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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记忆——四人圆桌(散文4篇)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陈彦儒等 时间:2020-05-22

 

我的80年代之汉阳篇

 

 

口 李 更

 

 

 如果不算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段时光,上世纪我的80年代应该是从汉阳开始的。我23岁离开武汉,在广东生活了32年,现在经常梦到故乡,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梦到汉阳。

 那天回武汉忽然兴起,坐地铁,没有目的,坐到哪里算哪里。就从钟家村地铁口上来了,多少年没来了? 记不得了。完全认不得周围的路,无头苍蝇一样走了一天,兴尽而返。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辅导员的表情,和我同寝室的和晓曦忽然表现得怪怪的,本来我们总是在一起玩的,那时我有一个照相机,他老是缠着我教他光圈焦距什么的,我现在还有一张我们在武汉大学梁思成设计建造的楼前合影。快分配时,他像不认识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我跟他抢指标,年级普遍认为我和他条件相当。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肯定不能和他比,虽然那时我已经是省市作协会员了,但是因为老逃课去参加全国各地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人之间的活动,我的一些科目成绩不理想。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我的写作课都不及格。教我们写作课的涂怀章是当时武汉有名的文坛活跃人物。我和郁源、周勃走得近,他们很包容我。和晓曦告诉我,有一次你逃涂老师的课,他在课堂上说你的文章是你父亲代笔的。我听了一笑,风格都不一样,怎么代笔?

 毕业时刻才知道后果很严重,我的中学老师张志扬出面帮我找关系,还专门找了系里面管事的邹贤敏,邹老师是教马列文论的,是要求进步的类型,大概平常对我的思想也有看法,虽然和张老师关系不错,此刻也表示爱莫能助,说我得罪的辅导员父亲是学院副院长。这是非常冤枉的,我只是和辅导员交往不多而已,当时同学们都议论过这个辅导员,说是辅导员,却是跟着我们一起修同样的课程,没有经过高考,按照学院子弟照顾和我们一起拿毕业证。

 反正,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80级4个班大部分分配在武汉,我是惟一分配到农村的武汉籍学生。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分配去的大冶那个学校在哪里。我的上下铺的同学和晓曦得偿所愿,后来我只知道他的发展轨迹是:武汉杂技团团长、武汉文化局长党委书记、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2011年,同学里面有做生意的,还专门找到珠海,要我出面找他接项目,辛亥革命100年,武汉大兴土木建设相关场馆。我哭笑不得,老实坦白,毕业以后我就没再见过老和。同学们都不相信:我们一直认为你才是他最好的朋友。2018年9月,忽然梦到他了,他抓住我的肩膀说:苟富贵莫相忘,老子一定要当官。醒来我一身汗,赶紧百度一下,却是《长江日报》消息,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和晓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18日逝世,享年61岁。

 和晓曦同志系河南沁阳人,1978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发到同学群,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可见对于同学而言,他已经失联了。连几个厅局级同学还问我:真的?这么多年对他真是不了解,我也是通过讣告才知道他是先上班后上学,在辅导员手上入了党。

 有些文友都在关心我的工作问题,纷纷找我商量,有的直接到学院要人,那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奇货可居的,搞得我还在挑肥拣瘦,完全是心里冇得数。

 铁道部大桥局宣传部有个诗人叫张良火,他听说了我的事情,马上帮我联系,说,铁道系统坐火车不要钱,岔滴,我们正在筹备办杂志,就缺大学生。大桥局人事部门负责人很积极,要我先去上班。张良火和我,两个人就拉起了队伍,创办了《彩虹》。老张是个十分温和的人,我印象中他好像没有脾气,大概为了让我安心,还特别告诉我,人事部门负责人有两个姑娘,他可能看上你了。

 几乎一进入大桥局,铁道部文联就召开成立大会,李国文当主席,我也成为会员。

 但是,朝九晚五的坐班我一开始就不适应。还不是朝九,早上8点上班,好像正赶上严抓组织纪律,局长大人亲自带人在大门口守着,我老远就看到了,这怎么办?所有迟到的都在单位门口罚站。

 我住在红钢城105街,不像今天这样有一路直达的公交,要转好几路车,而且人多车少,武汉人当时叫跑月票抢公交,没有一定体力还不行。开始我还是心情特别好,从灰蒙蒙的武钢上了苏联老大哥的经典大桥,在汉阳桥头下车,沿着龟山小路蜿蜒下去,还唱一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5个小时。完全是一条减肥的路,一个月下来,一米八的青年只有108斤。

 瘦得猴似的,爬墙上树当然是我的拿手。我转到后面,翻进去。张良火每次看到我怡然自得进办公室都目瞪口呆,你又没被抓住?因为10点以后,大桥局彻底关门。

 这边厢,辅导员就是不放我的档案,直接说,叫他跑关系去吧。

 当时的黄石市委宣传部长李北桂还找我父亲说,李更交给我解决了,我们有个《散花》。

 就是赌一口气,我强烈要求改派。拿不到档案,大桥局不能正式办手续,我一直是个临时工。很快,我就离开了大桥局。张良火退休以后随儿女一大家人定居美国纽约。

 当时武汉市有位领导叫李梅芳,热心快肠,黄石人,她丈夫是武钢的,我去她家蹭饭,托她找了分管副市长高顺龄,终于获得改派,虽然回到武汉,结果还是去中学教语文。

 居然还是在汉阳。建港中学。家里人也觉得这样在大桥局当临时工也不是个事,一天工资一元钱。母亲还是叫我去建港中学看看再说。

 虽然也在汉阳,建港中学离大桥局又远了许多,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地方,从我红钢城105街出发,横穿武汉,现在走也是横穿大半个武汉去上班。

 感觉应该是到了,就是找不到大门,周围就是荒郊野外,正确叫法,城乡结合部。一群打打闹闹的少年呼啸而过,拉住他们问路,都歪头看我:新来的?哪里都可以进。

 原来这学校围墙已经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墙根到处都是洞,他们叫狗洞,仅仅能容一人缩骨挤出,后来我了解他们就没有从大门进入的习惯,就是走到大门跟前也是狗洞进出,所以大门附近也有几个狗洞。我试了几次,尽管也瘦如非洲难民,就是进不去。他们建议我爬树,真是豁然开朗,这是我的基本能力。

 但是运气差喝凉水也塞牙,一个中年男人把我抓住了,他以为我是社会青年进来“擂肥”的。

 居然就是校长。后来我知道这个学校多少年没有来过大学生了,校长本人也不是大学生,好像在哪里进修过。

 学校的校风?按照武汉人的口头禅:谈不得。

 厕所也是年久失修,红砖风化得非常厉害,完全是危房。经常能看到男孩子们蹲着甚至趴着往里面看,原来女厕所那边墙根基本风化,加上可能是人为破坏,也是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排白花花的屁股。一些男孩子上厕所特别喜欢到里面隔墙处,我觉得好奇怪,去观察一下,原来粪池静止时的水面像镜子,如果隔壁也蹲着人,其下体清清楚楚。

 我上课从来不准备教案,校长多次警告,如果碰到教委检查组来了就掉得大,校长会掉得更大。开始是我给校长敬烟,后来都是校长主动给我递烟,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抽烟。

 我离开了,估计校长也阿弥陀佛,送温神。

 改派两次,就是拒绝分配,按照当时规定,拒绝分配就意味着成为社会青年了。家里也不管我,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严重性,还是写我的诗歌小说,混迹武汉文人圈。

 和武钢的文友还是交往更多,董宏量、董宏猷兄弟。经常跟董宏量回他长堤街守根里,董宏猷当时还在靠鄂州那边的中学教书。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个叫张元奎的会计创办了一个书刊发行公司,民营的,类似于武钢的大集体,还要办报纸,你可以去试试。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在哪里。

 我找到武昌首义路44号,是纸坊驻汉办事处,离紫阳路215号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很近。顶楼两层已经由公司租下,其中一层准备创办报社。一个快秃顶的中年男人,现在叫油腻男,看了我出示的武汉师范学院毕业证、作家协会会员证,喜笑颜开:我们正在找你这种人,年轻有为啊,我叫黄学忠,是张总专门到北京请我来办报的。原来他是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旁边有个现在叫作帅哥的中年男,何友胜,武汉一家皮鞋厂的厂长,是个党员。张元奎自然是社长,黄是总编辑,何是党支部书记。三驾马车已经就位一个多月了,报纸名字还是破费踌躇,当时上海有一家报纸非常火爆,《世界经济导报》,有样学样,我们不是书刊发行公司吗?就叫《书刊导报》,连版面也一模一样,就是后来许多晚报的版式。

 我居然是第四个报到的。马上去街上做记者证,现在想起来就会笑,记者证应该是新闻出版总署才能做的,那个时期,记者证五花八门,但是十分管用,尤其是坐火车补卧铺进入风景区,按照武汉话说那是岔滴,甚至有时干脆免票,不像今天,你拿记者证去风景区,分分钟给你丢回来,在广州南站,想提前上车?湖南人把持的地方根本没有记者证优先的概念。我们做的记者证很夸张,封皮里面衬有海绵,发泡,武汉话的发泡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公司立刻派我去北京,那是1984年,拿回了第一批本报讯,我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整版的,直接去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姚雪垠,在那个楼又见到陈永贵、曹轶欧等名人,现在想起来都高兴,那么多名人都住在一起,方便我采访。

 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每个房间都有单人床,我懒得回家,很多晚上都是住在那里。

 不久,在公司认识了一个高个美女,才17岁,在公司折信封的小工,只上了小学,汉阳县农村的,其父是汉阳钢厂的工人,武汉户口,母亲还是等待农转非,生了两子一女,结果两口子离婚了,先在国棉一厂做,非常辛苦,她带着女儿和小儿子住工厂宿舍,就是东北那种大通铺,还不是高低床,是上下三层,还是好几家人住一间房,白天不开灯,蓦然进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有的床铺常年挂蚊帐,其实就是当门用,既挡灰尘又遮私密。

 我去见她母亲时,她母亲已经离开国棉一厂,到市政府一位领导家做家政,领导待他们如一家人,原来是王千弓,陕西人,和我认识的李梅芳住隔壁。就是王老安排她去这家发行公司的。王千弓后来参与创办江汉大学,担任校长、书记。这就是缘分,因为江汉大学的前身就是我们武汉师范学院的汉口分部,著名画家冷军就是那里毕业的。

 要得到她家人的认可,还必须去见见她父亲。他父亲这边在汉阳有房子,在汉水的长江出口,那里叫晴川,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的晴川。那地方甚是奇特,以前是没有行政区划的,夏天长江涨水,那一大片就从武汉地图上消失了,被水淹没了。我去的时刻,正在涨水,要坐木船进去,里面已经是江心洲了,老远看见一个微胖的男人站在一个坡上,个子并不高,应该还不到40岁,面无表情,双方无语,点头不算摇头算,应该是默许。

 才知道这里都是汉阳县来的农民,就像京汉铁路两旁都是河南棚子,方方有部中篇小说《风景》就是写河南棚子的,当时,我也想写晴川的汉阳逃荒农民,他们是季节性的,夏天涨水,他们就回农村老家,水退了再回来,很多都是在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打短工,外人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有的家庭已经在这块飞地上延续几代了,他们回老家是农民,到武汉是工人,出去讲武汉官话,回家讲汉阳话。

 从贫民窟远望,可以看见气派的晴川饭店,那是当时武汉最牛逼的大酒店,长方形板块,墓碑一样竖在龟山面前。我带她去坐电梯,上上下下好几次,出去阳台看滚滚长江东逝水,可惜接待能力达不到,还是出去吃热干面、豆皮,结束浪漫的武汉一日游。当时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财了,我一定要在这里请客。也是奇怪,我每次想交女朋友都是经济困难时期,结果落得一个小气的名声,至今还在为伙食改善而奋斗。后来,《中篇小说选刊》的创办人章世添到武汉组织笔会,找我选择吃饭的地方,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选择了晴川饭店,买单的是武钢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墨滨。我有一个评价标准,经常买单的是好人。黄总是好人,所以他活到95岁,一年前在武钢总医院去世,作为延安来的老干部,他没有找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一直艰苦朴素,但对文化人很好,《武钢文艺》是在他任上发展壮大的。章世添69岁去世,男人逢九一个坎。

 那段时间,我如果不出去采访,基本两点一线,从武昌首义路到汉阳晴川街,晚上送女友回家,公共交通全部停了,那时又没有的士,我得步行走过长江大桥,几个小时啊,还一路大喊大叫鼓励自己。后来看了池莉送我的一本书,她也有步行过大桥的经历,是在老公家暴的一个晚上,她无家可归,从武昌水果湖步行去汉口花桥市文联的《芳草》编辑部,那是她当时的工作单位,我走的正好是同样路线,不过是其中一段罢了。但是我是经常走,而且是唱着歌走的,那时我真的非常佩服自己,怎么这么能走。

 张元奎是浙江人,一口蒋介石方言,在武汉财会学校教书多年,在全国率先进行民营书刊发行,打破了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发行局面,为后来繁荣的二渠道书刊发行开了先河。他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公司里面延揽了很多领导的亲属,李梅芳的儿子去日本以前也在他公司呆过,本来局面很好,但是创业容易守业难,由于他的刚愎自用,由于他的任人唯亲,由于他赶走了不少有性格的人才,他的公司彻底垮掉。

 《书刊导报》创刊时期的三个火枪手:黄学忠、何友胜和我都被赶走,后来者鸠占鹊巢,《书刊导报》成为实际上的家族企业。连张元奎自己也被扫地出门,我去广东以后,他还来珠海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天天感叹当年应该把企业交给我一部分的,现在全部完蛋。回武汉不久他就去世了。黄、何二人退出以后又去办了个《企业家》杂志。

 

 作者简介:

 李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业界誉为“文坛冷枪手”。出版过《李更如是说》《文化晃晃》《摸痒了,还是摸痛了》《向后进看齐》《绑赴文坛》等20多本书。其中《李更如是说》曾被《新闻出版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周刊》及新华书店系统评为“1998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遍地都是棉花

 

口 耿 立

 

 新疆沙漠边缘的戈壁滩,那里方圆数万亩的棉花无边无沿。每年新疆棉花成熟季节,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民就到了。农历九月末新疆的秋夜擦黑,正是内地的夜半,那里的气温,直逼内地的冬夜,肃杀而寒冷。在那边拾棉花的三哥有时给山东老家的子女打电话,孩子在梦中惊醒,都几点了?还打电话?这时他们才吃完晚饭,而山东曹濮平原深处的生灵们早沉在惺忪的梦乡了。

 拾第一茬棉花时,正值秋老虎发威,手抓棉桃像攥着火球,汗水像身上掘开了水渠流个不停,哪怕天天喝上十多斤的水,嘴唇还是要起泡。中午吃饭就半个小时时间还连带着屙尿,老板用摩托车把饭和水带到棉花地角。馒头随便吃,大家把各自带的碗拿出来盛冬瓜汤或炖土豆,有时那汤里也飘些肉片,但只是象征主义而已,如池塘无精打采的浮萍。大家蹲在棉花棵里,喉咙一片响地往下倒,有的没筷子,就咔嚓咔嚓搉两根花柴代替,吃完饭,用棉花叶擦一下碗,或是倒点水沿着碗转悠一下,接着喝下,就算洗碗了,也算讲卫生了。

 姐姐第一次到新疆拾棉花,是在克拉玛依东面数百里的地方。姐姐每天拾一百斤籽棉,折返数十里的路程,弯腰N 万次。那些花柴的刺和棉桃,如刃如锤把人撞碰得跌跌撞撞,比生活还坚硬;拾棉花时候,蛇皮编织袋吊挂在脖子上,或捆在腰上,先是一朵两朵,再是十朵百朵,三斤五斤,十斤八斤……中午太阳炽热,在棉花地走三五步,就像囚在蒸锅里。到晚间气温骤降,从脚到手浑身冷凛,没有热气,上下牙骨噔噔仇视打架,有时坐在地角等收籽棉花的拖拉机过来,冷得受不住了,就不得不把手伸进那些蛇皮袋的棉花里。

 姐姐说,来自各地的拾棉人,住在一家院子的几间土屋子里,一律的通铺,那气味,第一天住下就想吐,到梦里还想抠喉咙吐出来。每天晚上,一屋子的人,身子一捱床铺,哎吆,爹呀娘呀地乱嚎,有说腿断了腰折的,有说疼经的,有说累掉避孕环的,有说下油锅下地狱的。拾棉花的活单调烦闷,想家了,男人就想喝酒,女人就想逛街,就是现代的词抑郁。于是吆喝着坐着拖拉机到奎屯找乐子,但姐姐和三哥一次也没出去闲逛过,他们知道,他们是来挣钱的,要带着钱回家给二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那天下午快要收工的时候,老板带着拖拉机到地头准备收拾花工拾的棉花。只听老板大喊“不好了”就呆了。姐姐马上喊三哥:“保财你看。”不知啥时,天边突然涌上一大块又黑又黄的云,一下子遮住了天光,就在那时,好像整个棉花地都迷瞪了。接着听到了远处有风的啸叫。来自内地的拾棉人哪见过这阵势?大家问老板,是啥?妖怪吗?还是要下雨?看着天,老板快要哭了。完了,完了。可能是冰雹。如果是冰雹,那一季的棉花就泡汤,投入的资金、心血、时间和希望都会被冰雹砸碎。这即将临头的棉花收获季节的冰雹,对棉田的老板的打击显然是命运的骤然变脸和不厚道,这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整个的被命运摆布。

 这极端的天气,在新疆每年都会遇到,但不一定是在哪片棉田,哪一个人头上。对于整个收获季节,这种极端是万分之一,但对于遭受这冰雹的人,确实是百分之百血本无归。浑黄的风来了,黄中带黑的云把整个棉田和天幕都遮蔽了,哪里是人哪里是棉花地,哪里是拖拉机,哪里是希望,好像天地禁声,没有鸟飞,没有虫鸣。只见远处的树木开始躬身,接着棉田的棉花依次弯腰。姐姐说,她当时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她抓住三哥的胳膊。三哥虽然外面当过几年兵,也没见过这阵势,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姐姐喊了一声“保财”,大家一下子好像沉到了水底,跌进了暗夜。风一下子钻进喉咙、耳朵、鼻孔、眼睛、肠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像人扇耳光,啪啪地击打人的脸和耳朵。

 风中听到一声:“趴下,钻到棉花棵里,拽住棉花棵。”那些棉花棵也像末日一样,一下子贴着地皮倒下,那些棉桃,如核桃,如拳头,如鹅卵石在半空中飞,在击打着人的身子、手臂、脊背和脑壳。姐姐一手抓住棉花棵一手抓住拾的棉花袋子,这两样东西她都死死地抓住,这是希望。而姐姐感到风能把人托举起来,只要手一离开棉花棵,说不定会把人裹挟到天上。接着,大家感到有东西密密麻麻地从天上抛下来。

 姐姐问三哥:“保财,是冰雹不?”趴在棉花棵里的三哥,也感到了天空落下的东西不像冰雹,接着感到身上凉、身上湿,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风和乌云缠斗着,打着滚从这棉田滚过,只是夹杂着铜钱大的几滴雨,那些怪物,折着筋斗远去了。西边的天好像烧开了锅的炉膛,整个棉田就像着了大火,那些棉花棵像镀了金,老板的拖拉机像镶嵌了金边。这时西边的天由血红变得湛蓝,一碧如洗的天空,开始有了几颗星斗。大家看老板,只见老板五体投地趴在棉田的地头,接着是额头重重地连连掷向大地。老天啊,老天啊。只见老板老泪纵横,接着跳起来,站在拖拉机上,双手举起,像要拥抱又像李尔王在旷野呼叫,像一尊青铜的雕像。老板说收工喝酒去。姐姐说,那天老板把拾棉的人拉到一个镇子的饭馆里,让大家吃了炒菜,姐姐也喝了酒,三哥和老板连干三杯新疆的伊力特酒。姐姐说,新疆的酒度数高,有一种别致味。

 老板真是幸运极了,这场突袭的攻城掠寨的所谓冰雹,只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一粒冰雹也未落下,只 是象征性地砸下了几滴雨,只是湿了棉花地,只是刮跑了一些拾取的棉花,几个人的鼻子被棉桃砸破。

 姐姐说,早晨拾棉花最好,那时有露水,棉花压秤,每斤能多出一二两,就可多得一两毛钱。后来拾棉的人发现,跪着拾棉既快也不用弯腰,先是单腿跪地,拾了半天就只能双腿跪地爬着拾了,一天天匍匐在棉花地里,如蝼蚁如生灵。

 姐姐非常喜欢棉花。姐姐说,她看到那些棉田里棉桃都咧开嘴,那口里像含着一只或卧或立的羊,她形容是那种白。姐不是诗人,这是她对棉花的疼爱!霜重伤骨,由露水到霜雪,姐姐都历经,有时明月中的棉花如白衣神站在地里!

 土地是不会站起来迎合人的,它自有尊严。姐姐跪在那摘棉花,我觉得这应是和米勒的《拾穗者》比肩的造型。对大地的给予与温暖,人必须谦卑,把肉身贴近,让土地知道你的心意与朝圣。其实朝圣不一定要去教堂与庙宇,土地的神性被我们遮住与盲视也太久了。

 劳动的卑微和耻辱,与诗人歌唱的劳动美学相距遥远,劳动者靠出卖劳动与尊严生活!我知道在故乡土地上活着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张回家的车票,一次斗殴一次赌博,一次喝农药,故乡的乳房和子宫也布满病灶。回故乡,看儿时童伴,入狱的有,枪毙的有,带着淋病和梅毒的有,有谁衣锦还乡?我回去看姐姐时,觉得自己是愧疚于这土地与故乡的,正如我写不出他们的生存,我只能是亏欠,是终生打下的白条。我知道我的文字不会流泪,要是会流泪多好啊,那就能给故乡以抱慰!

 虽然姐姐喜欢棉花,但钱是跪在棉花地里一分一毫捡来的。暑假看姐姐,她说拾棉花就是刨钱。“刨”是方言,“刨食”是形容猪狗的词,透出的是生存的不易和人的卑微。有钱打死也不去!但姐姐去了三次。村里很多年轻的女人,有去十几次的,那些平原里的女人背着尿素袋子改制的背包,从山东到新疆,坐火车要两天两夜,有时晚点或中途换车,就还要多付出几天的代价。第一次到新疆拾棉花,人说拾棉花不要五十岁以上的,姐姐和三哥就买了廉价的染发剂染了发,看上去,显得年轻,就给人谎报说今年刚五十。

 刚去的时候,一摘棉花,那花柴的乱枝把手上弄得满是血裂口子,时不时被棉花壳刮着钻心疼。到开始打霜了,每天早晨的霜花,冻得手指头都要断了。而到中午,这里的天真是逆天,会飙升到四十度。姐姐说她看到一个女人来例假了,裤子都红了。没带卫生纸,就用一把棉花塞住。

 拾棉花是非常孤独的活,每天在棉花地,再加上来回路途,总共十六个小时。人们天天干着这样重复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劳役。一些不安分的人,就会生出一些花事。拾棉花的一个女人,和当地一个承包棉花田的老板相好,被人家女人堵在屋里,打了一顿,拍了视频,发到网上,那女人害羞得要上吊。

 

 离开故乡五年,自己像一个从故乡偷渡到岭南的人,归零后开始别样生活。夜深人静,姐姐常在不经意间从故乡闯进我心底最深处。我曾见一个男人在珠海街头走着走着突然哭起来,那汹涌的泪水,不知是为即将到来的夜幕而哭,还只是想哭一场。我曾回家看过父母的坟,我们的身体何尝不是坟呢?埋藏着父母,埋藏着伯父,埋藏着爷爷奶奶。人说炊烟飘到哪里都温暖,那炊烟是燃烧的心吗?炊烟的意象是最能泡软一个在外的人。

 听姐姐说的话都是最家常的,是故乡存在的密码。暑假我去看望姐姐,姐姐家正建房子。姐姐说,前年刚给你二外甥盖了房,样式和你大外甥的一样,不偏不向,自己住的房子快要塌了,这不县里包村的干部说给补贴,每户盖新房补助一万五,我们就盖了。

 在老家这土地上,好像我书读得好,写一些莫名的文字浪得虚誉,被一些父老拱着仰望似的,这让我常羞愧不已。我是不敢轻视土地而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我如留在这土地上在田头劳作,不会比那些农民做得更好,也许会饥寒交迫,家徒四壁。我知道,在姐姐和农民面前,我和我的文字,也是要低头膜拜姐姐和农民在土地上朴实的庙宇。

 父母死后,好像故乡的脐带断了,但还有姐姐在,地理的故乡就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我离开故土到岭南,毋宁是寻觅精神之地,但这精神之地有时也是一种麻醉,怎样完成心灵的救赎?无论精神的故乡还是地理的故乡。里尔克曾对罗丹的“孤零”体验何尝不让当下的我们感同身受?爱与亲情固然美好,但同时又令人恐惧。人在孤独中忍耐,人在孤独中长大,人在孤独中成熟。

 也许我们要重提一个词“怀念”。因为作为一个经历世事的人,早已不再单纯,当下也不再单纯,因为“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里尔克语)

 是的,那些泥土,那些亲人,那些过往,哪怕那些过去的存在,对于我们现时的怀念是沉重的,但怀念却使记忆复活,怀念能修补一些生活的表象,而让我们回到精神的世界。在日益浮躁亲情淡漠物质化的世界,一个人苦苦寻觅精神的故乡而怎样忍受世俗社会带来的心理重压呢?却有一味良药,在忍受孤独的同时,让怀念到来,怀念可丰富我们精神的领地。

 未来的飘忽虚幻,造就了人对过去的怀念,怀念故乡的星夜和河渠,草垛与霜雪。你走近故乡,那种驴子的叫一样让你激动,这也许是唤醒了你记忆的基因,你也是这土地的一部分而已。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能够给我们温慰和怀抱的,只有怀念。

 姐姐无法走出故乡,她囚在故乡像是亲情的人质。我何尝不是故乡之囚徒?故乡对于现在的我是回不去也走不出,故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代词和介词,不是泥土而是精神,不是精神而是母语,不是母语而是黑洞。

 我见到了姐姐。姐姐去年在新疆拾棉花有点中风,未告诉我,这次姐姐说,你看我的这个肩膀,我这才注意姐姐的右肩比左肩要低一些。

 姐姐做活紧,活赶活,七八岁的时候,她就早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我还小,哥哥当兵,母亲多病,姐姐就纺花织布编草编,拉地排车在打面机坊打面,在轧棉花车踏花车,她干过的活总和别人不一样,好且速度快。割麦子时,正是端午前后。那是重活,也是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割完麦子要抢种玉米花生棉花或者红薯,再就是怕下雨,一下雨麦子会生芽发霉。

 收麦天的太阳最毒,干热风一吹,就像火苗烧身,有一年,我曾随着姐姐提着镰刀下地。姐姐到了麦子地,弯下身子不再起来,镰刀刷刷地在一条等高线上翻飞,就如木匠吊线一样齐,那些麦茬,都是紧贴着地皮。那时整个村子和土地都是烫人的,姐姐的那些麦茬在太阳下,像涂了水银。我随着姐姐割麦子,姐姐割两垄来回,我也割不到一垄,且我留在地里的麦茬,豁豁牙牙,如高低起伏,稍一不慎,就会戕着脚,无论人的还是牲口的都会血流如注。

 到了晌午,姐姐把撂倒的麦子捆成麦个子,在那麦个子当中的腰子用一束麦子一扎,如细腰的小媳妇。麦穗头齐整整,没有一点毛糙,没有倒穗,也如好看的媳妇。

 到了晌午,我的嗓子干到了极限,好像拿一根火柴,就能把我的嗓子点着,然后顺着肠子烧到脚后跟,那麦地炙烤,好像要榨尽人的最后一滴汁水。

 我考上大学那年割麦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太阳是黑的了,然后就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我躺在桥洞里,这时才知道,我中暑了。自小姐姐看我喜欢读书,一般的农活也不让我做,知道我干也会耽误事。

 我没有和姐姐交流过关于活着或灵魂的话题,但姐姐是相信神鬼的,但不理解我所说的灵魂的话题。她只是活着,未出嫁时为娘家,出嫁后为婆家,只要是活着,就百折不挠,把活作为目的,把活得好一些作为目标,困苦时忍耐着挣扎,也许和身边的猪羊没什么两样,只是在生活的夹缝间求生活。我不知道她在人生中是否有过出神或打盹,姐姐好赶集,这也许是她灵魂出神或打盹的时辰。

 姐姐喝酒,是不输平原深处的任何男人的,姐姐一口能把一茶杯的烈酒赶到喉咙里,但姐姐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喝酒是拼着命,那豪气是吓住人,让人刮目相看的,知道了她性子的烈,比酒还有度数。

 那时姐姐在轧花机坊踏轧花车的时候,才十五六岁,踩轧花车要有力气,工分高,虽姐姐不够成年,但按一个整劳力算十个工分。秋天过后的冬闲里,正是轧花的时机,当时国家不要籽棉,棉花站收的是脱掉籽的皮棉。姐姐去轧花车坊的时候,父亲特意炒了一个菜,用油撇子在棉油罐子勉强弄出一点油,在锅沿上擦一擦。那顿菜,姐姐说香。再看父亲时,父亲眼里含着泪,才十五六的姐姐要像成人一样踏轧花车,一个壮劳力,一个冬天下来,也会瘦一圈且会整日咳嗽。到了年关,轧花机坊要封门了,意味着这个冬天的棉花的轮回到了终结。忙活了一冬,在封门的时候,人们要炸面泡、喝封门酒,谁要是不喝酒,会被人小瞧的,于是不管能喝不能喝,那些男人就一扬脖把猫尿(平原深处对酒的俗称)灌了,即使在粪坑边呕吐,也不能让人看不起。

 封门的酒,就在轧花机坊的院子里,一个大黑碗,斟满了酒,从队里的鳏夫保管开始,一人一口,转着圈轮着喝。轮到了姐姐那里她只抿了一下,不知被谁看见了,就有人给鳏夫保管提意见,说保管走后门,把还不会喝酒的小雏弄到轧花机坊挣工分。像猫舔的不算喝酒,要挣整个劳力的工分,必须喝酒。这时不知谁把一碗酒倒满,砰地礅到姐姐面前。大家看着姐姐,也看着保管。保管说莲妮是女孩大家让一下。但姐姐腾地站起,脸红着,眼里含着泪,猛然弯腰把酒端起,气都没出咕嘟咕嘟把满满一碗酒干下了,眼里的泪花憋不住了,顺着脸颊哗哗地流下。人们未反应过来,姐姐就像踩着高跷似的,回家倒头就睡。那是冬天,母亲把加了醋的凉水灌了几碗给姐姐。母亲坐在床头流泪,一直守着迷迷糊糊的姐姐,到了第三天姐姐才醒来。醒来的姐姐倚靠在门框上,头一抬说,明年还去轧花机坊,看能咋的?

 

 棉花也有自己的命运,从泥土里出来,一粒种子和一朵棉朵,也不知会走到哪里。天灾,人祸,病虫,冰雹,哪一样都会要了它的小命,能走向一根纱线,能走向一匹布,都有自己的命运。它是自然和社会的媾和,也是汗水与资本的光合,不知走过多少工序才在我们的身体发肤上扭结了。有人说,棉花是我们的另一种肤色另一种身份。穿着双股线粗布衣服的屌 丝和穿三百支棉纱衬衫的土豪,是基本存在的社会差异。是的,我们如果驻足留意一朵棉花,你就知道,这纯白的金子从土地里来,是天地人三者精诚合作的产物,这是一种谦卑和高贵,一朵棉朵的背后,隐藏的是命运的深刻的启示。

 大家知道,是棉花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这场棉花引起的残酷战争持续了漫长的四年,曾经的绅士和淑女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生活被残忍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面对战火后的漆黑焦土,人应该怎么办?人的生活将会是怎样?这是棉花带给人的思索,也是命运启示录。美国的棉花曾有很多的名著,使它们不朽,像《汤姆叔叔的小屋》《飘》,而我们的棉花呢?我们的播种者和拾棉人呢?我们有自己的《棉花简史》《棉农孤独》吗?我们的散文文字对棉花是有愧的,自然的棉花转化为文学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失重了。

 棉花是一场战争。即使当下,这也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但姐姐和姐姐一样的百万拾棉人不知道,这些匍匐在棉田的人,在没有棉花,没有泥土纤尘不染的高楼华屋里,在资本市场涨跌的曲线上,在觥筹交错的机锋中,还有很多的金融大鳄,在期货市场做着棉花的梦。那些买卖棉花期货的远离土地的金融弄潮儿,他们只是见过图表,但他们就根本没见过棉花,他们因为棉花一夜暴富一夜负债一夜跳楼,一路凯歌一路悲歌,一路红粉地毯一路阎王殿。但棉花还是棉花,土地还是土地,日子还是日子。但我知道,说不定哪一朵棉花哪一根纱线哪一批布匹,就有姐姐的泪姐姐的汗和姐姐手上的血。

 姐姐到新疆拾棉花,前后去了三次。但在第三次,姐姐到了新疆在棉田里待了半晌,家里就接到包工头的电话,说姐姐像是中风的前兆,让家人接走,否则出了事他们担不起。

 我是在姐姐中风那年的暑假去看望姐姐的,已经五年未见。第二天,我曾在微信上写了这样的句子:“姐姐的八岁/她的童年抱着/我,那年秋天雨注四十二天/我的脐带渗血四十二天/姐姐的六十二岁/她抱着/五岁的孙女/姐姐十五岁/拉载重一千八百斤的地排车/车上有时是四到六个三百五十斤重的汽油桶/有时是八到十个两百斤重的粮食麻袋/姐姐三十岁/和村中恶男骂仗/后从家中取出刨红薯的铁抓钩/一下砸折恶男腿骨/乡间为之侧目/姐姐五十五岁后/三到新疆拾棉花/坐绿皮火车两次/坐大巴一次/历三个昼夜,姐说/在火车上人挤如集上卖的猪秧子(猪崽)/最后一次去新疆拾棉花/只一天,她就晕倒在棉田里/二外甥坐飞机去接她/姐姐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这一次把她前两次拾棉的钱都/赔进去了/昨天,去看姐姐/她停下喝了几十年的酒/茶也不喝了/改成喝蒲公英/外甥和我喝五粮液/姐姐说,好酒,我也尝一口”。

 当我写姐姐拾棉花时,我一直惦记姐姐中风这事,就询问二外甥志国,我姐姐为何中风呢?外甥志国给我发了长长的微信,透视了很多姐姐的细节。

 他说二〇一六年的九月十六日,他接到领工的一个电话说,姐姐病了,让家里人接她回来。领工的说在去的路上因为座位的问题和别人起了争执,到那里以后刚摘了半天棉花就病了,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外甥一听就怀疑她是脑出血或者阻塞,马上买了第二天机票到新疆去接她回来。等到了地方领工带外甥直接去姐姐住的地方,当时姐姐很惊讶,还说她没事,抱怨外甥不应该来,离家那么远。听她说话不清反应迟钝,外甥就知道肯定是脑出血压迫到神经所导致的,但见到外甥后姐姐明显放松了许多。

 等姐姐情绪稳定了,外甥开始打量姐姐住的环境,外甥说他差点哭出来。七八个人住一屋,是那种大通铺。外甥说这一生都没见过那么多的蚊子,密密麻麻。姐姐说这还是少的,棉花地里面更多,穿着长袖裤子一天下来全身叮的全是包。因为蚊子太多所以他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戴顶帽子,帽子四周再用纱网缝上,要不然蚊子多得没法拾棉花,只有等天冷了以后蚊子才会消失。

 外甥和领工交接了一下,把姐姐的行李先收拾好。因为太晚了没车,只能等到明天一早再返回。幸好姐姐一夜无事。第二天一早领工把姐姐送到车站,他们打车到库尔勒转车。本来外甥计划带姐姐坐飞机回去,这样能节省时间,但是外甥电话问了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朋友说这种情况还是坐火车回来,飞机起降有可能加重病情,所以在库尔勒还是选择了坐火车回来比较稳妥,就是时间久了点,要三十多个小时。因为时间太长,给姐姐买了一张卧铺。上了车,姐姐见买的是卧铺,却说没事,自己不是还能走吗?抱怨外甥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卧铺。外甥知道姐姐心疼钱,只好安慰她说卧铺比硬座多花不了多少钱,如果坐硬座被颠得病情恶化了花得更多。姐姐心里才踏实点。回来后在医院做了一个脑部CT,果然是脑部出血。医生说有两个出血点,幸好出血不多。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恢复得挺好,就出院了。

 我后来慢慢了解到,姐姐这次是坐大巴车去新疆的,路上要两天两夜,那些拾棉的人夜里就坐在座位上扯条被子睡。车在半道夜已很深,姐姐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到身上像压块大石头,腿钻心地疼。原来是前座的人在没有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把座位放平,想躺着睡觉就压着姐姐的腿了。姐姐被座位压醒后就大喊,压着腿了,压着腿了。带队的老板来了,让前座的人把座位立起,说谁都不能躺下,这车不是卧铺。带队的人扶起姐姐,姐姐把裤腿卷起,腿已被压伤有了淤血。真是反了。姐姐站起,血一热,就举起手,去打前座的女人。那女人的丈夫也在,但不敢动手打姐姐,姐姐也无法打那压伤她腿的女人。第二天到了新疆,带队的人看气性大的姐姐说话有些不利索,于是就电话家里的人来接回姐姐。

 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看姐姐脚踏轧花机的场面。轧花机屋摆着七八架民国时代就时兴的轧花机,保管员航哥,一位五十多岁的鳏夫提着个油壶和一个铁条拴一块破布给那些轧花车的连动的部位膏油,七八个男男女女系着围裙戴着帽子,还有些戴着口罩,各人面对着各人的轧花机,白的棉花的绒毛,飞得满屋都是,就像下着无始无终的冬雪,人不停这雪就不止了。那轧花机屋的屋顶上房梁上窗台上,未戴口罩的人的头上身上眼睫毛上,都披着绒毛,都披着雪。

 那些皮棉如雪如瀑,如芦花如细软的银子,也像绵亘不断的白云一样从轧花车的出棉口倾吐奔泻,洒落在轧花机下面的白茬子木箱里。那些棉花的绒毛着实令人讨厌,我只是在轧花机屋子呆一会,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鼻孔里喉咙里,一会就变成个雪人。但我喜欢这雪的世界,这发白发亮的棉花世界白雪天地。

 我看到脚踏轧花机的姐姐,浑身洁白,就如神一样。那些像柳絮一般的绒毛,那些像芦花一般的绒毛,那些像蒲公英种子一样的绒毛飘在空中,忽然感到姐姐像一尾鱼,游在白的河里。姐姐在轧花机上,一下一下用脚踏着,把籽棉送进这原始的咬合的齿轮时,也许她想不到,这样扒皮抽筋的过程,其实也是棉花的生命的又一轮回,被分离被强硬扯开的骨肉,也意味着新生。人何尝不是这样?在生活的重压下,最后被粉碎被蹂躏,还原与泥土,被大地吞噬,把有用的留给世间子女,这是命运。在人之外也有一架轧花车,那车的齿轮,把陈旧的新鲜的肉体粉碎。

 棉花的白是一种晶莹,也是一种土地品质的洁,泥土有污秽也有稗子和蝼蚁,但能把播种的汗珠和泥土的苍黄,变成了精华的白。这其中的转化,是可给我们咀嚼和回味的。但我知道,棉花是制造火药不可少的物质,但谁使它们加入了杀戮的行列,这不是棉花的过错,它给人警醒,善者自善,恶者自恶。其实这也如人,人处天地间,在时间和空间里,也有播种也有损耗,消化着运动者,在阳光雨水坎凛中前行或仆倒,焚身或成佛,但总之是人消耗消灭着地球上的动物植物,还有大气日光雪雨。

 美国的南北战争,人们为棉花而争斗,那是为支配而争斗屠杀。人维持生命,也许是天然,而维持过分豪奢的欲望,摆脱底线道德,甚至上帝,那就是走在孽障的路途。

 但棉花不死,它只是一种轮回,还要一代代的嬗递生长。人的汗水也会生长,悲剧也会生长。其实你只要低下头,你就会看见那不可见的。你也许一时无法看见棉花的表情,但大地早为棉籽备下了瞑床。太阳每天都新鲜,棉花就是人类回避不了的肖像,我们都在模仿着棉花的生生死死。

 姐姐第一次到新疆拾棉,拾了三吨半,三哥拾了两吨,姐姐报销来回的火车票,三哥只报销单程。到了农历的十月底,他们从奎屯坐下午两点的火车到商丘。但一直到晚上,火车没来。最后通知因天气原因晚点,具体何时上火车待定。于是数百口的拾棉人在临时的旅馆睡下等火车。到了下半夜,来通知,马上登车。大家走出小旅馆发现下雪了。那雪下得大啊。拾花一季,姐姐抱着一床棉絮,姐姐求老板给一床棉絮,她想给未来的儿媳妇。

 雪下在奎屯如深夜白色的鸦群,在雪的摇曳里扇翅而至。铁道如大地的一根根肋骨,人们踏着快要没掉脚的大雪去赶火车。那火车也被雪覆盖了,如棉垛白茫茫的。年近六十的姐姐扛着行李,抱着棉絮,如爬棉垛的堆棉工。这雪天的火车也是棉垛,它张开大口吞噬着一个个的异乡人。这些异乡人也如棉花朵,一朵一朵,这雪就仿佛是空中的棉花垛散架了,把奎屯淹没在棉花白的海洋。这些异乡人也是棉朵,但却融不进身体四周的洁白的花里,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向被雪裹着的绿皮火车。那雪会把异乡人回家的路也淹没,异乡人在大雪中易失去方向,但火车侧斜着身子向故乡走!姐姐抱着她的一床棉絮,她抓一下那柔软蓄满阳光的棉絮,想贴到脸上去。有人在棉花中还乡,有人在棉花中葬埋,有人在棉花里哭泣……

 在姐姐思想到不了的地方,那些折本的棉花期货的投机者,这雪何尝不是一场雪的葬礼?一场棉花的葬礼,那些欲望被棉花掩埋了。也许有人会在葬礼上哭泣,那些泪水是晶莹的露珠还是浑浊的世事?我知道,有些人是知道自己的前程的,他们冒险,他们自己为自己设计了葬礼,看着自己被雪葬埋,看着自己被棉花葬埋,也许那是一种既痛又幸福的过程……

 

 作者简介:

 耿立,本名石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诗人,珠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创意写作与策划教授。2014年第五期《北京文学》封面人物,作品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六届老舍散文奖,《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向泥土敬礼》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曾获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和国内多家权威选本选载,出版《遮蔽与记忆》《新艺术散文概论》《会飞的春天》等二十余本散文、儿童诗及理论集。

 

 

水韵高陂

 

口 刘思明

 

 高陂村,在中国的版图上是很难找到的。不是不存在,只因为她是一个小小的古村落,一个可能是我们国家中最小的行政村。她,位于广东省兴宁市罗岗镇。

 高陂,山不奇峻,田不肥美。唯水妖媚。

 于是,时任镇委书记钟安胜给村庄起了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水韵高陂”。

 高陂,生我养我的地方。她,三面环山,只有南面一个百米豁口连接着外头的村庄。从村头至村尾约两公里,一条小河似绿色的玉带,在村的中间飘然而过。这是兴宁市母亲河——宁江的源头。

 一千多村民就在河的两岸繁衍生息。沧海桑田,河,而今变成了溪。每到冬季枯水期,溪水深不过膝。唯有待到春江水满,村间的小河才重现其野性的一面。汹涌的河水从虎子嶂集雨区奔涌而来,在狭窄的喷水寨一跃而下,形成百米瀑布。瀑布仿如一帘白练从高高的山顶垂入谷底。水声若雷,飞珠溅玉。整个村庄可闻。飘在空中的水雾随风而扬,有时雾气笼罩整个山村,给人湿漉漉的感觉。仿佛就是宋朝诗人志南笔下的那情那景。“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行人置身其中能不醉乎?

 河水顺着河床,拥着形状各异的石头咆哮前行。流过“龙王潭”、越过“高陂头”、漫过“下陂里”、冲出“广口陂”……梯级朝着低处奔去。每越过一座陂头便生成一个瀑布小景。每个小瀑布落差都在三四米以上。小瀑布周遭不规则的石上和缝里长满青苔和菖蒲,小景观非常漂亮。

 河床是石底,没有淤泥。水流在上面清冽晶莹。听爷爷说高陂村是个风水宝地。她,三面环山,挽水西流,加上一条石底河贯穿全村,尤其是石壬寨高耸入云,形如笔架。按地理风水学说这地方应该出大官。由于没有可考的文字记载,自开山祖刘三英从七八十里外的叶南大路下迁入过塘头三英围,至今近四百年历史。在族谱中没有高官记述。然,老祖屋三英围、合子应棣萼围、高陂肚禄阁围禾坪却都曾竖有石楣杆。在封建社会客家地区有人考取了秀才、举人、进士,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村、本族人的荣耀,均可在祠堂或祖屋禾坪竖立楣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在那志在科举的年月,村中有多人考取了功名这是无疑的。

 有水方有灵气。清澄湛蓝的水最诱人。记得儿时高陂肚龙王潭、过塘头下陂里两处水深数米,但清可见底。每到夏天,这里便是我们这帮淘气鬼的乐园。特别是龙王潭水深洁净。我们常常赤条条从离水面三米多高的岸上纵身跃下,溅起水花四射,笑声撒满长长的小河。小孩的放纵无束也常会引起父母的担心,因为水满河深。管教较严的父母时常会拿着荆条追到河里、逐到田间,抓到了肯定少不了一顿打,哭得眼水一行鼻涕一行。然而,第二天一放学又相约嬉戏在乡间碧水之中。

 有时到了星期日,爷爷也会领着我,带上自己用苎麻拼搓成绳编织的一种捕虾渔具。我们从家门口出发,溯河而上,往往到了源清村的拱桥下便能捕到满满一鱼篓虾米,运气好的话还能捕到几条大鲤鱼或鲫鱼。那时生态环境好,河溪里鱼虾成群。水中的青石上爬满了长长的石螺、田螺。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篓鱼虾、一盆田螺于我们这等平民百姓来说,是大自然予以我们的丰硕馈赠。

 而今,我虽已年逾花甲,每每忆起儿时这种放任,这些快活,依然回味无穷。

 去年,当地镇政府把我们高陂村列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镇领导、村干部亲力亲为,疏河渠、拆违建、竖路灯、筑乡道、栽花草、修围屋、成立农业合作社……把古老的山村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

 如今行走在高陂河的跳岩上,站在木屋亭中倚栏纳着春风,看悠悠转动的古老水车抑或坐在青石板上观碧水中泛舟的情侣,仿佛走进了凤凰古城,她们是风景,自己也是别人的一道风景。

 水韵高陂,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我永远的乡愁。“水从壁上冲烟下,鹰于云中挟日飞”“村犬衔衣惊客步,牧童弄笛问斯人”是这里最美的村景写照。这里为尘世东奔西走仿如倦鸟的我提供了一处安放心灵的地方。

 我爱您,高陂!

 

 作者简介:

 刘思明,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兴宁市作家协会主席。当过矿工、做过军人、记者。1979年曾参加对越还击战和1981年震惊中外的法卡山收复战,先后荣立二、三等战功各一次。有20多篇文学作品在全国、省、市征文比赛中获奖。其中,1981年在全国“可爱的家乡”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先后出版散文集《生存的启示》《红尘履痕》《高陂记忆》。

 

 

四望嶂在哪里

 

口 陈彦儒

 

 学友来电,聊往事,叹韶华,不胜唏嘘。刚放下电话,4岁的女儿爬上我的膝头:“爸爸,爸爸,四望嶂在哪里?”

 是啊,四望嶂,我们交谈时提及的四望嶂在哪里?

 位于粤东兴宁市黄槐镇的四望嶂,曾经是广东省最大的煤矿,据地质部门勘探,该地煤炭探明的总储量有1.3亿吨,兴宁数据显示:1970年至1999年间生产原煤累计3000多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96年强制实施“国退民进”时四望嶂煤矿倒闭,2005年位于四望嶂一矿区域的大兴煤矿发生震惊世界的“8·7”透水事故,直接导致123名矿工死亡……

 这答案正确吗?不,对于四望嶂子弟而言,这答案正确,但是不算准确。在我们记忆里,在我们印象中,深藏在学友们心灵深处的四望嶂,并不是这么几句干巴巴的、带着沉重血腥味的简介。

 四望嶂究竟在哪里?是在五月飘飞的桐花中还是在曾经心仪的她袅娜的身影里?还记得吧,四望嶂中学小径那两棵长势并不茂密的油桐树,每年初夏绽开如云似锦的白花,落花时节,风和日丽,一朵接一朵桐花在缓缓的风中,悠悠打着转儿落下。桐花是转十几个圈甚至几十个圈才飘落,还是敷衍了事伸着懒腰扭两三个圈就坠地?每一朵桐花的落姿,带着每一朵桐花鲜明的性格和风格,或快或缓,或直或斜,或雍容优雅,或含羞带涩,在清风熟练的牵引下,花瓣纷纷提着雪白的裙裾,在明媚的阳光中展开皎洁的笑容“嫁”了出去……

 那一朵朵瞬间飘落的美态和动感,常常吸引我们倚着栏干边,斜伫小径旁,久久不忍离去。观花,也许只能算是青春期的一个借口吧,或单身倚立,或聚众闲谈,眼中瞟着落花,与同伴瞎扯着不咸不淡的话题,放学间暇,大家心照不宣在这里等着,看心仪的校花、班花抱着书走过……一边是轰轰烈烈飘落的花瓣,一边是娉娉婷婷走过的美女,询问、调侃,绞尽脑汁的语言常常在张口的瞬间就被风驱散了,也许不是风,是头顶的飞鸟,是身后的脚步声,是斜洒在台阶上的斑斑点点的阳光,是打着圈儿从女生乌黑的秀发边飘落的桐花,风乍起,一步步走下长长台阶的女生或回头一睹,或仰首观花,她的姣好的脸蛋上莫名其妙涌起一片红潮,为何脸红?淡绿色的风晓得,金黄的斜晖晓得,洁白的桐花晓得……一天天,一天天,桐花悄悄谢了,夏风渐渐热了,脉脉斜晖中男孩们不断去等待机会,又一次接一次不断地把涌到嘴边的话语活生生咽了回去……

 

位于广东省兴宁市黄槐镇的四望嶂

 

 四望嶂在哪里呢?是在求学要经过的梅隆铁路线上还是在曲折的盘山羊肠小道上?还记得吧,25年前,你暗恋了月余的阿京开口提出借书,那是放寒假的前几天,恰逢期末考《生物》,这是你最感兴趣的课程,三下五除二,你刷刷刷做完试卷,粗略检查一遍就交了上去,仅仅花了二十分钟,监考老师惊讶地望着你。你一口气冲出校园,冲下矿务局办公楼旁曲折的盘山羊肠小道,冲过村庄,往两三里外的省建一处的家中跑去。回到家连茶水都顾不上喝,从书橱挑了几本书籍,你又气喘吁吁赶到铁路与村道交接的T型路口去等阿京。阿京住在一矿,这是她回家必经的路口。

 等了半天,平时一拔又一拔同学走过的村道却半天没有一个身影。是晚了吗?大家都考完试回家了吗?阿京回去了没?今天会不会白等?你急着就象一只掉群的候鸟,左张右望焦躁不安。梅隆铁路线建在丘陵上面,两边是种满树木的坡地,冬季的阳光斜切了一溜树荫,火车不时呼啸而过,惊起林中鸟儿扑扇着翅膀往山下躲去。阿京考完没?等还是不等?铁路线下碎石路基边,一只硕大的黑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悟透什么似的又返身钻入碎石缝中,你无聊地拾起林下的枯枝,在路畔泥地写下一个又一个京字,你比《红楼梦》里的龄官胆怯,写好怕人看见赶忙又用脚尖揩去。

  “哎,你这么早就交卷了,”终于有同学从村道走了过来,远远近近打着招呼:“你在这里干嘛呢?”你敷衍地应着问话。时间一分一分流逝了,一拔又一拔熟悉的不熟悉的校友从此经过,阿京还没出现,望眼欲穿中你的情绪开始有了波动,还要不要等下去?干脆明天带到学校去拿给她吧?不,在这里见到她,我要跟她说什么呢?你的心砰砰跳动着……终于,你在村道转弯路口看到阿京婀娜的身影,你激动地扬了扬手,向她跑过去。阿京微笑地望着你,在那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的面孔上,细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波光流转的丹凤眼惊喜地盯着你,且慢,阿京旁边还跟着两位女同学。你放慢脚步,一步又一步往前挪着,还差五米左右,你看见路旁一块圆形的石头,慌得手足无措的你突然就把书放在石畔,在心里酝酿了很久的话语刹那间雪崩瓦解,跟她比了一个手势后,你转身落荒而逃。“他怎么这样……”你听到另外两个同学大声抱怨着。回头一睹,恰巧看见阿京捧起书,充满感情的目光盯着你……

 T型路口,阿京回家往东你往西,你又惊又喜又羞又恼钻进树林丛中,深深吸了一口气,仰头盯着一碧千里的蓝空,你能感到骚动的心从口中蹦了出来,扬起鲜红的翅翼,往蓝天飞去……

 阿京她们走远了,倩影渐渐消失在弯曲的铁路线上,向前延伸的铁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时间流逝在这里,岁月流逝在这里……一晃眼25个年头就漂过去了,一次在网上找到校友拍的图片,四望嶂已经面目全非,杂草丛生,断壁残墙,更触目惊心的是,在拆除了铁轨的路基上,梅隆沿线一些百姓刨开铁路碎石基,从里面寻找长年累月散落的煤炭灰……

 四望嶂究竟在哪里?是在夜扑流萤逮蟋蟀的晚上还是在稔果飘香的山峦中?在哪个缺乏玩具和水果的年代,这是存留在我们共同记忆中的童年。

 四望嶂在哪里呢?是在山坡上大呼小叫的嬉戏中还是在雨天滚成泥猴的球赛中?在那个激情洋溢的岁月,矿山子弟捡来几条轴承和滚珠,就能做成一辆滑板车,从高高的山坡上呼啸而下。

 四望嶂究竟在哪里?是趔趔趄趄挑水浇菜的过程还是在相约骑行远足的趣事中?在那片近乎四面环山的土地里,我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和丰收的喜悦,也经历了无忧无虑尽情挥洒青春的自由时光。

 四望嶂在哪里呢?是在第一天上学观察校园、观察老师的稚气未脱的眼中?是在挂着小水桶拎着拖把回校劳动的红领巾们的歌声中?是在青春拨节的胀痛中?是在辗转反侧的暗恋中?还是在那场即将毕业的体育课上,你叉着腰眺望远处的山峦,她悄悄用挺起的胸脯从背后撞一下你的手肘,你回过头,见她其后若无其事转身与同伴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四望嶂,究竟是什么?是你我交流侃起的话题?是熟人邂逅共同回顾的感叹?是梦中一闪而过的场景?是一行行写在纸中的细节?是罗映球力透纸背的版画?是,又不是,其实,曾容纳了三万多名职工的四望嶂,是记载着矿山子弟成长经历的一方小小的邮票,被如今散居在珠三角的游子们寻找、收藏和品鉴……

 四望嶂在哪里?亲爱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四望嶂究竟在哪里?

 

(注:《四望嶂在哪里》写于2015年,曾发表在国家级文学期刊《中国作家》2016年第七期。)

 

 作者简介:

 陈彦儒,原名陈镜堂,广东兴宁人。2019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作品集《放牧星群》、长篇小说《白天失踪的少女》、散文集《印象兴宁 水墨珠海》 、新闻理论随笔集《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等专著。其中《白天失踪的少女》获得了2015年首届报业文学奖年度长篇小说大奖。 《新闻课——如何学会与读者“拍拖”》被清华、人民大学、复旦、上海交大、武大、浙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厦大、华东师大、暨大等众多高校图书馆和国家、省、市县区图书馆购买收藏。据《中山日报》《梅州日报》、中国作家网、中青网、中华网、长江网等媒体报道,一些高校教授在上新闻专业课时,常常会援引本书一些观点及新闻案例去解读新闻理论。

 

责任编辑:骆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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