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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鲍鹏山 时间:2018-11-13

何为信念?

信念之信,乃是对不确定东西的确定的信。

信念之信,非科学之信。科学之信,是对事实的认知;信念之信,是对价值的认同。

信念之信的逻辑与科学之信的逻辑正好相反:

科学之信的逻辑是:因为存在,所以我信。

信念之信的逻辑是:因为我信,所以存在。

一种观念,假如很多人信,就会形成巨大的客观存在的观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比如说,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应该有爱心,于是这个世界便真的有了爱,世界的性质就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主观的信念造就了客观的世界。中国古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也是这个意思:天地本无心,但是,我们相信了爱,这个世界就有了心。

事实上,信念并不神秘,它就是让我们相信,人应该做一个对他人、对世间万物存善念的好人。

之所以说信念之信的对象是一个不确定东西,是因为——

其一,我们信念所寄托的人格化的对象,比如对上帝的信,比如对圣人、仁义道德的信,比如对天堂地狱真实存在的信,往往是无法客观判定其物理性存在的。

其二,信念是相信应然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应然的东西并非实然的东西,它同样是不确定的。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在价值论证上存在着这样的困局:这种信念对我们有可以验证的好处吗?它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吗?或者说,它会是我们合乎理性的选择吗?事实上,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他人有好处是容易的,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我有好处是艰难的。

比如,很多人奉行的“好人有好报”,其实是一个因善良而自欺的口实。一般人,有这样淳朴的相信,很好。这种相信,这种对于道德行为必将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道德的有效性”——的相信,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基础的主要部分。

但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

如果放在一个局限的时空中,它的破绽就更加随处可见。而人生恰恰是一个局限的时空——谁能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和获得的回报是丝毫不差的?如果是这样,则道德将转变为财务报表,人仅凭对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就可以做一个好人。

佛教之所以把人生延展到“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就是有感于这种困局,于是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也是无法证伪的时空——论证人的业报因缘。

但“三生”之说,从科学的、历史批判主义的方法论上看,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人类现有的理性及其能力,无法作出做一个好人的选择。

所以,有关道德信念,核心问题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

答案是:做好人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而是出于人的信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其实,两千多年前,一对圣贤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论语》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一故事。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学生里,就个人对孔子的忠诚度而言,子路首屈一指。孔子也相信子路对他的追随是最为坚定的。孔子曾经这样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对于一个追随他四十多年,在周游列国时一直护卫在他身边的学生,孔子对子路求道卫道行道的坚定信念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子路问出“君子亦有穷乎”这样的问题时,孔子的内心是何等崩溃。

子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疑惑的问题:做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

原来,子路一直以来的道德信念,竟然是建立在“好人有好报”这样经不起推敲的相信上的!

作为社会精英,不,文化精英,子路的道德信念如果还在这个层面上,就出问题了——因为,理性的人总会发现(不够理性的人哪怕从自身经历也能体会到):道德的行为并无一个预设的道德报酬,好人并无一个预置的道德美满。也就是说,道德的行为,对于一个人在世俗的世界里获得世俗的好处,往往是没有帮助的,往往是无效的。没有一个足够的世俗的报应来证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所以,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子路的道德信念就如同建在沙上的建筑,总有一天会坍塌。于是,孔子面对子路的“好人难道没有好报”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不,斩尽杀绝:君子固穷。——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君子固穷”其实很好理解:君子不能不择手段,在险恶的社会里,手段选择上的自我约束必然导致利益实现的自我掣肘。一个带着原则行走世道的人,如同拿着一根竹竿,横着穿过森林。另一方面,世人也往往并不因为你富有仁德和智慧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他们往往选择站在利益一边。

在子路这样贤者面前,孔子不愿意对这个令人难受的道德真相遮遮掩掩,因为既然是贤者,就必须超越世俗利益层面来思考道德问题,这是贤者的必要条件。孔子几乎是带着愤怒,击碎了子路对于道德有效性的迷信。他直接把道德的真相告诉子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同样,坏人及其坏的行为,也并不一定有报应。

人类的制度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这个好人的报答和坏人的报应问题。

但是,从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建构的角度而言,如果道德建立在报答和报应的前提下,会降低道德的崇高性,也会降低人们实行道德行为时的崇高感。

这是孔子对子路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就不可能建立道德正信。这个正信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但没有好报我们也要做好人。做好人不是出于一种理由,而是出于一种信念。

当然,还有一种疑问:好人之所以没有好报,是否由于好人还没有足够的好,或好人某些智慧上的不足呢?

人能反躬自问,从自身寻找问题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足够智慧和仁德,就可以获得好报,这仍然是一个迷信。

很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孔子和子路谈到了这个问题。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这还是斩尽杀绝:斩尽杀绝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所有幻想——连伯夷叔齐这样的仁者,王子比干这样的智者都不能免于饿死和被挖腹剖心,我们还能够对道德有什么世俗利益的指望?

其实,孔子在另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意思就是:人可以弘扬道德,道德不能报答人。只有我们帮道德,没有道德帮我们!

既然道德并无帮助人们成功的有效性,这个世界还需要道德信念,还有人坚持道德信念吗?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他要为这对兄弟作传的原因是: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伯夷叔齐这对兄弟让国饿死之后,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扬,《论语》中四处提到伯夷叔齐,司马迁更把这两个兄弟列入七十列传之首——也就是自古至今首屈一指的人物的意思吧。

其实,在孔子出生之前正好一百年——公元前652年,有一个孔子的宗祖,他仰慕伯夷叔齐,并身体力行,要做伯夷叔齐。这个人,就是宋襄公。《左传·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目夷字),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废嫡立庶不顺)遂走而退。

这两个兄弟,就是商代伯夷叔齐的春秋版:互相推让国君的继承权。当然,后来还是兹父做了国君,但他是一个坚定地向文化传统致敬,有信念的国君。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侍卫)歼焉。

宋襄公宁愿战败,也要向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致敬。其实,如果不死守传统的规则,他本来有两次机会获胜。他因此被后人嘲笑为“仁义之师”,甚至是“蠢猪式的仁义”。

宋襄公真的是愚蠢吗?

我们知道,从齐桓公以后,很多想当霸主的人,不过都是利用武力谋求私利而已,但是,宋襄公的想法是,他要做真正能担当起责任的仁义的霸主。

但显然,宋襄公并不能用自己的仁德获得霸主的地位,他必须凭借实力,甚至——一些不堪的手段。

于是问题来了:假如用不仁义的方法去获取霸主的地位,这个霸主还能是仁义的吗?

当我们用下三烂的手法去实现一个神圣的目标时,我们能保证这个目标不会被我们肮脏的手法玷污吗?

我们能保证最终实现的,是当初的那个愿望中的东西吗?

一个好人,当他使用坏人的手段来战胜坏人时,他就从这一刻起,变成了坏人。

坏人往往是由坏的手段造就的。而坏的手段必然造就坏人。所以,一个好的目标不可能经由坏的手段实现。

很多时候,一个神圣的目标往往面对一个逻辑悖论:

没有不道德的手段就实现不了道德的目标。

但是,不道德的手段一经实施,就已经否定了道德的目标。

这是一个道德陷阱。

宋襄公看出了这个陷阱。

能看出这个陷阱的人并不多,能辨识这个逻辑悖论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我的心中,宋襄公是真正的智者。

但是,能够辨识这个悖论而作出正确的选择,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商,还有信念。

有信念,你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一心要用仁义的方法获取霸主地位的宋襄公,最后却惨死在他的信念之下。他后悔吗?他怨恨吗?

在回答宋襄公是否后悔怨恨之前,我们来看看他所仰慕模仿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让国饿死,他们怨恨吗?

很有意思,孔子的学生子贡还真的问过老师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他们的人生目标,本来就是求道求仁,他们得到了。如此圆满,他们有什么怨恨?

是的,有些人,他们生来人世,其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求仁。

那么,宋襄公怨恨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显然,面对来自宋国贵族包括他曾经想让位于他的庶兄子鱼的责备埋怨,宋襄公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严重后果——身受重伤并濒临死亡——也没有怨恨和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也是求仁得仁。至少,他没有用不仁不义的手法去玷污他心中的神圣;恰恰相反,他用自己的失败,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这一神圣。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守死善道。

宋襄公不仅看穿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道德陷阱,还用自己的生命来填平这个陷阱。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宋襄公岂能不知道,放强大的楚国军队越过泓水并摆好军阵,自己就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他其实是在杀身成仁!

这是又一出“末世争利,维彼奔义”道德剧,宋襄公其实是以死亡证明了他最有资格做这个时代的霸主。

而这个“霸主”真正想实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他想超越管仲和齐桓公。按照孔子和孟子的观点,管仲和齐桓公几乎拥有了实行“王道”的所有天时地利,但是,他们自己的格局和胸襟使得他们的事业大打折扣。

当因为有贤德之名而被宋襄公让位的庶兄目夷(也就是子鱼)批评他“君未知战”时,这对兄弟终于见出了高下:不是弟弟兹父不知战,而是兄长目夷够不着弟弟的境界。

所以,在我心中,宋襄公还是一个仁者。

有信念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仁者。

才能超越利害得失,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我们刚刚讲到了兹父目夷这对兄弟的境界。

什么叫境界?

我们再来看看陈蔡之围中,孔子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贡的讨论。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孔子说的是什么呢?是境界!

农民的最高境界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工匠的最高境界是只专注于工艺的精进而不问是否讨好市场。

学者的最高境界是修养其道义,坚持其正义,而不是苟合取容!

境界之有无,取决于信念之有无。

孟子讲过类似的话,《尽心上》——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曰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这个世界尽管并不完美,但是需要一个尽善尽美的标准。正如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完全合乎标准的人工作品,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完全标准的度量衡,否则,这个世界不但无从建设,还无从判断,甚至无从描述,它的存在都无法想象!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因为信念是这个世界的度量衡!

信念是这个世界的高标,它让我们仰望。

可是,孟子却又在另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信念也是底线,它阻挡了我们的堕落。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么?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吗?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的,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这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这就是“不义”。

这就是信念!

信念,是我们获得尊严体面的必需品!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

孔子在告诉子路“君子固穷”之后,他还有一句话:

小人穷,斯滥矣!

什么意思呢?

有信念并坚守信念,确实并不能使我们一切顺遂,直至成功。但是,信念阻止了我们在不成功之后的堕落,并且阻止了我们在堕落之后,如洪水泛滥一般变成世界的祸害。

 

创作谈

信念的力量

鲍鹏山

2016年夏天,我在香港中国文化院做了一场演讲,时间不长,因为那天上午对方安排了两场,我的一场,李银河老师一场。李银河老师客气,要我先讲,我更不敢拖延,讲了大约40分钟吧。我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我讲儒道法三家,大概的意思是,儒家追求人民幸福,道家追求个性自由,而法家追求国家强大。后来,香港中国文化院把录音整理了一下,发在网上,我见了,虽然发现有些错别字,但我还是转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接下来就被《美文》的穆涛先生看见了,他拿去在《美文》上发表了。再接下来,《北京文学》就把这篇文章评选为2017年排行榜文章。为了给我发稿费,杨晓升主编联系了我,我们就此在微信上成了朋友。

杨晓升主编很客气,顺便就客气地向我约稿。我知道他是客气,但我却不能不认真对待。正好手头有一篇《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也是一篇讲演稿,就很认真地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奉送晓升主编。晓升主编把它编发在今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学》。

晓升主编前天突然来微信,要我尽快写一篇创作谈,我很愕然:又不是一部著作,就一篇短文啊!

这样吧,长话短说:

第一,写这样的文章,或做这样的讲演,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普遍觉得需要信念——我们除了物质追求而别无所求——用一句大家知道的黑色幽默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的时候太久了,大家都觉得除了钱,我们真的还需要一点精神,需要一点方向感。这个世界,盲目地相信一种宣传,固然不好,但如果大家一致什么都不信了,那也可怕。

第二,问题是,需要钱,这不需要论证。而需要信念,却需要论证,而且,非常不好论证。这世界的暧昧和令人烦恼之处就是:低层次的需求,其价值无须证明,狗都知道需要食物和性;但高一点的追求,不仅需要引导,其价值还面临着普遍的质疑,需要论证。

比如,我在香港的那篇讲演,法家“国家强大”的必要性,对于战国时代那些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诸侯来说,不需要论证,他们凭着鼻子就能嗅得出来这一套对自己的胃口,所以商鞅很成功,当然他最后也很失败。而儒家的“人民幸福”,道家的“个人自由”,其价值和必要性,就需要论证。不但有国有家者不觉得给臣民这些东西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就是身处压迫之下的臣民自身,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来点实惠的,还是——食物和性。

今天不同了。今天是太多的人意识到必须需要一点精神的东西,有信念,才能撑得起我们的人生,撑得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体面。我们现在喜欢说“大国崛起”,什么叫大国?有泱泱气度才叫大国,古人叫“衣冠之国”,衣冠之国的意思,就是文明之国。文明之国,叫垂衣裳而治,不要什么大动干戈,穿好衣服,人人有羞耻心,人人有体面,就天下大治了。动物身上的毛色,叫文;人身上的装饰,叫衣冠。人和动物都不能赤裸裸的。动物赤裸裸的,不光会冻死,还不能吸引配偶吓退敌人;人赤裸裸的,不光不能崛起,还丢人。所以,什么叫“崛起”?就是光光鲜鲜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光鲜的东西,就是国民有信念,有信念从而有气质。国民有了气质,国家就有了气象。有了气象的国家,大国的样子就有了。

 

作者简介

鲍鹏山,文学博士、著名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教育卫视《新杏坛》等栏目的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传》《孔子如来》《论语导读》《寂寞圣哲》《先秦诸子八大家》《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致命倾诉》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国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作者: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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