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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坛 光怪陆离》专题作品两篇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李更陈彦儒 时间:2020-05-19

 

焦虑蔓延撸奖圈

口李 更

 

 有个地方作协的领导是个诗人,出版过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当然,说是自费,也是作协方面提供的资金支持,只要他凑够一定数量,当年作协的成绩单上必然有他的诗集,出版周期基本上以某个文学大奖开奖周期为标准。只是他的数量非常有限,常常5年过去了还是凑不齐一本书的要求,只有把以前的作品再加点新产品凑数,行业上管这叫“加水”。

 当然是近年来十分盛行的口水诗了,因为从来没有走市场,没有在各种书店露过面,所以莫名其妙对当地多年来坚持走市场的作者进行不断封杀,说,让诗歌的归诗歌,让市场的归市场。还强调,诗歌一走市场就俗了。这让一干下里巴人困惑,甚至,这家作协的两个主席都是诗人,准确的说,写诗歌的人,他们虽然也有矛盾,但是在面对诗歌以外的写作者时,他们又马上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写诗,无以言。其它文体的写作者为了分点作协扶持的残羹剩饭,也纷纷开始回车键练习,怎么样也得弄点口水,没有口水贡献点唾沫,此地遂成为远近闻名的“诗窝”,经济上不去,诗会频频开,自我颁奖、相互颁奖不亦乐乎,但是离国家级仍然是十里堡与三十里堡的关系。于是大会小会研究、总结,得出的结论: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不读书了。不读书自然就不读诗,属于殃及池鱼。

 其实不仅是诗人,其他的文学家也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小说家,尤其是长篇小说家。

 常常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影响抵不上一个几百字的段子。

 长篇小说,至少得30万字吧?一般认为,40万字比较标准,像《家》《子夜》《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白鹿原》这样的,40万字50万字,怎么也得写个一年半载吧,三个月能够成书的也有,那不是网络写手也是现实主义大师了。很多,我知道的,十年磨一剑,结果,写完了,也发表了,还出版了,关系找对了,得奖了都说不定。然后,就泥牛入海,好的结果,出版社让你走“馆配”,就是说服那些关系好的图书馆购藏几本,运气好的,还可以得到什么图书下乡、社科基金扶持,把你的书放到深山老林给几个民办学校的孩子去翻翻,然后一页一页撕下来擦屁股。

 不好的结果?直接送造纸厂化纸浆了。

 一般是那些靠作协费用出版的,找关系买一点,有个作协的头儿遇到这种事:叫他打个发票直接拿钱去,书都不要了。开始还觉得哥们够意思,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可持续发展,大有蔓延之势,细思极恐,这不骂我?我差这几个钱?作协再穷还能穷我?

 有给面子的,好歹马上送什么孔夫子旧书网,或者给马路上摆书摊的,只是,摆书摊的这年月也跟熊猫式的保护动物了。

 没人读了。

 以前,有个报人张季鸾说过,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24小时作废。讲究的是新闻的快,慢了就容易过时。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一家书刊发行公司帮助新华社老记者出版自选集,徐迟介绍我去找李普、李庄,他们一边积极翻找自己的文字,一边感慨,过时了,都过时了。我说,不会过时,也是时代的痕迹。他们就笑,批林批孔行不行啊?批邓,行吗?

 

 不光是新闻,文学一样,我至今一直记得湖北有个作家叫辛雷的,1974年,家父李建纲从五七干校回武钢,领导让他再次负责工人的文学创作,除了具体帮助车间的写作者,就是联系省市的大作家来工厂深入生活,辛雷就是其中之一,他到武钢是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记得是《月涌大江流》,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武钢第一招待所去拜见他,他从文革前开始写,每年都因为斗争大方向的改变而不得不重新写,那几年恰好是风云变幻莫测,一年河东一年河西,每次见面,他都要和父亲探讨走资派造反派逍遥派的身份,怕出政治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离开武钢也没有完工,因为他写的那一切全部过时了。辛雷姓徐,网络上还能查到:徐辛雷,广东增城人。中共党员。1936年毕业于广东增城简易师范。历任华北联合大学组织干事,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委员,繁峙县七区游击区长,中共繁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孟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桐柏日报》记者,郑州铁路局文教部部长,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工会副主席、主席,大桥局桥梁学院书记、院长,湖北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书记。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第三、四届理事。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万古长青》,短篇小说集《长江上的战斗》,中篇小说《水上漂》,散文《曲水流杯记》、《两条小鱼》、《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报告文学《实习生》、《女钻探工》、《石总工程师》等。

就是没有这部《月涌大江流》。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会面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诡谲,以至于计划完全跟不上变化,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剧,他们很多人无法跳出时代的束缚,只想着做时代的代言人,而不是像巴尔扎克那样的时代书记员。随着时代政治的波动,不同的时间段,居然会出现不同的叙述标杆,作家们缺乏必要的分析力、反省力,自然找不到一把可以量度各种时代场景的尺子。加上一部小说至少要写作几年甚至十几年,场景变化更加繁杂,往往你刚刚表现完一种场景,政治标杆又随着政治人物的沉浮而变化了,甚至于完全相反了。这样的小说自然是在写出的那一天就死亡了。

 甚至根本没有写完的那一天。

 今天的写作,对于很多作家来说,立竿见影、急用先学才是更其重要,获得感,几乎是大家一致的追求,因为需要,所以焦虑。过去的焦虑来自于对时代风云的把握缺乏自信,现在的焦虑可能无一例外来自于对奖励的渴望,现钱、快钱,是一个可以望得到目标,肉身只能一次过,未有精神图来生。

 这种焦虑,其实也是早就被人注意,或多或少也被一些作家表现,但是像李洱这样沉默多少年去潜心研究努力表现的似乎还是第一次。文人们通常都是去表现别人的,他们的镜子喜欢照着别人,自己的种种,则常常是灯下黑。俄罗斯文学有大量的文化人自我分析自我反省的作品,如果沿着俄罗斯文学的路子走,一个是累,光是长篇小说的框架就会让人望山兴叹;一个是作家本人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哲学、美学、社会学不够。

 李洱走的好像更接近于《洪堡的礼物》的路子。据说他的这部作品写作时间比较长,怎么表现近2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他有意识地弱化社会的政治性场景,这样可以合理规避一把尺子度量时代的狼狈,直接突出代表今天文化人文学人的关键词:焦虑。

 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直接就说出了自己对于长篇小说写作的焦虑感,长篇小说在试图与“碎片化”对抗。

 “碎片化”,当然是指网络上的阅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抱怨自己仍然在写作,可是,读者没有了。到哪里去了?他们认为都是智能手机导致,阅读工具的变化,造成体制内作家被成千上万的抛弃。甚至,他们认为每天被微博微信绑架的那些手机综合症患者只是在打游戏看图片。

 现在终于有人知道,中国人的阅读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多了,打破了书本的束缚,阅读可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海量的文字海量的信息,让中国人更加热爱阅读,传统的条条框框的报刊书本上的内容早已经被人厌倦,甚至那些中规中矩的叙述不痛不痒的议论味同嚼蜡的描写,都让人昏昏欲睡。

 我在20年以前就说过,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没有过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字载体,今天就是段子。

 段子,似乎是今天的说法,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我们忽视了其存在的价值。小小说,微型小说,精短小说,换了马甲而已。近20年,大量纯文学刊物濒临困境,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一天都活不下去。但是,微型小说刊物继续挺立街头的报刊亭,包括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会》,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没有死亡,它只是变化了。

 忽然看见一则信息,仅仅十几年,方便面输给了高铁,互联网战胜了扑克牌。许多巨头的失败并不是被另外一家巨头击败的,而是被其他行业的人给击败了。比如说当年诺基亚跟摩托罗拉一直在竞争,不过最后谁都没有压倒谁。他们最后都是被安卓跟苹果给击败的。柯达曾经是盛极一时的胶卷老大,不过最后没有想到却在短短两年之内就破产了,击败柯达的同样不是富士胶卷公司,而是数码相机。

 而数码相机好景不长,被智能手机给击败了。最近几年方便面在中国的销量越来越差,连康师傅这样的巨头日子都不好过了。方便面销量少了,其实跟高铁有关系。过去人们坐火车,一般需要坐很久,在火车上人们最喜欢的食物,自然就是方便面。

 现在许多地方都通了高铁,火车已经越来越少人坐了。高铁的速度快了很多,许多人已经不需要在车上吃饭了,所以方便面的销量也就开始下滑。

 同样,以前旅行都喜欢玩的扑克牌,现在也被智能手机代替,导致扑克牌公司濒临破产。

 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直接改变文化存在的形式。注意,怎么改变,也只是形式的改变,其中的灵魂仍然存在。

 作为作家,只要你的灵魂还在,就不用担心形式的改变。那些失去读者的作家,你以为自己可以不变应万变?

 李洱对于“碎片化”的形势还是了解的,只是过于乐观,他认为长篇小说是可以和“碎片化”对抗的。实际上,目前年产量仍然过万的长篇小说面对“碎片化”只能招架,勉强招架。

 因为体制内的某些作协系统仍然一副官老爷的态度,错过了与网络写手的相互认知、互相补短的窗口期。只要看看今天的影视剧就明白,大部分的改编来自于网络小说。而体制内作家的小说如果不能被影视剧纳入,其影响当然不能被有效放大,最好的结果,只有去各个大学的文学院,请求职业阅读者过目,然后作为分类垃圾处理。

 以前,是网络小说写手希望作协接受,他们天天盼“招安”,现在,许多作协已经是跪请网络写手“受封”。

 一个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他这么多年其实就一直在做垃圾分类工作,谁叫自己吃的是当代文学这碗饭呢?你是什么垃圾?这是他心里面对所有值得他怀疑的作品进行的拷问,是干垃圾?湿垃圾?可以回收的垃圾?不可以回收的垃圾?大部分小说,他笑得很阴:属于不可回收的湿垃圾!

 显然,李洱是自信的,他已经找到“对抗”“碎片化”的办法,就是把网络上的“碎片”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像影视剧中的植入广告,变成他长篇小说的一部分,然后去拿茅盾文学奖。

 这不是抄写,是改编,或者叫移植。况且,网上的段子又无人认领,不存在版权问题,当年贾平凹的《废都》也有民间传说嘛,而且,还是直接取《金瓶梅》的瓶子装他贾平凹的酒,一来继承了传统,二来汲取了民间文学宝库的营养。那么多的山歌还不是民间高人收集传播的。

 与其对抗,不如笑纳。这才是虚怀若谷高风亮节。

 有人说,《繁花》没有结构,就是“碎片化”的口语集合体。也许,就是这么无意间诞生了一种新的文本。

 还有人说,《繁花》也好,《应物兄》也好,不经意间,中国文学出现了“撸奖体”。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体制内作家的焦虑来自于读者越来越少了,起印从5千册到4千册,这是最焦虑的时刻,到3千册2千册也就无可奈何了,他们对于市场的读者已经放弃,纷纷寻找其他读者。

 先是挨家挨户到各个大学文学院送书,饭局不断,礼品不断。然后重点进攻各个作协负责人,主要是评级评奖的评委们。

 也有一些有追求的作家在想其他办法,那年我在市场上买到两个作家的书,都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刷数量都是3千册。一部是余华的《活着》;一部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关键是市场销售非常不好,我还是在旧书摊上买的,五折。

 后来,韩少功通过与张颐武的官司炒作,《马桥词典》不断再版,这以后,利用官司甚至利用负面消息炒作成为书商的营销模式。韩少功是中国作家中最懂市场的人,也是最善于在文学里面发现新闻价值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明白不能单纯地写小说,要有理论,而且要理论先行,先有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所以他推出了“寻根文学”这个概念。他也是最早投入海南岛的商业开发大潮的作家,在《海南纪实》的发行中学会了利用质疑、争议吸引读者的目光。当时正是大裁军,提出军地两用人才,文学圈称赞他是军地两用人才。

 顺便说说文学官司有没有必要打?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作家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就是因为文学官司那么多。但是这些官司都是打笔仗。鲁迅就是文学官司最大的赢家,他打得多,打得大,而且,得道多助,越打朋友越多。他赢在技巧,赢在语言。个人觉得,文学官司如果闹到法庭上,就属于舞台表演了,嘚瑟的成分占了大头。所以,当外表温良恭俭让的韩少功以厅长的身份勒令北京大学副教授张颐武去海口到庭,喜欢韩少功的读者才发现他骨子里还是湖南人特有的霸蛮子。

 余华则是读者们在慢慢的阅读过程中发现了大师,靠读者的口碑宣传,发行量暴涨。没有炒作,就没有故事,余华是中国作家中故事最少的人,至少,目前还是这样。

 那些写不出《马桥词典》《活着》的作家,人家调整好心态,彻底放弃市场,注意力全部放在作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道理谁都懂。一些作协也知道礼尚往来,肥水不流外人田,每年评级评奖,作协内部优先,在编的又优先。这些活动成为许多地方作协的年终评奖过程,互相计较起来,评级评奖也是要放在年终奖的大篮子里面考虑的。

 然后是作协外围,那些与作协相关人员走得近的进入一杯羹利益均沾范围。该拜老师拜老师,该拜码头拜码头,最近20年,中国作家尤其 是诗人最大的进步就是不清高了。也许还有,清高的方式变化了,一只手拒绝,表面拒腐蚀永不沾,背后一只手,则想方设法拉关系。

你想啊,申报题材就有费用了,下生活采访又有费用,然后,刊物发表,买书号出书,出版以后还有座谈会,接着还有评奖,评奖完了还有评级。

 包介绍对象,包办结婚宴席,包生孩子,还要包生儿子。一条龙。

 所以,你还用得着去市场找读者吗?

 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和谐了吧?结果,一些地方作协却是好友反目,甚至大打出手,互相写告状信,你说僧多粥少,互相给点拳脚可以理解,可是这些年对作协对文学的支持力度已经很大了,甚至在一些作协已经是粥多僧少了,有的主席副主席的撸奖撸得手软,一些地市级作协的奖甚至是专门为主席副主席设立的,你们还闹个甚?可是,但是,真是,内讧力度大的还就是那些得到财政扶持力度大的作协,甚至成为正比关系,扶持大,内讧大,所以大家说的高薪可以养廉怎么可能?而且,情况还多半发生在某些撸奖大省。主席和书记,经常形成“府院之争”,主席屌副主席,副主席屌文学院长。形成食物链了。

 再说说走得近,走得近并不完全属于开后门,学术界走得近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是褒义词。走得近,是礼貌,是修为,是虚怀若谷,至少也是人情世故。

 走得近,让别人更好地了解你,关怀你。除了评级评奖,一些认为自己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作家诗人下一步就是怎么进入文学史。

 相比起评级评奖,当代文学史是个更让人焦虑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离得很远或者比较远,大家也就无所谓,就像万里长征,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的目的是几千公里以外的陕甘宁,结果可想而知。要有让人望得到的目的,这些目标不是说唾手可得,起码也是有希望的。

 过去,文学史,历史啊,怎么也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目标,不是立竿见影的,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文学史屈指可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20年,文学界最大的开放,就是放开了文学史的写作,各个大学、各个作协,重写文学史、改写文学史,成为一种时髦,甚至连个人也可以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主要是解决自己熟悉、喜欢的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结果是震撼的,成百上千的文学史如雨后春笋,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而且,那些三本的专科的学校学院更加积极,只要老师愿意写、能够写,都可以在费用上进行支持。有位矿山地区学校的老师写了本武钢方面的文学史,但是侧重点却是该老师所在的矿山作家,开始,老师是自费,后来学校方面表示如果我愿意挂个名,可以拨款支持。我告诉那个老师,本来写企业的文学史是产业文化的一个空白,但是你写武钢,武钢那些主要作家都没有正面评论,甚至连武钢出去的池莉都没有认真去写,就近水楼台写你的左邻右舍,你这个文学史还有意义吗?

 这些年,希望入史的作家们非常焦虑,那些编写者很多也是给与自己走得近的作家相当篇幅,走得近的那些基本上是长袖善舞的中青年,他们有的拿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比自己的作品还多。就像某些报纸的编辑,懒得修改记者来稿,直接把通讯员文字排版,因为记者也是从通讯员那里拿到的第一手材料。

 结果很多老作家被自然遗忘甚至故意漏掉,给你一个作品存目就算很好的了。而其实,这些作家才是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留下过影响的有着强烈自尊自爱的文化人。

 我们姑且把那些焦虑在撸奖中的作家理解为还在奔波生计路上的旅人,那么,有没有完全不在乎这一切的作家呢?

 有,王安忆,2019年5月5日,手机微信的百度新闻有一则,《匿名》:王安忆,费了那么大劲,就是要写一部别人读不下去的书。

 这个消息让人陷于《罗生门》,同一个事情发生不同的理解,通常在公共新闻中很少有关于作家诗人的消息,因为今天的中国文人已经因为自己的不作为而被社会边缘化。

 首先,有人理解为作家的狂妄,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王安忆有这个资格狂妄。到了这个地位,决不能迎合读者,不能大众化,而要化大众。应该引导读者的阅读口味。

 其次,有人称赞她的坦白,其实今天的作家大部分都在写别人读不下去的书,尤其是拿到作协扶持费用的作家,他们大部分作品更加味同嚼蜡。

 第三,到了王安忆这个份上的作家,当然不屑于低档次的读者,她又不是写儿童读物的,儿童文学作家看上去有那么多读者,其实都是无效人群。在西方,很多纯文学作家是十分厌恶市场的,甚至极端地认为,凡是畅销的,都是通俗的,越畅销越俗不可耐。

 第四,受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10年的影响,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一辈子一定要写一部晦涩难懂甚至故弄玄虚的作品。就像每个美国总统在任上都必须决定一场战争一样,否则这总统就白当了,没有充分使用自己的权利。

 第五,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本来就写不出什么了,但是为了保持自己领军人物的形象,挤牙膏。甚至本来就没有什么高妙,怕读者看穿,故意在文本、叙述、结构上意识流,目的是把水搅浑,让人看不出深浅。

 第六,渴望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辈子至少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句格言。如果能够留下一个崭新的文本,就可以永垂不朽。至少至少,要留下一个词组吧?

 这个新闻至少引发了关于王安忆的小小热度,出现大量关于《匿名》的评论,对于一本书来说,是非常好的营销了。今天的文坛,所谓正能量,通常说是正面表扬式宣传,已经不能起到广告作用了,甚至越表扬,越负面,帮倒忙。而质疑和争议,甚至完全绯闻、丑闻,却是非常有效的宣传,中国人喜欢积极主动地去传播所谓不良新闻。

 王安忆很幸运,她不需要丑闻,也不需要绯闻,刚刚好,在质疑争议的范围以内,人们开始议论关于她的作品。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者不断讨论你的作品,如果达到街坊邻居家长里短的议论,你的作品就真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旅行者提起来,巴黎有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伦敦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王尔德。上海,有我们的王安忆。

 还有人说王安忆的霸蛮气不仅来自于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还来自于她的文化世家背景,很多人质疑她当教授,因为大学门槛不低,比如留洋背景,读博身份,核心期刊的发表率。当年谢有顺就因外语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关,在中国,基本上大中专生都这样,外语是无法过关的,他只好找陈思和开后门去读博,结果在中山大学引发巨大争议。前无古人地成为一边当博导,一边读博士的名人。

 事实证明,王安忆教授不比作家王安忆逊色,她的关于文学的课题远比那些空头文学理论家来得实在,操作性更强。

 事实也证明,谢有顺教授关于文学的课题也比更多的空头文学理论家来得扎实,实用性更强。

 就我个人而言是极其佩服王姐的坦率,现在要想写本可读之书对体制内作家而言难于上青天,只有网络写手才能达到,因为人家面对的是网上自由选择作家的读者。而体制内作家的读者是那些职业评委专家,所以有作家直接说自己的作品是写给某主编某评委某教授的,所以花钱买读者是体制内作家费尽心机的事,因为这些人非常清醒,真正的读者只是作家本人。

 多元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抛弃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作家的定向思维,作协仍然有标准,但是已经不再保持判官地位,因为读者并不在作协,读者在民间。民间的标准,有人说就是相当于电影的票房,票房决定一切,市场是残酷的。但是,市场也不是一切,连好莱坞也不是把票房看得至高无上,尽管票房概念就是好莱坞创造的。

 仍然应该有艺术标准,仍然应该有技术含量。只是山头林立,各行其是,各庄的地道都有高招,越来越多的地方、报刊、行业的文学评奖可以证明另立中央的大有人在。各村各庄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文学标准。

 那些在国外流浪多年的所谓公知诗人甚至推出来自洋人的标准成为其马首,比如一个叫顾彬的标准,连莫言在这个标准下都成为泥沙俱下语言垃圾的制造者。

 于是,文学不是用来读的,是像考古一样用来研究的。体制内作家诗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内销了,消化那些作品的基本上也是拿着各种各样课题费的作协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他们共同的工作就是垃圾分类,然后也做一些干尸样的标本。

 当年我非常喜欢王安忆,清新明快,我是每篇必读,同样风格的铁凝、池莉、赵玫我都喜欢。到了《小鲍庄》,我觉得王安忆就用力过猛了。她有些着急,迫切希望百尺竿头,她的写作面临天花板,急于换个发展模式。她说她喜欢高晓声,但她一点没有走高晓声路的意思,她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模糊,刻意模仿成为表述的小脚老太,《长恨歌》已经因为刻意张爱玲而变形成拾人牙慧的标本。当然,有人说了,《长恨歌》可是获得茅盾文学奖了。没错,获得又如何?茅盾文学奖有多少可以留下的?甚至,有多少还可以今天一读的?

 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我认为有追认的意思,同样情况还有,莫言、贾平凹、苏童、格非、王蒙等,等待追认的还有,余华、王朔、赵玫、池莉、方方、蒋子龙、叶兆言、周梅森、阎连科,刘慈欣、韩石山、韩少功、韩寒、冯骥才、叶梅、胡发云、邓一光、张承志等。被彻底遗漏的也有,比如,二月河、周而复、王小波。

 可能我是错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安忆彻底的抛弃了她的小清新,抛弃了让读者有阅读快感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描写,变得越来越大师状了。

 作为一个获奖无数而且获得过中国文学最高奖的作家,一览众山小,没有必要再去写应试教育式的作品,完全可以安静下来,寻找自己真正想写的题材,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本。

 这也许是一个作家必要的成熟过程吧。

 

 作者简介:

 李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李更如是说》《向后进看齐》《特区女人素描》《绑赴文坛》等20余本书,其中《李更如是说》曾被《新闻出版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周刊》、及新华书店系统评为“1998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不是冤家不聚头

 

口陈彦儒

 

 当冰心收到林徽因送来的一坛山西香醋之际,她第一时间展露出的会是些什么表情?该愧该恨?是恼还是羞?

 没能和冰心、林徽因生存在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说,该有多么遗憾!

 林徽因,当时社交圈的焦点人物,有才有貌,爱出风头,写得一手好文章。

  对于这个小同乡,曾写诗隐晦地规劝过她的冰心,在心底会不会冒出一种嫉妒羡慕恨的感情?文坛里,于是有了《我们太太的客厅》,于是又有了一坛“香醋”的逸事。

 抗战时期,当林微因举家迁至昆明之际,宋美龄邀请冰心到重庆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林徽因向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写信,借此相讥:“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

  “Icy Heart”指的是冰心,写下这些话之际,她是不是又回想起《我们太太的客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丝冷笑是不是浮上林徽因的嘴角?她苍白的脸颊会不会因愤怒、因激动、因不屑而泛起红潮?总之,她握着的笔此时加大力度:“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

  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徽因在信中继续陈述自己的冏境:“我们将乘卡车去四川,三十一个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一个车厢,一家只准带八十公斤行李……”

 抗战前后,两位才女的争斗,常常让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感叹感慨。

 如何将这一幕幕展现在银屏和网站呢?

 突然,信马由缰想到了国内各地大张旗鼓兴起的“融媒体”。什么叫“融媒中心”?什么叫“融媒体”?各地的主管机构和媒体运营团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字眼的解释、和形式的布局上,而是应该围绕受众需求,从深层次去拓展思路,比如,各地城市“融媒体”推出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要如何去做?怎样才能端上一道色香味形俱佳、让受众食指大动的“大餐”?运营方应该心里有数,头脑有路,学会创新和筹划,而不是人云皆云,瞄着兄弟城市有样学样……

 聊起冰心、林徽因两位才女的争斗,做为《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一书作者,我倒有个想法:“融媒体”运营方抄袭兄弟城市的“融媒”招术有啥意思?不如自己结合受众所好,推出《不是冤家不聚头》之类栏目,举个例子,头段时间格力电器董明珠“肉博”奥克斯郑坚江,一方是举报,一方急回应,如果一个融媒体栏目将两位邀请到一个路播现场,让大佬面对面对质和交流,一边唾沫横飞,一边指手划脚,或沉稳或哭诉或气得直跳脚,精彩妙语不时脱口而出……两位大佬面对面的言谈举止和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善于煸风点火的主持人煸动之下,通过推拉转换,尽情展现在银屏之上,同时,在城市主要的家电卖场,再安排一两组记者做连线采访,围绕行业、质量、甚至人性各方各面做一个即兴的受众访谈,利用5G网络传回两位对手面前,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电话留言、投票、甚至抢红包等各类手段,加上网站、报纸、广播、电视在之前、之后将采访花絮“一条龙”展示出来,这么一做,一地“融媒体”还愁做不下去吗?围绕受众关注的名人,商业可做,娱乐可做、家长里短围墙内外也可做,这栏目做得出彩的话,地方媒体还愁生存问题吗?

 一度引领文坛潮流的冰心到了晚年,先是在舒乙面前否定了《我们太太的客厅》影射林徽因,后又是在接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等人采访之际,冷冷回答称不了解林徽因……可见,那坛香醋,让著名的老人吃了一辈子,也让关注文化现象的受众持继关注下去,哦,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作者简介:

 陈彦儒,原名陈镜堂,广东兴宁人。2019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作品集《放牧星群》、长篇小说《白天失踪的少女》、散文集《印象兴宁 水墨珠海》 、新闻理论随笔集《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等专著。其中《白天失踪的少女》获得了2015年首届报业文学奖年度长篇小说大奖。 《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被清华、人民大学、复旦、上海交大、武大、浙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厦大、华东师大、暨大等众多高校图书馆和国家、省、市县区图书馆购买收藏,一些高校教授在上新闻专业课时,常常会援引本书一些观点及新闻案例去解读新闻理论。

 

责任编辑:骆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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