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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屉文学到公众号文学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袁杰伟 时间:2019-07-30

 

从初一时文学梦形成朦朦胧胧的轮廓开始,在文学道路上追梦不觉已有四十余年。

我的文学梦是从写日记开始的。

初中一年级时,我的班主任红鼻子老师(真名刘玉球)有一天找到我,口水沾沾满脸嘻笑地说:“后天星期天,我带你去公社开先代会。”

我一脸懵逼,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恩,更无所谓欣喜。一直以来,我们只有在他严管重骂之下的噤若寒蝉。

我不知道开先代会是个什么意思,我每天都从棠里村老家与同龄人步行三华里来到石章学校(三个村的联校)上课。我跟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就是来得早时教室没开门,就去二楼找他拿教室门的钥匙。这也只是几秒钟的交接。他是一个严厉而享有威望的老师,这一点我深深懂得。他编《农村常用杂字》,编《民间谚语》,油印后免费发给学生和当地农民。课余时间他教我们打算盘,我们学会了六归七二五除,灰溜规,狮子滚球。他只是一个赤背老师(没任何职务),但在学校和社会上都享有很高威望。所以他经常在班上批评我们、教育我们,我们从来都不敢则声。

现在,他说要带我单独去开先代会,我只是跟着他去就行了。难道还不去吗?

红鼻子老师见我脸无表情,或者闻喜不惊,就一再跟我讲开这次会的意义,说全校只有三个学生,除了我,还有一个叫邹梦书的五年级女同学(另一个记不起名字了),他说了有好几分钟,我一边听,一边傻里傻气的点着头。可能他见我在名誉面前如此淡定,便不觉地笑了起来,那红红的鼻子显得更加红了。他既然带我去,显然也是先进教师的代表。

那次开先代会,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是吃了很好吃的用土钵子蒸的米粉肉,另一个就是发了一个手板宽大小的塑料笔记本。

红鼻子老师提倡我们写日记,要天天写。但不检查。很多同学就不写,而我刚好有那个笔记本,就开始用来写日记了。

我真的按照老师的话天天写。这样一直写了十年:初中两年,高中五年(两年学制,复读三年),大学三年。

写着写着,后来写起作文或其它的文章来,别人托起着腮帮不知从何下手,或东张西望摇头傻笑,而我却接通了写日记的感觉,感觉文思泉涌,笔下如有神助,根本与那些东张西望的同学找不到共同的感觉,一个劲地埋头速写。

大学三年,我成了名噪一时的校园记者。

大学毕业之后,没有老师布置作文了,我就开始了创作。

创作如果有名师引路,显然是更好,要少走很多弯路,可名师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哦。

那时的我,对于创作还是一片茫茫然,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隔段时间再看一看。压根也没有投稿,更不消说参加什么评奖了。

但写作却上了瘾,几天不写就发慌。那时感觉最亲近的物品就是方格子稿纸,一见到就有亲切感。有人赠我稿纸,我一概笑纳,有时还觍颜索要。

按说,我已经到了那么一种写作痴狂的状态,是应该能够写出一点东西来的。然而,那时年轻,满脑子的理想,一个劲地要考研究生冲出山冲冲,把写作当作了“纯粹”的业余爱好,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学专业、学英语和政治。

正是这样偏离个人所长的的追求让我半辈子碌碌无为。大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考研路上。从23岁到32岁,十年间我一连考了7次(前面两年没资格考,专科毕业三年才能以同等学历报考)。

现在想起来,那段在乡村工作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如果利用那段时间多做些采访,多做些田里调查,多收集些民谚民俗,多体验些农家生活,多交些农民朋友,多在文学的道路上有意识有目标地耕耘,或许我的底蕴就要深厚得多,文学成就要高得多,出道也要早得多。

但不管是民族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都是无法假设,也是无法后悔的。

直到1995年之后,我才彻底放弃考研之路,把心态调整到接受普普通通的生活上来,安安心心当一名基层的劳动者,当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写最平凡的人的生活,为普通人明德,为美的心灵立传。于是,我才又恢得到写作的状态。

当然,除了偶尔在报刊杂志发一些文章,我的主要写作还是抽屉文学。我的抽屉里面,丑不拉几的字写满了一本一本的稿子。也很少用来投稿。由于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所有的抽屉文学都不知去了何方。

唯一有印象的一次,是1995年我在湖南教育学院进修时,有一个叫作麻其勇的师兄(湘西人)出了一本盗号书(书商用假书号出的)《鬼土》,卖得非常的火,得了一万多块钱的稿费。其时我手上有两个长篇一个中篇,我都给他看了,他挑了那个中篇,带我来到黄泥街。他并没有带我找给他出书的那个书商,而是一家一家店子地问。有一个女老板,看上去也就与街头卖菜的大姐无异,她站着看了一会儿,说还可以,问我愿不愿意留下稿子。我就留下了。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麻其勇问我稿子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啊。他要我打电话问,我电话打过去,那女老板说,可是可以,但也没有把握,要是万一读者不喜欢,我那本杂志就废了。

我觉得老板说的是实话,我那中篇有六七万字,要占一本杂志的三分之二篇幅,如果不行,当然就把一期杂志废了。

麻其勇说,不行,我带你去,行就付钱,不行就拿回来,免得时间长了,他们盗版。

他出过书,有经验,我当然听他的。

他带我到黄泥街找到那家书店,女老板还是犹豫不决,样子颇有不舍。我本想留下,但麻其勇老是不断地向我眨眼,我就把稿子拿了回来。

后来,稿子不知去了何方。

如果不拿回来,也许那个稿子可以上。在杂志上发一个六七万字的中篇,对于刚刚年过而立之年不久的我来说,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每每想起这事,我都觉得是麻其勇的聪明害了我。

这之后,我在广州打工,又写了几个长中短篇,都是放到抽屉里的。打工的同事们偷偷看,有的坦承偷看了我的小说,说很好看。但在广州,我也找不到像黄泥街这样可以交易稿子的店子,所以还是丢到了抽屉,后来,稿子还是不知去向。我自己感觉,有几本写得还可以的。

直到1999年,我有了女朋友之后,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女朋友给我打字。我在《南方都市报》看到一个书商征长篇小说,便写一本去应征。这就是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南方文学》《南方工报》连载、并被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漂泊在羊城》。

正式结婚生子之后,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独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基本上就没有写长篇了,而是写起了短文。十几年前在媒体遍地开了一阵花之后,四年前开始尝试自建公众号,专门发表自己的文章。

自从有了公众号,我的文字就不用再锁进抽屉了。只要自我感觉还过得去,写了就可以先发表为快。

公众号没有门槛,在自家公众号发文章也算不了文学。只有在官方的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才算纯文学作品。这种纯文学垄断经营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诚然,纯文学杂志的垄断经营自有其权威价值存在。但公众号文学等自媒体的生存,依然对传统的所谓纯文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给普通作者带来了发表的通道,并给了他们以无限扩大影响的希望。我曾在参加新闻从业人员培训时,听到省宣传部门的官方人士说,一个网络大咖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人民日报》。这让我深深地震撼。连官方自己都这么坦然承认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影响力,我为什么还要视新媒体传播为“歪途”呢?以前在报纸上上一篇新闻稿,哪怕一个豆腐块、一个“火柴盒”,那都是非常难的,很多在此路上混饭吃的人要到报社去讨好巴结编辑,编辑也会装神弄鬼装得高深莫测地给你“指导”,你还得不断的鸡啄米似的点头感谢“教诲”。

而现在,新闻的垄断经营是基本上被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经营已感受到了巨大在的挑战。那些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新闻迅速得到了读者的接受和喜欢。

那么,“纯”文学的套路和权威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新闻一样受到挑战,那些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文学作品会不会也迅速占住读者的心灵?受到读者的追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网络文学最初出现的时候,根本不受纯文学作家的待见,可是今天,这些不按传统套路出牌的网络文学,说他们占住了文学的半壁江山是完全不为过的。或许,作品是不是“纯”文学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人看,是否有人产生共鸣,是否影响了人的心灵。

世界在变,文学也在变。

因为变,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邓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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