为公众感受,才能提高作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文学作品除了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更应具有引人向上向善的功能,如此才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生活中并不缺少史诗,缺少的是作家创作史诗的雄心与创造史诗的能力。近期,贾平凹在一个长篇小说颁奖会上说: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各个方面,自己是“写了几十年的人了,又到了这般年纪,有些东西能看透,有自己的体悟,但更多的东西也在迷惑,企图去接近它,了解它,向往它”。还说:“迎合式写作,肯定不是好作家。”贾平凹说的基本没错:他的确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各个方面。他的能量,他的视野,他对天地自然、对生命的理解,决定着他的作品的深浅。然而遗憾的是,更多的东西他仍然在迷惑,而且他的长篇小说写作还在迎合和重复着他人和自己。如果不认真加以反思并痛下决心改进,贾平凹也许会很难成为一个受读者欢迎、被历史认可的好作家。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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