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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经历文化大革命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王大定 时间:2018-04-18

 

特别提示:

本文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现已退休的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年轻一代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1966年爆发并席卷全国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至今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对这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巨型闹剧,一些人从来没有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相反是压制学者研究,鼓励全民遗忘,这是非常愚蠢非常危险的。文革的幽灵始终徘徊在中国大地,个别经历过文革的人,不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反而昧着良心掩盖文革之罪,继承文革衣钵,这些文革的遗老遗少们绝对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文本作者王大定则属于上述个别人之外。广大读者如果读完此文,一定会认识和感觉到作者不失为一位有胆识、有良知、有责任、有担当的文革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在清华大学的学业,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班,清华工化系6902班(当时称为“化902”)成了全校有名的班级。班上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蒯大富。我也被卷进了文革旋涡,当了“造反派”。我感到这段时间的自身经历值得写出来,供今后人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当作参考材料吧。

 

一、 文革前的政治气氛

 

文革之前,国内的政治气氛已很浓重。中苏论战,发表了“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学生们知道,苏联“变修”了,”防修反修”。之前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变成了修正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自林彪主持解放军工作之后,全军学毛著,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形成一个学习的高潮。清华“突出政治”,也抓的很紧。当时,我对学习毛著是很认真的,毛选四卷通读不止一遍,感到毛主席的著作真是伟大。中学高中二年级时,政治课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记得期末考试我得了96分,全年级最高。大学系统学习了党史、政治经济学,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政治课代表。现在看来,毛主席著作有其伟大的部分,也有些观点值得讨论;而那时的“高潮”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个人专断,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文革前一个震动全国的文章是文汇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 “评《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接着就是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即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三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多篇短文“燕山夜话”成了批判对象。后来知道,这是毛主席向北京市委动刀。顺便说一下,邓拓的女儿邓小兰是我同系、同级同学。邓拓死的很悲惨,含冤跳楼自杀的。尽管他一生尽力紧跟毛泽东,毛泽东仍把他推向绝路。吴晗的一个外甥女叫做宋滇(可能她是在昆明出生的吧,那时北京的大学流难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她与我同系,高一年级,是我这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文革中尽管她家族受害,她仍然靠拢到“造反派”这一派。我猜想她是害怕,所以违心的靠近这一派。但是,毕业分配,她被分配到“沙城农场”,那是当时“黑五类”子弟分配去的地方。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造校党委的反,工作组进校

 

文化大革命,可以认为是传达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开始的吧。“516通知”决定在全国搞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权派”。“通知”传达后,校园内就出现了“揭发”彭真的大字报,说彭真是混进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时我才注意到,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彭真没出现了。去年(1965年)北京学生纪念“129”运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演出节目。清华是最后一幕“北京学生支援全国的学生运动”,我班全班参加了演出,扮演的是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学生队伍。谢幕时,彭真上台来与演出的学生合影,前排的学生还和彭真握手,我在最后一排之后担任摇大旗的角色,没见到彭真。文革开始之后人们知道,北京市委被改组了,彭真被撤职,李雪峰调任书记;毛主席说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说“评《海瑞罢官》”在北京就没法发表出去,不得不安排到上海发表。

 

1966年5月16日《通知》

 

1966年6月2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即被毛主席称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清华就混乱了,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部分大字报直接批判清华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忆起来,主要的论点有:北大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难道清华不是?清华沿袭欧美教学方式,建国后作了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教材也是参照苏联的教材编写的,苏联已经变修,清华的教育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党委书记蒋南翔执行的是“教授制校”,108将制校(当时据说清华有108位教授。在反右斗争中,蒋南翔最终打垮了“教授制校”一股势力,划定了很多右派。当他站稳脚之后分批为右派摘帽子,教学最终还得教授担当主导作用。文革开始,学生们又将反右斗争这一口号用来批判蒋南翔)。还有一个观点是蒋南翔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理由是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列主义“高峰”,而林彪称之为“顶峰”,高峰没有顶峰高,所以是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的,当时却是堂而皇之的响当当的观点,谁也不敢反驳。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是这样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本意是批判罗瑞卿搞军队“大比武”的。我看了这社论,联系到清华推出的“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就写大字报说清华不突出政治。现在看来,“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完全是一种空无论调。当时我头脑发热也就是写了这张大字报,其实,我自己也是注重业务学习的。

 

值得写出来的是,最早写大字报反清华党委的学生,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峰、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女。文革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高干都被打倒,其子女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子女为什么在开始时这么积极?我猜想,是这些高干都上当受骗了,他们以为揪走资派只到彭真为止,而又看到毛泽东要造教育界的反,所以让他们的子女带头行动,迎合毛泽东,又可以使子女获得政治资本。

 

写大字报,全清华一片混乱,蒋南翔也组织人写大字报肯定党委的成绩以自卫。但是自卫没起到作用,6月12日北京市委(当时称为“新市委”,书记已换成李雪峰)派工作组到清华,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这就是蒋南翔及清华党委被打倒(这里注意,是工作组打倒的),学校权力归工作组。学校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校一级组长是贺鹏飞,刘涛、李黎峰等人。各系各班都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文革小组。我班的工作组人员张茜薇,她是陆海丰起义的领导人烈士张太雷的女儿。我班文革小组组长是蒯大富,我是成员之一。

 

这样,清华大学以对党委的态度第一次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称“反蒋派”和“保蒋派”。自此,党委成员都被称为“黑帮”人物,受到大会小会批判。

 

这段时间北京各高校的情况很相似,党委都被打倒,都陆续派了工作组,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领导小组。这时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造党委的“反”,可是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可没有北京的那么幸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甚至投入监牢。

 

现在回忆一下,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参加造反?是什么动机?这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上上下下的政治教育,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防止资本主义复避…这种教育深入人心,每个学生听党的话。当“516”通知传达后,学生们就积极拥护中央决定,带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带着一股政治热情参加运动,起来“造反”。所以,绝不是现在社会上笼统认为的,是一批坏分子造反。例如,刘涛、贺鹏飞这大批高干子弟是最早的造反派。再例如,当时我班十二个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同学,十一个是团员(包括我,当时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一个是党员(当时的班长)。当然,学生的这种热情是很幼稚的,历史证明这种热情被人利用,成了党内权利斗争的工具。

 

三、怀疑工作组和反“蒯”斗争

 

清华在工作组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大力批判蒋南翔为代表的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没几天就传出一阵风:工作组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清华有个姓王的学生首先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

 

这股风从何而来?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有一种解释,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伯达,江青,戚木禹等)散布出来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当时,时兴一句话:“怀疑一切”,据说是马克思说的,学生中也就容易产生怀疑工作组的看法。

 

我班的蒯大富也就迎合了这股怀疑风,对工作组提了不少疑问。大概是6月22日吧,全班开会,除了张茜薇之外,还有一位工作组人员不知姓名,显然比张的职位高。会上说,知道化902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会上多个同学发言,蒯大富发言最多。当时提些什么意见我现在也记不清了,我没发言。第二天,清华轰动了。原来,蒯大富在晚上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学(十位中没有我)写了大字报,《叶林,这是怎么回事?》一式二份贴在两个地方以供更多的人看。大字报上称,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因此质问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大字报制造了混乱,工作难以再继续维持工作了,不得以组织全校“大辩论”,以期批判倒蒯大富,压制住怀疑工作组这股风。6月24日在大礼堂,工作组安排了我班部分学生为一派,蒯大富等人为一派进行辩论大会。观看的学生挤满了大礼堂,可以想象,对工作组持怀疑态度的人挤进来的较多,所以工作组控制不了会场,我班的学生被安排坐在中间前两排。这次会上我自己跳上去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作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工作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是各打一巴掌,这是我犯的一个大错误。因为这句话,我虽然没有给工作组写大字报,不赞成蒯大富的做法,仍然被打成了“蒯派”人物。辩论会乱哄哄的散场了。蒯大富后来认为这个会是他的胜利,1967年6月24日开过小型会庆祝这个日子(我只是听说有这回事,没参加这个会)。


 “6.24辩论”造成了混乱,工作组已管不了人了。但是6月27日(大概是这天吧)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发票参加,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我也没让参加。事后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精神,反击赶工作组的“反革命潮流”。一下子,全校被工作组整顿了起来,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人,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被看管起来。全校好多班都有这种人物,但是全班也只个别几个吧,而我班最多,有在那大字报上落名的十位,有我与另一位对蒯有支持言论的,共十二人。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年级的学生看管。我班其他的被分到化9年级各个班看管,我被分到化903看管。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运动真是多,运动的对象往往被隔离看管起来。我第一次被看管,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
 

从这时开始,全校就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这些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就在这时的几天前,蒯大富是写大字报反党委的。文革中的大批判,总是“上纲上线”,无限上纲。在一次次的批判会上,蒯大富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接受对他的批判之词。而我却没有他这一精神,赶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写检查。
 

蒯大富被看管起来。某一天,他写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贴到宿舍楼“新斋”门口,表示了坚持斗争的意思,以后每天一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戚本禹等人去见了蒯大富,给他放了点风,说有重要人物支持他,要他对抗工作组的批判,所以他又强硬了起来。
 

除了蒯大富之外,我班的这些“蒯派”人物一个个的被化9年级开会批判。那一天轮到开会批判我了,突然改变了会议,改成了全校批判蒋南翔的大会。自此,就再不批判学生了,专门批判校党委。又有某一天,我班全班同学被带到甲所开会。那是清华党委原来办公的地方,我第一次进这么高级的会议室,很大的玻璃镜子,高档的会议桌和椅子。我们围着桌子坐定之后,进来一位中年妇女,那时是七月份的天气吧,穿着短袖衬衣,坐着靠我边上的椅子上。我当时不知道是谁,会后才知道她就是王光美。王光美主持会议,与同学的交谈,我感觉到主要内容是给受批判的同学消除压力。会议约一、二个小时。会议毕,让王光美先出了会议室拐到了某个房间,之后才让大家离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光美。
 

又过了几天,早晨在我随903班跑早操时,见到了大礼堂前压着一张大字报简单几语说“北大工作组撤走了”。紧接着众多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报道北大工作组的情况,报道江青在北大讲话,控诉工作组迫害她女儿。马上,清华的工作组就控制不了学生,也不管学生了,撤走了。批判学生的后事工作由学生来做,我的检查都退回给了我,903班的同学当我面,将审问我的记录扯碎扔掉。
 

但是,在中央,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事被作为把柄抓住。7月29日(大概是这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部分学生大会,会上刘少奇被迫作检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清华就这样经历了派工作组,怀疑工作组,批判学生这一个阶段。北京各大专院校有相似情况。现在回忆起来,可以有两点看法。


1. 派工作组本身不是错误的,建国以后多次运动都有派工作组的形式。例如,就此前不久的“四清”运动,清华的学生约一半都去当过工作组成员。但是,这种批斗学生的方法是错误的。历次运动,比如反右斗争,都有批斗,文革中就特别激烈了:工作组批斗校党委、批斗学生,后来又被学生批斗(王光美被学生批斗见后文)。现在看来,批斗人完全是违反宪法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伤害他人。但愿中国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批斗的事,要按照法律办事。
 

2.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几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工作。这可能是一个阴谋。就是让你负责,而又让中央文革这些人暗中制造麻烦,煽起怀疑工作组的风,然后适当的时候回到北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作为打倒你的把柄。文革后看的很清楚,毛泽东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四、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工作组撤走了,文革小组掌权,继续批判党委“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受过工作组整的学生不答应,要批判工作组,叫嚷要把工作组负责人揪回清华批斗。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学生们又重新划成了两派。1966年8月8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我参加了这次串联会,鼓动组织起来批斗工作组,后来就称为“88派”。8月9日,另一派也在大礼堂开会,后来就称为“89派”。这样,清华大学以对工作组态度第二次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第一次“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一般变化成了第二次的“保守派”。
 

 “红卫兵”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的吧,我不是很清楚。清华大学由刘涛、贺鹏飞、李黎峰、刘菊芬等人为主要领导,“89派”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学生大会,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代表(清华的代表是刘涛等几位)。之后,各院校红卫兵一个个地冒了出来,全国进入了“红卫兵”时代。“88派”也就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样,清华就有了两个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带上了袖章。这个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我记不得是哪几位了,但是肯定一点:不是蒯大富,这时的“88派”也表示和蒯大富有区别。
 

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在西大操场上搭了临时讲台。那天晚上断断续续的小雨,台下学生一次又一次的呼喊:”给总理打伞!”总理却一直不让打伞,冒雨作报告。总理的报告,讲了工作组这样批斗学生是错误的,但是,也没说怀疑工作组就是正确的。对蒯大富,周总理讲,蒯大富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而没说他是英雄。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直接听周总理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很快根据录音整理刻印成册子,我可惜没保存一本,不过社会上肯定有人还保存有这个讲话。
 

清华这段时间,是两派互相写大字报。我招集我班的十个人(十二个被工作组批斗的学生中,将蒯大富及另一位同学排除在外,以示和蒯大富有差别)写大字报,“控诉”工作组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批判保工作组观点,后来就落名“化902十人小组”。(这“十人小组”与蒯大富召集的写大字报的十人不完全一样)。我班另外有十七人集体写大字报为工作组辩护,后来称“化902十七人小组”(我班共三十个人)。
 

这时,北京城内兴起了“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结果是破坏文物,抄家等一系列破坏违法行为。在清华,保工作组这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表示“革命”,拆毁了清华二校门。那天,我听到高音喇叭喊,要拖拉机开到二校门。据说,那天将“牛,鬼,蛇,神”(即被打倒的校级领导)叫到二校门搬拆毁的砖块,一边搬,一边还得喊“我是牛鬼蛇神”,否则就挨打。这里插一段清华二校门的事情:
 

清华的二校门被作为“四旧”拆毁了(注意,不是蒯大富这派干的)。1967年在清华“井冈山”,即蒯大富掌权的时候,在这里建了一个毛主席塑像,林彪给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四个伟大”的题词。落成时我们围着他瞻仰。这是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塑像,之后塑像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北京各高校,全国各地树立了起来。我毕业后到甘肃工作,路经兰州见到,在东方红广场也树了一座毛主席像。清华的塑像是站立挥手姿势,同学们纷纷留影,照片上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班毕业前夕,全班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现在我班每个人手中还有这张照片。文革后全国的毛主席塑像被拆除,清华的也被拆除了。文革之后某年,清华在原址照原样重修了二校门。现在见到的,就是重修的二校门,清华已将之作为注册图案。
 

两派红卫兵混战一阵子,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了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反工作组的这一派就站了上峰。这时就有大字报提出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里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抄录如下当作资料吧:
 

炮打司令部——我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是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肴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某一天中央电台广播,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接着通知下来,收缴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的修养》。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开始被整垮。当时,我心中庆幸自己站对了队。
 

蒯大富虽然是反工作组的第一干将,但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把他排除在外。9月份,蒯大富着手组建“井冈山兵团”。蒯大富这样做,是有上面人的授意还是自己想的,我不得而知。我开始时犹豫,迟迟没加入他这个兵团,蒯大富问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被他激将,就加入了“井冈山兵团”,之后由我主持成立了“井冈山工化系分部”,我任负责人。
 

1966年10月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红卫兵大会,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员全在场。这个大会上,让蒯大富担当大会主席,这样,就把蒯大富摆到了一个“革命英雄”的位置,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0月3日大会表明了文革小组对蒯大富的支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就猛烈扩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入了“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红卫”就销声匿迹了,清华大学成了蒯大富的天下。
 

1966年约11月份,若干红卫兵联合成立“北京红卫兵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江青,康生等人都出席坐在主席台上,蒯大富作为“司令”带领大家念誓词“……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献身…”。自此,蒯大富就成了“蒯司令”。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清楚的看到蒯大富与康生言谈说笑。这个司令部称为“第三司令部”,后来就简称“三司”。北京的红卫兵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清华红卫兵”为代表的第一代红卫兵组成的,是造党委的反、保工作组的。“第二司令部”是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成的。“三司”,可以认为是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代表的反刘少奇的红卫兵组成的。
 

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进入了串联高潮,坐车不要车票(在北京,一段时间内吃饭也不要钱),我在十二月份也出京串联了一个月。我去了长沙。长沙也出现造反派和保守派,我与造反派有过接触表示支持,但没作具体事情。长沙城西是湘江,江中一个沙州,就是毛主席词中的“桔子州头”。湘江西岸是中南矿业学院和湖南师大,在岳簏山脚下。我游了岳簏山,山涧一处“爱晚厅”,说是毛主席读书的地方;山顶有几座辛亥革命元勋的坟墓。在长沙,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那时是湖南省委组织的,每天几辆解放大卡车免费接送去参观,每人还发一枚毛主席纪念章。
 

我与两位遇到的北京的中学生,步行到宁乡“串联”。这里我做了一件当时是“革命”的,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城食品公司的橱窗里挂了一幅画—“刘少奇故居”,是一座高楼门大瓦房。我与这二位中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说他们保刘少奇,欲贴到玻璃上。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出来,没谴责我们,客气地说:“不要贴大字报了,我们马上把这画取下来。”第二天就不见此画了。宁乡县政府客气的给我们安排汽车票让我们回了长沙。
 

五、井冈山兵团及其批斗王光美,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现在回忆起来,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始,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和利用,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当时这些学生自认为是“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一个光荣使命。“井冈山兵团”第一个到北京城游行,公开在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没参加这次活动)。两次“批斗”王光美,从身心上打击国家主席,我参加了这两次批斗会,写下我参与的情况。
 

1、第一次“批斗”会

 

1967年1月6日,我班的一位同学带了一伙人到建国门外“学部”,去抄杨献珍的办公室,希望找到“材料”批判杨献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连人带车被关到了学部院内。井冈山总部办公室主任潘某,让我去调解将人要回来。回来之后天已黑了,潘告知我,王光美抓来了,批斗王光美,让我集合工化系队伍,先围好主席台。

 

原来是,那天王光美在北师大的女儿要在大会上做“检查”(她支持工作组积极参与了批判学生),清华水利系几个学生想到了一个鬼主意:他们将她控制住,连哄带吓,让她给她妈打电话说出车祸了,在儿童医院手术。女孩年幼无知不得已就打了这个电话。水利系的这些学生控制住了儿童医院所有的电话不让接,在儿童医院等着。王光美在刘少奇的陪同下来了,这些人不顾刘主席及夫人的尊严,不顾王法,将王光美塞进吉普车就拉到了清华。我集合学生围好西大操场主席台后,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到西大操场开重要大会。很快操场上集满了人。这种会总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来临,所以学生总是积极来观看。我在主席台上,看到王光美被带上来了,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北京元月天很冷,这军大衣是学生们去农村参加“四清”时借用的。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匆匆来到了主席台,自称是周总理的秘书,总理派来的。他说:“总理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着急,打电话到清华没人接。要我来向清华学生交待,一.王光美来了可以批斗;二.不能打她侮辱她;三.批斗之后送回去。”后来听说,总理知道这事之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法西斯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也不能果断地将王光美接回,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派人来关照王光美不被打着。
 

批斗会毫无准备,学生乱哄哄的“批判”,王光美随口辨答。我的感觉是,学生说不过王光美。因学生们只是按照报纸上写的或听说的王光美“罪证”来“批判”。这些写的或说的“罪证”也不是真实的,王光美的辩护也就显得有理。这次“批斗会”蒯大富不露面以做退路,实在怪罪下来就说是“别人瞎搞的。”
 

过了几天,清华“井冈山报”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这时候的清华井冈山报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时报”。蒯大富拿回这一报纸在宿舍对我说:“戚本禹说‘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斗争王光美,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她。现在回忆起来,是“井冈山兵团”,蒯大富等人的过激行为,是违法行为,我也就参加了这一事情。这事对中央文革来说是高兴的。但可以假设,假若毛主席怪罪下来,中央文革的人又会把责任、罪行推到学生头上(后来也没听说毛主席怪罪此事)。
 

2、第二次“批斗”王光美
 

第二次批斗会是1967年4月10日,是“中央”,是周总理批准的。此会事先做了准备。4月9日夜我的任务是派人守住各校门阻止人拥进清华挤会场。会场设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主楼的跑车台作为主席台。体育学院的学生先到,负责维持秩序,将会场围成几个区域。我集合工化系全体学生和员工坐到最前排围住主席台阻止人们拥上主席台。那天人山人海。主楼前广场东西约300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那天有30万人参加,是群众组织召开的人数最多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西侧第一排,王光美就站在我座位的前面接受批斗。主席台东侧的前边,蒋南翔、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四人陪斗。批斗会开一段时间,将王光美带入主席台后的主楼内,休息一会儿被换个打扮再站出来。如各种报导上说的,王光美被打扮的穿件旗袍,用乒乓球作一串“项链”带上。王光美不作反抗,但也不卑不亢站那里,任批判者怎么讲(不准他说话)。我班的一位同学代表我班发言。某系有一位同学是在被工作组批判时去卧轨自杀弄断了两条腿,也安排了发言。
 

这就是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我参与了这件事,是我第三次见到王光美。很快,批斗会的照片传遍全国,现在,在网上还能见到个别照片。这次批斗会,是“中央”将王光美交到群众组织手中受“批斗”、受污辱。这说明这时,毛泽东已成心将刘少奇打倒,将几十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当作仇人整治。    

 

批斗王光美,是对刘少奇的直接打击。当时,这么一批学生抱着“忠于毛主席”的热情,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打手。当时是“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行为,也不能怪我们,当时的年轻学生是受了利用。

 

3、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蒯大富。那是一次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蒯大富被应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将蒯大富介绍给毛主席。在毛主席伸手,蒯大富伸手,两手将接触时,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过几天在宿舍,蒯大富高兴的将照片拿给我看。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时是最光荣的事。这次接见说明了毛主席对蒯大富的支持。

 

六、清华井冈山的分裂

 

“清华井冈山”自其合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就有思想差别,就有权力之争。有一股更激进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叫做“廿八团”,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是“廿八团”团长,以此起名含义着象林彪那样忠于毛主席。“廿八团”战斗队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而另一派人,似乎主张比较温和、更策略的“革命”。后一派人在1967年4月14日召开串联会,宣布对蒯大富独立。自此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两派:“团派”和“414派”。我算是当然的“团派”成员。

 

这样,清华大学就第三次形成了两派,两派都是造反派,而团派更激进。

 

井冈山分裂成两派之后,工化系团派人认为我太软弱,在一次会议上起哄推举我班另一位同学当分会头头,我也有些厌倦不想干了,趁此也就甩掉了这一职务。几十年之后同学再会时,我班这位同学说:“大定,你还记得不,是我把你赶下台。”大家一笑了之。我虽然再没当这头头,仍然是团派人,去参加了一些活动。记得主要的一次是“揪刘火线”,记述如下:

 

清华“井冈山兵团”一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充当反刘先锋。大概是1967年7月份,集合浩荡的队伍到中南海门口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揪到清华批斗”。这一行动,据现在的说法是蒯大富受到了张春桥的指使。我不知道内情,但相信这一说法。当时我作为工化系的领队人员之一参加的,在中南海西门喊了一阵口号就回校了。之后各校响应声援,惟恐在“揪刘”行动上落伍,在中南海门口闹哄了好多日子,把这称为“揪刘火线”。指使学生们这么干,进一步表明了上面要打倒刘少奇。

 

清华的两派争斗,完全成了春秋无义战,之后我基本上不参加派别活动了。8月1日,我得到不要钱的火车票回家玩。8月2日到武汉就知道了:8月1日武汉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进行横渡长江活动。因为观看的人太多,后面人将前面人挤到水中,淹死了几十个人。顺便记下这个事情。我到了家乡湖北郧县。郧县当时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矛盾重重。我动员各派协调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就不再介入了,约9月份返回了学校。

 

七、我在清华分校

 

大概1968年春节过后,清华分校来了几位“造反派”工人,要求井冈山派人到分校“领导革命”。团派总部派我去清华分校。我也想到四川看一看,就欣然答应了。清华分校建在四川绵阳青义镇的小山坳里。文革前,清华、北大开始建分校,北大的分校选在汉中。我第一次进川,行驰在举世闻名的高原铁路宝成线上。记得当时车上非常拥挤。在弯道处看到前后车厢,车厢外,车厢顶上坐了不少四川老乡,他们冒险这样坐车外出或回家。到了清华分校,那时还只是一个未建好停工的工地,对外称为“651工地”(意思是65年1号工地,北大的称为653工地)。工地上约六十几位职工,基本上是四川的年轻人,两位清华1964年的毕业生分配在这里工作,当时就是管理职工,看好工地。由于二位老师被打成“保守派”,管不住这些职工,工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我去之后,以井冈山的名义,与职工中的造反派头头,成立一个“井冈山兵团651分团”。他们很听我的。但是我规定不准参与社会上的文革活动,要“抓革命、促生产”。管理工地具体该做哪些事,我却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责令回家不上班的职工回工地上班,否则停发工资。这样,就把职工组织了起来,作些能够做的事。后来我回到北京清华时见到了这二位老师,他们称赞我在那儿做得很好。这个工地在文革后变成了西南建材学院。

 

我在清华分校作了一件错误的事。那时,清华发生了武斗,“团派”派来一位同学(他原先在这里参与了锦阳的文化大革命,熟悉不少造反派)搞武器,要我出车配合。我派车同去了一次,但这次没搞到。在后来的“清查516”过程中我交待清了这事,大概是核查属实,也就没有事了。

 

八、武斗,工宣队进校与“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毕业

 

清华的团派和414派在1968年终于形成了两派武斗。全国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武斗。例如我去的锦阳,两派武斗死了不少人,一派的人被赶出绵阳城到山上“打游击”;陕南的安康及平利县武斗,我大姐家被烧。全国武斗应直接归罪于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支持和鼓动了武斗。北京市的高校好几个先后发生了武斗。

 

全国武斗,尤其是北京高校武斗,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毛泽东原先没想到的吧。这种情况下,向北京各高校派出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工宣队进清华时,受到了当时武斗占上风的“团派”,即蒯大富这一派的抵制,据说打死打伤工宣队人员多名(从武斗到工宣队进校,因我不在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这时,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蒯大富。但这一次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警告(当然,毛主席不会说自己有责任)。武斗最终消除了。学生归到各班在工宣队领导下活动。这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完全结束了,学生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

 

约1968年8、9月份,当时我在家接到同学来信,告知工宣队进了校,将毕业分配,我就回校了。回校后看到“井冈山”的主要头头几十个由工宣队统一办“学习班”,我班有二、三名同学在其内。各系,各班都由工宣队管理。我班同学重新欢聚一堂。文革以来我班是全校、或是在全国最突出的班,同学之间形成严峻的两派。两年多过去了,两派同学们似乎明白了,都是受害者,所以全班同学友好热情。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当了班长。

 

这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全国人民歌颂毛主席,宗教式的狂热。工宣队带头跳“忠字舞”,把那首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编成舞蹈集体在广场上跳,我班也全体学会了。工宣队带学生并不上课,只是每天学“毛选”,熟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更精致,林彪写了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这么长的前言谱成了曲,大家一齐合唱。

 

记下一件事,“老九”的来历:

 

不知谁先想出这个名字,1968年下半年知识分子自称“老九”,或者“臭老九”,表明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老九的排列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原词出自于《智取威虎山》剧中座山雕的一句话,封杨志荣为“老九”。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打一把拉半把,又被打一把…,反右时被打倒到最低谷,文革时又被打倒到最低谷。回忆起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小学的时候唱“六月里花儿香……”是祖国的花朵。上中学时,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上大学后是“根红苗正”,文革开始成了“红卫兵小将”。 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招,积极批判资产阶级。没想到,将毕业了,就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 “老九”这个名字流行好多年,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个“老九”的帽子才被摘掉。

 

再记一事,“师傅”称呼流行的原因:

 

文革中一直宣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进校后领导全校,工人中普遍称“师傅”,所以对工宣队中每一个人都称“师傅”。这一称呼一直流传到社会,时兴了好多年。

 

临毕业前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1968年10月13~31日)。那天通知说有重要新闻组织全体学生听广播。广播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了广播之后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在这前一年,我还积极参与了“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到这种状态时,心中对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怀疑。现在看来,这次全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大会,对刘少奇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置。用党的大会来撤销国家主席,也是破坏宪法、以党代政的极端做法。

 

1968年12月份,在我们将毕业分配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这样,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到农村“插社插队”。这实际上是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以收拾局面。文革十年,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形成了科技人员的十年断代。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之一。

 

我们当时还是统一分配,贯彻的是服从分配,党叫到哪就到哪。我班的分配情况是:包括我,七人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企业,我分配到核工业部甘肃七九二矿,但是先到沈阳兴隆店部队农场劳动。蒯大富分配到宁夏青铜峡一座冶炼厂。还有部分同学是分到甘肃、河南各省再二次分配。

 

要分别了!同窗六年风风雨雨,留下了无尽的感情,全班同学在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我因为是元月10号到农场报到,之前这十多天的日子又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学校送走了每一个同学,才踏上去东北的列车。

 

九、文革对我毕业后的影响

 

因为在校时参加了文革,当了造反派,又与蒯大富同班同派,对我毕业之后产生了不少影响。

 

1、清查“516”。大概是1970年吧,全国开展清查“516”,说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系列清查“516”办公室。在我工作的单位七九二矿,要求北京来的学生每人填了一张表,说明文革中的情况,是否参加“516”组织,文革中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怎么看。我写道:“没有参加所谓的‘516’组织,也有没任何人来要我参加这个组织。文革中当了造反派,当时是符合中央精神的。现在说当时中央错了,那我也就错了。”紧接着,我就被 “办学习班”。所谓的“学习班”是文革中兴起的一种管制人的办法,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被看管,交待“问题”。这时,单位上就出现了“揭发”我的大字报。大标语,一张大纸一个字的标语写道:“蒯大富的黑干将王大定必须老实交待!”“王大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子里,被人看管。这是我第二次被看管。这次我心中是不害怕的。因自己知道,我没参加武斗,没参加抄家、整干部等,也没参加秘密组织、干秘密的事。而参与了文化大革命,那是当时的形势,随大流参加的。我说,我若真有什么事情,也不会轮到由七九二矿来清查,就会揪回清华去交待问题。我笑那些积极参与揭发批判的人。每次政治运动总是有人充当积极分子去整人。

 

看管我的人,开始的些日子还每天陪我,过些日子也就不管了。后来知道,矿里派人到清华调查我的事情,清华回答是没事情,所以也就不管我了。这时也不让我上班,工资、劳保都照发。我写完“交待”也就没事可做,就学做木家具。结果,我的家具做的还不错,还有人来请教。有一对木箱是我精工成果,从上山砍木头到油漆都是自己干的。虽然家中已换了两代家具,这对木箱还在家中留作纪念。

 

把我清查了半年多,结果不了了之,把我写的“交待”后来退给了我,我还在家保存着。

 

2、考研究生不录取。大概是1978年吧,恢复考研究生,我报了中科院化冶所(现在改名为“过程所”)郭慕逊先生的研究生,他是全国“流态化”方面的权威。我总分考了第一名。当时我还没接触过“流态化”工程,看了《有色金属》之中刊登的、化冶所关于“流态化”的文章,针对其内容,我写了两篇文章。据欧阳番校友(1964年清华工化系毕业,郭先生的研究生)说,郭先生见了我的文章之后说,看来这个学生是有见解的。但是最终我没被录取。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科院与清华相邻,同时初选上的清华的学生也有多个,有人夸大我文革中的事以便挤掉我。后来,我写的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有色金属杂志》上,说明我的文章有独到之处。考研究生没录取,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

 

3、提升职务受阻。在七九二矿,我业务突出,当1980年恢复职称制度时,即晋升为工程师,当时在甘肃省铀矿冶公司下属几个企业我是唯一的一名1968年毕业生。但是行政职务受阻。有一任矿长会上提名我担当某职务,人们就以文革事情否定提名。当然,行政职务上不去有多个因素,文革影响是其中之一。

 

4、工作调动受到波折。因夫妻分居我要求调动工作。曾经欲往襄樊调动,又一次欲往十堰东风轮胎厂调动。但都因文革的事给否定了。直到1985年往临潼化肥所调动,档案中的有关文革的清查材料都去掉了,才调动成功。

 

5、阻止我当人大代表。1989年我调回家乡,十堰环保局下属环科所,那年选举区人大代表,环保局系统出候选人一名。几位大学毕业生在会上提我的名,在局表决成了候选人。当时,有个别人因其他原因与我有矛盾,以文革的事举报到区人大。区人大例行公事作了调查否定了举报。这次,我在选举片以第一名票数当选了区人大代表。

 

十、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很多人对之研究。我作为参加者也谈几点看法,供研究者参考吧。

 

⒈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①我同意一种观点:毛主席要夺回权力。毛主席原先身兼四职: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主席。后来,国家主席被让了出来,毛主席感到自己被架空了。1958年搞大跃进、打闹钢铁、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困难。困难局势后来虽然扭转了过来,但是毛主席的威信降低,一个人说了算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要夺回权力。

 

毛泽东有严重的封建帝王思想。全国人民喊他“万岁”,他的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将自己比过历代皇帝。他写给郭沫若写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及反右斗争等,可以看出他推崇秦始皇的专政制度。毛泽东要把自己摆到特殊地位,其他的党领导并不认可,其他的党领导只愿将他当作班长,而不愿将他当作帝王。这样,就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人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②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这可以看出,毛主席要进一步整彭德怀。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牺牲,虽然怪不得彭总司令,但痛子之心人人皆有,何况毛主席把接班人的希望寄托在毛岸英身上。更使毛主席痛恨的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公开向毛主席提意见,怀疑“三面红旗”,为农民叫苦。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还不解恨,文革开始不久,就要周总理指使地质学院造反派把彭德怀揪到北京批斗。

 

③把“班”交给谁?显然,毛主席不愿将班交给刘少奇等位。那就要打倒这些人。 “培养接班人”是一种变相世袭,金日成、蒋介石都将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若不是自己的儿子,培养的“接班人”也可以延续自己的权利。

 

④一种说法是:毛主席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我不赞同此说法。 “阶级斗争”历来都是用来打倒政敌的工具。被打倒的人都被冠以“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是一直要打倒一批人,所以一直强调“阶级斗争”。

 

⑤ 一篇文章说:“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文革那时,我深信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什么是修正主义?最早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其实是南斯拉夫较早的抵制苏联的控制。又说苏联“变修”, 其实是苏联与美国开始了有限对话,望缓和对立形势。我们直到七十年代,才认识到应当与美国和解、建交。苏共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中苏交恶,苏联单方面撤消对中国援助,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阿尔巴尼亚与苏共对抗,我们称阿为“欧洲的一盏明灯”。当阿向中国再骗不到援助时,就分道扬镳了。

 

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

 

的确,对于怎样治理国家,党内是有不同的观点。据说,刘少奇主张只没收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铁路、矿山等国营,而保留私人企业。这在文革中被批判成“党内资产阶级代表”、“说资本家剥削有功”。毛主席是要没收一切私人经济。结果,搞“城市工商业改造”,所有的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连个体摊贩、手工业者也被合作化,被管了起来。没收私人资本,并不是毛主席的发明,秦皇汉武早就这样做。毛主席把秦皇汉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对私人资本没收的更彻底。这种完全的国有化,使我国与英、美、日等国相比发展慢了、差距更大了。直到毛主席去世,才来“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鼓励私人企业。现在的改革开放,若按照毛主席观点,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却是正确的。

 

在农村,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搞农业合作化。毛主席一句话:“还是人民公社好”,全国搞人民公社,上下干部对问题视而不见,而是迎合毛主席,虚报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结果,带来了三年“自然灾害”。 人民公社政企合一(战国之前的农奴社会是政企合一),社员既没有人身自由,又没有个人生产资料,在大田干活出工不出力,全国人民饿肚子。毛主席去世后,取消了人民公社,把地重新分给农民,鼓励个体经济,全国人民生活猛然提高。若按照毛主席观点,这也是“资本主义复辟”。

 

⑥还有一种说法是,毛主席看到中国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为民着想,要打倒这个阶级,才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说法我也不愿认同。假如说中国有了一个官僚集团,毛主席就是这个集团的最高代表,不可能带头来打倒这个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度取得了胜利,中国成了一个什么社会呢?每天喊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背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九大,在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党的党章写下了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林彪是接班人。这是一个更落后的官僚体制。

 

看到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成风,现在有的年轻人,企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整制这些贪官,所以认为毛主席是为民着想。我认为,腐败一定要整制,但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

 

⒉为什么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打倒刘少奇这批干部?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看到,若是通过中央委员会表决,自己是得不到多数的。所以成立一个“文革小组”,甩开中央委员会号令全国。当刘少奇等人被打倒之后,再重新圈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接班人。

 

⒊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一度取得胜利?普遍的说法是因为毛主席威信高。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光凭个人的威信,不可能有力量打倒那么多人,尤其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这么多高级干部。我认为主要原因:

 

①毛主席精通、活用帝王之术,玩弄权臣于掌股之中。例如,建国之后,不象刘邦那样杀功臣,不象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权”, 也不象朱元璋那样“火烧庆功楼”,而是调离多个元帅当部长。再例如,文革之前就采用削羽之策,打倒彭、罗、陆、杨,改组北京市委,并且掌握准了,中央常委谁也不敢反对。

 

②毛主席掌握了军队。毛主席是推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人,自任中央军委主席,紧紧的控制了国防军,公安部队及警卫部队。1959年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换成林彪 。文革前夕撤罗瑞卿,换得林彪支持。谢富志掌握公安部队,汪东兴掌握警卫部队,一个个高干(包括刘少奇主席)的性命都被毛主席掌握,谁也没力逃脱。

 

③建国后,毛主席就摆到特殊地位,被称为“万岁”。中国的国情,人民约束不了执政党,党约束不了毛主席;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法律虚设。毛主席掌握着人事任命权,好象帝王,一道圣旨下,胜过十万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刘少奇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也不能用党章、宪法保护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党的民主制度是我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若民主制度健全,是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事的。直到现在,各级党政机构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这是产生腐败的原因之一。

 

④有林彪、江青 、姚文元这么些人,他们要打倒一大批人,抢夺作党的最高领导权。所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头人物。

 

⑤多年的宣传,搞个人崇拜,迷惑了不少人。象我这样的人,当时都是毛主席的崇拜者。所以,文革一开始,就积极响应,“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起来“造反”,成了毛主席的支持者。

 

⑥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了民心。建国后,形成了一个官僚机构,人民有所不满。所以,毛主席一旦发出号召,就出现了那么多造反派组织,支持文化大革命。.

 

⑦各级干部明哲保身,对毛主席既有约束之心,又有迎逢之意。例如,毛主席要打倒彭德怀、周小州,要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没有人敢为他们说句话,甚至为虎作伥积极批判。文革开始,以表示“紧跟”,让子女们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周总理也支持文化大革命,听从毛主席的指使,而又将某些指使软化一些,例如对不少干部进行保护。周总理可能是在毛主席的淫威下,无能为力、等待时机吧,所以迎逢毛主席,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一旦时机到来,他毫不手软的置林彪于死地。

 

⒋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所谓的“红卫兵”,开始是一群被愚弄的学生(包括我),带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带着革命积极性(实际上是宗教式的热情)参加“造反”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被毛泽东利用,充当了毛泽东打倒政敌的冲锋队。后来,演变成了群众团体、派系之间的斗争。当政敌打倒后,红卫兵就是多余的了,就被抛弃。1970年,所谓的清查“516”运动,这些人就被清查,不少人就又一次失去自由,多年来政治上受到歧视。当毛泽东去世之后,恢复权利的人,把对毛泽东的仇恨发泻到蒯大富等人身上,将蒯大富等人判刑。

 

⒌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当时人们认为是一场“革命”,我现在认为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了建立个人专权、又有一批人要争夺接班人而要打倒一大批干部而发动的一场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动乱,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十一、清华化902班同学毕业后的概况

 

我班同学的分配情况前面已说了。到工作岗位后,基本上都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这里特别记下两位同学。

 

第一个就是蒯大富。他毕业后分配到宁夏清铜峡304厂。不久,开始清查“516”,被“楸”到北京清查。之后安排在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毛主席去世后,逮捕了“四人帮”,蒯大富、聂元梓、王大斌、谭厚兰、韩爱京也被捕。在审判“四人帮”的记录片中我看到了蒯大富。蒯大富被判17年徒刑。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同意他的观点。一次,到清华参加一个学术会,见了大学班主任曾宪舜老师,提到了蒯大富。我说:“蒯大富有什么罪?”曾老师说:“总得有个代表人物吧。”据说,胡耀邦主张不追究学生。但是,邓、王光美要追究。1993年校庆,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蒯大富。那时他已出狱几年,妻子是北大毕业生,已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当时,是北京的一个公司聘他当总工。但是,北京市委不允许他在北京,据说是王光美说了话。他去了常州工作,常州市委又赶他走。宪法规定了居住自由,就算蒯大富犯了罪,但是已服刑17年,恢复了公民权,不该再受限制。后来他去了深圳,改名“戴明”,与人合伙做生意。日久真名也就公开了。现在他的生意还不错,搞音响工程,业务接到北京等全国各地,已少有资本。这也是他能力的体现把。

 

另一位同学是欧阳平凯。他大学时学习就很好,恢复研究生招考时考取了清华工化系蒋维均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化工学院。欧阳学术有成,当上了工程院院士、国家生物化学首席科学家、南京工业大学校长、党的十六大代表。在他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他与胡锦涛握手的照片。欧阳平凯是我班的佼佼者,大家为他自豪。
 

王大定

2004年12月于江苏江阴初稿

2005年12月于河南许昌续改

 

在农场接受再教育

 

大学毕业了,我分配到核工业部七九二矿。我班共有七人分到核工业部的企业,但是先不到单位报到,而是先到东北辽宁新民县兴隆店部队农场劳动。1968年12月份,在我们将毕业分配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到农村“插社插队”。这实际上是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以收拾局面(后来,1966、67、68年的高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那时,大量的解放军参加农场劳动,参加军事工程建设或公路铁路建设。我们到兴隆店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正是最冷的时候到了东北,东北比北京冷得多,到处都是冰冻。我们住在兴隆店的一个学校里,学校因文革已停课不止一年了。学校宿舍是土坯房,两对面大炕,我们一人占60厘米顺排在大炕上睡觉。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似乎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全国人民忠于毛主席,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喊“万寿无疆”。我们受部队派的干部管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床,先集合到毛主席像前,挥动毛主席语录喊“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是“早请示”;晚上睡觉前,又要喊这一段话,是“晚汇报”。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事。但是,中国确实有这一段历史,记录在此。

 

农场的劳动是繁重的。我们这三个连队,是这年清华大学、衡阳矿业学院分到二机部的学生。可是我们这批学生并不怕累。                        

 

责任编辑: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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