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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之异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赵渝 时间:2018-09-25

——赵渝谈报告文学创作兼答长治诸文友

 

[编者按]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先生在每次讲座时,总会有一些作者提问“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差异及两种文体创作的困惑等问题。为此,赵渝先生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特撰写并发表此文。

赵瑜先生是从江西长治走出来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著有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30余部,屡屡引起轰动。《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引发社会大讨论,后有《牺牲者》《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等重量级作品,他多次获得国家文学大奖。

在本文中,赵瑜先生就“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之差异及两种文体的创作形态作了七个方面的阐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本网重点推出此文,旨在引导广大新锐作家、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深入生活,坚持“三贴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我在不同的场合和多次讲座中,总有不少文友包括我的家乡长治的文友,向我提及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写作及其差异,这些朋友当中有许多从事新闻工作。他们有写作才情,有对信念的追求,也很勤奋。但大家总是不约而同有这样一个困惑:新闻记者采写报告文学,具备媒体优势,原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因而感到难度不大。但在写过几年又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之后,却发现读者反映一般,社会效果不强,各方面评价难尽人意。这时,感到真正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极欲提高一步。

今年五月,山东作协举办报告文学高研班,学员中有不少报社和电视台业务骨干,竟也纷纷提出了这一难题。我在济南与班上文友交流,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一半。

我由此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作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性,值得我们探讨。
  

一、两者之间确有相似性
  

说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界线模糊,因而产生创作误区,是因为两者之间确有不少相似性。

过去,有些纪实文学选本,常常把报告文学和优秀通讯报道作品一起收进来,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两种文体的最大相似点,就是非虚构写作。西方报告文学最早脱胎于报馆,因而评论界概括报告文学特征,头一条就说它具有新闻性。确实,新闻作品与报告文学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都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基础上完成写作。这种“天性”构成了一种相似的外表——都写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说和戏剧。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对真善美弘扬赞美,对假丑恶鞭挞批判,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探究,以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时,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工作方式几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优秀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特别强调实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环节,大家都会感到无法工作。这就与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大不一样。

你看,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不同,与理论研究不同,自身之间却很相似。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心态也非常相似,人们都把这类文章当做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这样的相似性,还能举出好几条来。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相似性,所以推动不少记者们对于写作报告文学产生了动力,却也迷惑了不少年轻作者。

当然,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相似性:由于时弊使然,当大批假新闻亮相惑众之际,亦有众多伪报告文学欺世刊行。
  

二、历史渊源不相同
  

既然两种文体具备了这么重要的相似性,为什么年轻作者仍然写不好报告文学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不雷同不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种树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与老二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新闻记者与纪实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样?

首先,从历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

中国文字诞生三千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却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几乎就是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实录体”的结晶。司马迁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们接受下来,终以优秀纪实散文构成中国正统文学主体。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也是照搬社会生活。戏剧多半取材于史实。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同西医一样,都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大的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中国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盛达,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界内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思考取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做好新闻准备。这一大差异,不知习惯了新闻写作的年轻朋友们注意到没有?近日,我到山西朔州一个叫吉庄的村子里,研讨作家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和《吉庄草根》两部报告文学,谈到《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在中国》,还有田秋平所著《田家英在长治》等作品,情况都是如此。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

  

三、现实使命不相同
  

历史渊源不一样,现实使命也不相同。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任务安排,至少需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本报安排专版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最提倡特立独行自我体验,独立思考探索发现。作家背后少有单位支撑。即使是作家协会体制内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而采访更加艰难。这使我想到电视台专题片与独立制作人拍摄纪录片之间的差别,后者的成功极不容易,而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则高于专题片。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新闻报刊崛起之初,大力提倡“时务文体”,首次提出“耳目喉舌论”,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正因为这样,近百年来,报社或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记者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行政公务即业务、本事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常常不由自主,还要保持政治倾向性。被采访者没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个人阅历的义务。记者尽管已经相当政治化,亦应保持中立客观立场表相,不可以将主观色彩、情趣好恶肆意铺排。这一准则从采访开始一直贯穿到写作当中。新闻报道作为媒体单位的传声筒,也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人一事一个侧面。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不是来客就是朋友,不是学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总之他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思想履历,公私不分家,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嬉笑怒骂无妨。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质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饱含个性书写作家情怀。这种差异,不知是否引起了年轻记者们的充分注意?
  

四、采访办法不相同
  

前头说过,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办法和工作方法,两者却差别很大。在多数情况下,记者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大忙人,彼此间颇不从容,有时候能搭上几句话也不错,因而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二战时,一位记者堵住艾森豪威尔将军,挤上去只问了一句话:您对青年有何忠告?就算很满意了;对待各种事件,报刊总希望越奇异越好,倘若名人出点事,报刊积极性更高。大家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语中的。记者如果挖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便被认为功夫没有下够。普通人日常事,不入报刊法眼;通讯报道作为“放大了的新闻”,先天需要弃旧迎新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即被又一档新浪覆盖。记者调研写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专项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水准,钻研过深时,读者反而看不轻松。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正常情况下,记者对一篇通讯报道进行采访,往复次数不多,所耗时间亦短。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反观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次两次就匆匆动笔。作家们认为,采访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价值取向差不多,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作家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总结出来,交付读者。我写《革命百里洲》,生怕在当地驻扎时间太短。有时一住数月,先后往复了好几次。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直至被读者誉为专家大家。这一点与新闻从业者完全不同。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大不相同。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这样做,就不能诞生深入细致同时又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

一些记者文友会说,工作繁忙任务紧迫,客观上不允许我们深入到生活之中。这恰恰引发出一大现象:通讯报道往往舍弃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就拿家乡长治的文友来说,我们熟悉长治各地及周边的城乡生活,这里是我们生长的故乡,人物演变尽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写好报告文学包括各类文艺作品,基础正在于此,灵魂正在于此。无数作家从自己的故乡获得了笔底故事,几乎不需要去做问答式采访,只管从心灵深处写开去,人物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年轻记者偏偏舍弃了这堆宝贝,不得不去匆匆采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内容,弃熟而就生,弃深而就浅,这多么可惜?
  

五、立意构思不相同
  

前头说,通讯报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务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写作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或曰尽快完成。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2006年写完长卷《牺牲者》,眼下早已七年过去,仍不能问世。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真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就应当明白:作品完成耗时较长,作品发表无从保障,没有报刊必须为你推出。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尽管一度也曾这样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全社会深层内涵,直至置疑金牌体制,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或对或错都不要紧。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而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工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相当丰厚。仔细读过始知,作者和盘托出了一堆芜杂素材,甚至是一堆难得的珍贵素材,却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轻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了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不要“放大了的新闻”,只要“文学的报告”。那么,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按照文艺作品的标准去做,与做小说写剧本以及炮制各种文艺作品没有区别。从我看到的不少年轻文友已经发表的文本看,大家很可能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六、语言运用不相同
  

大家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美术是色彩的艺术,影视是视听的艺术,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民众化语言,记者运用公权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通讯报道的通常化语言是个什么样子?评论家阎纲先生把此类语言概括为“新华体”,十分精确。也就是说,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绝新华社发布通稿般的标准化语言,运用个性语言改善文艺作品的面貌,回归文学本身。《史记》和《论语》包括《梦溪笔谈》都不是奏折,报告文学也最怕写成公报,核心问题还是语言。而写作通讯报道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既可以运用通常化的“新华体”,也可以运用公共语言。既然通讯报道是媒体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署了个人姓名也是职务行为,并非记者独有的声音,哪能由着性情书写,或肆意放歌或浅唱低吟呢?

作家写作报告文学,避免公共语言,运用自家语言,与通讯报道适得其反。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句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且丰富许多。

一些年轻文友的报告文学当中,习惯性地运用了不少“新华体”语言,其体貌特征也就和通讯报道十分相近。时间一长,积重难返,问题就多了。作家学习语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也就没有优秀报告文学。首先要说作家自己心中的话,而不要“新华体”。
  

七、最后谈谈褒贬问题
  

原想答文友们一篇短文,未料写来颇长。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相似而不相同,还能总结几点,但主要差异似乎已经说清。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有的年轻文友给我来信诉说苦恼,认为基层写作深受环境制约,难以展开对周边人事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局限着作者的思考力度,影响着作品的批判品格,担忧报告文学这条路能否走得长久。这当然是一个普遍难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单指批判写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实环境里,必定有所顾忌,放手写作确有难度。但是,更重要的追问在于,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讨论批判写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袭了通讯报道倾向单一、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从直觉上认为,通讯报道多是褒,报告文学多是贬,不褒扬就发不成通讯报道,不贬批也写不好报告文学。这就陷入了一个误区。人们常说西方知识分子突显批判意识,我们需要学习效仿。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而更实质精当的说法,应该说优秀知识分子坚守了自身独立意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言论,独立写作,独立主宰命运,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宝贵的独立精神当中,既包含了贬批,也包含了褒扬,有时,两者混杂相处于同一部著作中。假设作品对事物进行单一批判或歌颂,反而浅薄空洞,减弱了力量,既不会在现实阅读中产生轰动,也无法在经典文本中持之长久。

在一些年轻文友看来,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即使发现坏人坏事,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贬批。这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还要写下去,总不能等到大环境既民主又宽松的时候才动笔;另一方面更需要读书不止,从容思考,不必过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要等到甚时候才是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所谓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也是这时候才会出现的。作家看待生活,最怕非黑即白,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都是色彩斑驳搅在一起的。辽金时期,长治县八义窑烧出一种“红绿彩”瓷器,又烧出一种“搅釉”瓷器,都是开创性的珍贵品种,为今日藏家所稀求;生活中同样呈现出这种情况。如抗战之初,一个村走出一批义勇青年,无意当中,半数参加了八路军,半数参加了晋绥军,都在浴血抗日。结果,人到中年,这批人的命运发生了天地之变,后者干脆成了“历史反革命”。执政者这样去裁决了,作家也要这样裁决吗?不久前在江西开会,一位作者向我谈起,他正在寻找当年红军亲属以及女红军幸存者,说她们用生命和血泪锻造了一段光辉历史,自己却尚未写出感人神韵,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可是,白军亲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作家该不该看到暴力革命对同胞的整体摧残?文学艺术讲不讲人性呢?

不久前,平顺县李玉忠先生来,商议在川底村建造农业合作化历史展馆一事,那里也是赵树理先生写出《三里湾》的地方。玉忠先生谈及一个观点: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从长治乡村开始的一段特殊历史,我们把珍贵史实整合起来,供后人总结历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做或褒或贬的附庸。我很赞赏他的意见,珍惜上党农民走过的道路,并不看重简单褒贬。尊重历史真相,坚守科学立场,值得陷入报告文学写作困境中的人们借鉴。

希望年轻文友和久在新闻媒体工作的友人,扬长避短,再著新篇。真诚祝愿年轻文友特别是家乡长治的年轻朋友们,竿头益进。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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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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