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简介 - 创作团队
简讯 |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纪实文学 > 现代 > > 正文

棉花地里安个家(纪实文学)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周艳丽 时间:2019-03-29

 

棉 花 地 里 安 个 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艰苦创业纪实

 

周艳丽

 

题记:

到农村去!到产区去!到棉花生产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结缘安阳要开花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简称中棉所或棉花所),作为唯一的国家级棉花专业科研机构,主要以棉花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着重解决棉花生产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国际棉花科技合作与交流,培养棉花科技人才,宣传推广科研成果与先进的植棉技术,并进行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1958年3月27日,响应党中央“科研要深入生产,深入群众”“专业所要深入产区”的号召,中棉所由首都北京整体搬迁至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黄河流域棉区的中心地带,河南省安阳市白璧镇的大寒村附近。

 

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在黄河流域棉区的土地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播下一粒棉籽。这粒种子在党的雨露滋润和国家的关怀下,茁壮成长,花开万朵,情暖万家,衣被天下。 

 

中棉所为什么要建在安阳呢?说来话长。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棉花种植就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全国集中产棉区县级干部会议,研究发展棉花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据汪若海的《中国棉史纪事》记载:1949年10月农业部一成立,就设置了工业原料司,负责发展全国棉花生产事宜。1950年又从美国引入岱字棉15号480吨,这对提高我国棉花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52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奖励棉花丰产的劳动模范。1954年还颁布有关棉花棉布计划收购和棉布计划供应的命令。不仅如此,农业部还多次组织全国著名棉花专家如冯泽芳、奚元龄、俞启葆等到全国各地考察了解棉花生产情况。

 

1956年7月,以俞启葆为棉花考察组组长的棉花专家前往前苏联考察。回国后,专家们向中央提出建立国家级棉花研究所的建议。当时棉花科研界及棉花生产行政部门绝大部分认为,应尽快设置棉花专业研究所。设置棉花研究所不但符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完全具备设置的条件。1957年6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会上,正式通过了筹建棉花研究所的提案,并成立了以冯泽芳为召集人的领导小组,开始了以原华北农科所棉作室(1957年3月成为中国农科院的一部分)为基础的中棉所筹建工作。

 

棉花所建在哪儿呢?

棉花所要建立,所址肯定不能选在北京!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决定,它不可能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而专门研究棉花的科研机构是一定要建在棉花产区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到底建在哪里更合适呢?

 

作为农业部副部长、主抓棉花生产的棉花专家杨显东思虑再三,经过他与棉花专家多次悉心交流,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三个比较成熟的选址。一个是距北京比较近的石家庄,这里无论是气候还是土壤条件都比较合适。之前,华北农科所准备整体搬迁到石家庄,并且在石家庄已经买了1000亩地,先头部队已到那里安营扎寨开始备耕生产了。杨显东觉得,一个单位地址的选择是大事,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单位长远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未来的走向,不能只看眼前,要有长远眼光。石家庄交通便利,距北京近是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土地只有1千亩,并且距市区比较近,将来想扩展会受限制。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专门研究棉花的机构,1千亩地怎么能够?从地理位置上看,就整个黄河流域棉区来说,石家庄也有些偏北了。有人建议的另一处所址是郑州,从地理位置上说,郑州也比较合适,地处黄河流域棉区的中心地带,又是省会城市。尽管距北京较远,但交通便利。郑州是我国的交通枢纽,南北有京广铁路,东西有陇海铁路。中国的东西南北两条交通大动脉在此汇集,四通八达,得天独厚。论气候和土壤条件在黄河流域也比较有代表性。只是这里没有现成的土地,若现征地,一是时间会长,二是要动用更多的社会力量,扰民!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人民并不富裕,尽可能不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是杨显东的本意,也是整个农业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思。有没有比这两处更适合建所的地方呢?杨显东突然想起了几天前,棉花专家胡竟良的建议。胡竟良曾经在安阳棉场工作过,对安阳棉场十分熟悉。那里气候和郑州差不多,交通也便利,距北京比郑州还近。关键是安阳棉场有4千多亩现成的棉花地,这是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的。将来棉花研究所搞实验,要实现机械化农业大发展,土地是大问题。经棉花专家胡竟良一说,杨显东觉得安阳棉场比较合适。

 

于是,1956年9月的一天,一群衣着干部服饰的人出现在原安阳棉场南场一块比较高的棉花田的地头。他们是由农业部派出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棉花研究所选址而组织的考察组,组长就是杨显东。陪同考察的有前苏联方面塔吉克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纳扎洛夫、农业部主任技师亚历山大洛夫和全苏棉花研究所所长雷诺夫;中国方面的专家由冯泽芳和胡竟良以及相关随行人员;安阳方面则由当时的安阳专署副专员李庆等人接待。

 

有人深深地挖了一锹土送到杨显东的面前,杨显东率先抓起,用力将土在手掌里捏碎并认真地观察,土壤为粉砂壤土,有少数粘壤。

 

一旁的李庆不时地介绍着安阳棉场的一些情况,从他的话语中,杨显东能够感觉到,李庆不仅对安阳棉场十分了解,而且对棉花也十分熟悉。

 

要说安阳棉场,那也是十分有来头的。

 

据《中棉所所志》(未出版稿)记载:安阳棉场始建于1916年,到新中国成立时,大致经历了模范种植场、育种棉场、安阳棉作试验场和豫北植棉指导区等四个阶段。

 

民国3年(1914年)“棉铁主义”倡导者张謇做了农商总长。为倡导“棉铁主义”,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业,他先后在河北的正定、江苏的南通和湖北的武昌设立棉业试验场,用于改良棉种,推动棉花事业的发展。河北正定的棉花实验场仅有200多亩地,随着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展,不能满足需要。彰德府(安阳)距正定不算太远,又处在黄河流域棉区的中心地带,具有建立棉花试验场得天独厚的条件。1916年农商部决定借袁世凯在彰德(安阳)的私地200亩,成立模范种植场,由农商部直辖试种美棉。当年恰逢大旱,棉苗枯死,没有收成。后改为第一棉业试验场(正定)的分场,仍然从事棉花的选种和传播工作。

 

热河人张庶平,曾在日本学习农业专科,当时供职农商部。1920年10月,与其内弟周星五合伙在安阳县大寒村附近购买土地1200亩。1921年张庶平他们开始在大寒村西大动土木,投资建设安阳棉场,定名为育种棉场,种植美棉。后因亏损较大,难以维持,于1934年将全部土地、房子卖给河南省棉产改进所。

当时的河南省棉产改进所在全省范围内共设10个植棉指导所和6个棉场。植棉指导所负责所辖县的植棉工作,6个棉场负责全省的良种繁育推广和栽培技术推广工作。安阳育种棉场既是10个植棉指导所所在地,也是棉产改进处6个棉场中的一个。因此,当时的安阳棉场既称作安阳棉作试验场,也称作安阳植棉指导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安阳,安阳棉场才停办。

 

1937年安阳沦陷后,日寇将安阳棉场改为军管第七工厂,仍然从事棉花的生产和加工工作。日本投降后,安阳的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棉场,并未开展与棉花相关的工作,只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1946年南京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接管棉场,作为中央所的棉花种植试验场。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成立棉产改进处,将安阳棉场作为豫北植棉指导区和安阳试验棉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平原省棉产改进处将该棉场接收,改名为地方国营安阳棉场。从此,这个有30多年植棉历史的棉产改进机构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新中国的棉花生产服务。

 

历经辗转,数次易手。此时,安阳棉场的土地已经由原来的1千多亩,增至为4千多亩了,分东场、西场和南场三大块。西场位于白璧附近,东场位于贾村附近,南场位于大寒附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棉所选址考察组从安阳一回到北京,杨显东就向农业部做了系统汇报,并提出在安阳棉场建立棉花研究所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异议,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这个全国唯一的棉花科研机构,就决定在河南省安阳的地方国营安阳棉场落户!

 

1957年8月2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宣布成立。1957年10月22日,由胡竟良、李庆带队,偕同王继之副研究员、张铨工程师等先头部队开赴安阳,开始了中棉所筹建前期的考察工作。

 

胡竟良一行考察的结果如何?安阳棉场的具体条件到底怎样?所部建在棉场的哪个位置更合适?实验田该放在哪儿?这一系列问题,我在中棉所的第三次所务会会议记录中找到了答案——

第三次所务会

时间:1957年11月8日下午

主席:李所长(李庆)

出席:全所工作同志:李庆、王继之、彭帮邦、张四端、王德彰、杨福诚、刘新昌、赖兆亨、黄彬、严文清、蒋国柱、邢以华、蒋一华、蔡荣芳、王天让、陆绪华、张耀增、赵德培。

李所长:汇报去安阳考察的情况,叫大家来审查一下,有问题还可以大家提出意见。

张四端汇报:胡、李所长王继之主任以及张工程师等九人,22日到安阳。

1.棉场:(从略,另附报告草稿)

棉场距车站25里地,用南场地,附近是大寒村,海拔63~66公尺,在安阳正东,在公路旁边,年平均气温18度,降水量580mm,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5%。早霜10月下,晚霜3月下。土壤绝大部分为粉砂土壤,土层很厚(100cm内),PH=7~7.4,南场6区120cm以下是粘壤土,很适宜植棉,地下水位,南场低,东场较低,西场最高。10月下旬,南场一般4 m左右,低洼地有2~3 m,实验地放在4 m处,东场一般2.4~2.7m。

安阳附近植棉情况:棉田集中棉场附近,安阳与晋东、鲁西相连,形成华北主要棉区,白壁又是安阳重要棉区。

2.实验地的选择:砂质土壤,地层厚而均匀,而代表性又大,水位较低,夏季水位最高还在2 m多,地段很大,排水方便。不好之处是交通不便,还有少部分地坡度较大。总之,南场优越条件大,东场地下水位较高,西场地段较分散,调整困难,但交通生活较方便。因之选择南场(作为所部建址),目前可用的已经测量的土地有450亩,与群众调换后,全部有1400亩,可做实验地的有800亩。历年耕作与生产情况:农耕基肥一年12~30斤,地力中等,一般冬灌,56年未灌,57年7、8月份都灌了。

历年产量,南场,54年250~300斤,56年230~300斤,57年400~420斤。东场,54年220~280斤,55年330斤,56年130~160斤,57年400~420斤。

3.存在的问题:

有4700—4800亩土地,是国有企业,西场是总场,经营部,棉花所计划设在南场,计划接收一个场,企业经营发展困难,因南场地好,我们按时地接收了,剩下地只有开荒地,不适合,而南场有一大型养猪场,又不方便接收,养猪积肥是他们的主要事业,接收过来不合适。双方意见是统一接收,统一领导,可集中人力建所,并对我们良种繁育有很大意义,接收后成立棉花场,仍按企业经营。  

为什么所部要选择在大寒附近的南场呢?第一批来安阳的老专家、蒋国柱先生这样说,选择南场是因为南场地势高,所部正好建在一个龟背地形的背上,中间高,两边低,发大水不容易淹掉。事实上,1963年安阳曾经发大水,当周围都成一片汪洋时,唯独中棉所所部所在地没被淹。

1958年3月27日,中棉所正式从北京迁到安阳。从此,中棉所开始了为新中国的棉花事业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

 

二、棉花地里安个家

白手起家,平地要建起一个研究所,的确是难。尤其是在1958年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先不说科研条件,我们就说说中棉所人居家过日子的衣、食、住、行吧。

衣。当时,社会上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远看像卖炭的,近看像要饭的,走到跟前看,却原来是农业科学院的。”这是当时对整个农业技术人员形象的评价,自然也包括从事棉花研究的中棉所的科技人员。由于地处偏僻,中棉所人与其他从事农业研究的人员相比,穿戴条件会更差一些。农业科技干部的工作室主要在田间地头,所以,他们经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日复一日地穿梭于田间。别说没有好的衣服,即使有也舍不得下地穿。不仅如此,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由于长年待在大田里,风刮日晒的,大部分长得又黑又瘦,皮肤很粗糙,站在农民堆里,根本区分不开谁是农民,谁是技术干部。

 

胡绍安,1963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分配至中棉所工作,他是中棉所早期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干部之一,曾担任过资源室主任,一辈子从未离开过中棉所。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春秋漫记》(未出版稿)中曾经有这样一段描述:  

穿衣方面也是开支有限,你想多制两套衣服,不可能,因为每年发的布票是定量的,几乎还不够当年用,哪儿来布票添多余的衣服?你要想穿好点吗,对不起,工资又只那么点,还要养家糊口,哪里会有余钱去穿?技术干部一般都只有一身出门穿的衣服(干部服),只有在出差开会时才拿出来穿一穿,平时下地干活都是穿打着补丁的破衣服。一来一到棉花地里,露水、汗水一会就将衣服打湿了,穿不出好来。二来整天与棉花打交道,见到的人全在棉花地里,大家都是一样,也就无所谓好坏。那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若外人到棉花所找人,要找技术干部,如果奔着穿得好的人去,一问准是工人,而若看着穿得破破烂烂的,准是技术干部。为什么?因为技术干部是不舍得将好衣服穿到棉花地里的,他还要留着出差时候穿。工人反正也不出差,不用留着,做了新衣服随时都能穿。

  

关于穿衣,中棉所的老同志刘刚(1959年毕业分配至中棉所,曾任科研处副处长)在中棉所建所五十周年征文中讲的一则笑话更有代表性:  

(20世纪)70年代,棉花所进了一批进口化肥,供各单位领用,但规定化肥用完后必须把袋子如数交回仓库保管。

过了几年,仓库攒了不少化肥袋,领导决定给每位职工发两条,这下大家可高兴了。那时候布票定量还很少,不少职工就把化肥袋子拆开用染料煮一下,两条口袋正好可以做一条裤子。一时间棉花所不少人都穿上尼龙裤。可是大家不知道,化肥口袋是尼龙化纤的,一般染料煮的着色不耐久。结果时间一长颜色就掉得差不多了,渐渐又露出原来袋子上的字。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棉花所工人和干部,人人穿的是尼龙裤,前面写着日本产,后面写的是尿素,腿上还有含氮量,标着百分之二十六。”

食。按我们正常人想象,像中棉所这样整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单位,有几千亩的土地,自己随便留点自留地,全所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实不然,在当时五八年那样的形势下,自然也是吃食堂大锅饭。困难时期,也不够吃,瓜菜代粮。

 

老专家蒋国柱在他的《保持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忆棉花所从北京迁到安阳》一文中,这样描述: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一年,又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限量,副食品奇缺,食堂就用瓜菜代替粮食,吃大碗的煮菠菜、南瓜,冬天吃蔓菁煮稀饭。吃不到肉就把冬瓜切成大片,红烧了当素肉吃。鸡蛋不好买,就垒鸡窝自己养鸡下蛋,几乎家家都养。  

为宣传中棉所精神,安阳电视台《档案》栏目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叫《棉田里的守望》,报道中棉所人艰苦创业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老专家蒋国柱回忆有一年过春节,他到市里买豆腐。为吃一块豆腐,要从大寒的中棉所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来到40多里外的安阳市区小西门,再排3个多小时的队,才能买到一块豆腐。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声音也哽咽了。一块豆腐包含着棉花所人多少的苦难和辛酸啊!

 

关于与吃有关的事,刘刚在他的《中棉所历史条件下的小笑话》中讲了三则:

一碗稀饭撒在被窝里

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最少时每天只有7两粮票,男同志早上一般只喝两碗稀饭。炊事班同志也想些办法把稀饭做的稠点儿米稍放多点儿,多放些胡萝卜、蔓菁等,让光喝稀饭的同志能填饱肚子。张金良就想了个窍门,早上吃完饭,再买一碗稀饭带回宿舍到中午再吃,为了保温,他就用另一个碗扣着放在被子里。恰巧这天上午有个人来宿舍找张金良,一进门就往床上一坐,谈话中无意识地往被子上一靠,张金良“别靠……”的话还没落音儿,糟糕!打开被子一看……一碗稀饭全撒在被窝里了!

食堂吃饭等着“解放”

困难时期,口粮定量低,虽说是“低标准,瓜菜代”,可菜也不多,每顿饭每人也只能买一份菜,菜里油水很少,特别是几个大小伙子,填不饱肚子。他们吃完了不走,有时候伙房还能剩些没卖完的菜,炊事员从售饭窗口探出头看还有多少人,几个小伙子就知道可以买“解放菜”了,于是一哄而上,每人又可以买一份剩菜啦。

一张报纸炒鸡蛋

当年,建所初期,棉花所职工全都在食堂吃饭,或从食堂买饭回家吃,结了婚的,有小家庭的也不能自己生火做饭,因为煤供应紧张。有一天,我路过汪若海家门口,见老汪正用三块砖头支个小奶锅,说要给秀兰(汪若海爱人)炒个鸡蛋。没见旁边有柴火,咋炒?我纳闷!决定看个仔细。只见老汪从屋里拿着鸡蛋和一张报纸出来,把报纸撕成两半各攥成长卷,点着一卷烧热奶锅,赶紧把鸡蛋倒到锅里,接着又点着另一卷报纸,等报纸烧完了鸡蛋一搅和就好了。我又学了一招!老汪怪能啊!

 

住。自1957年10月,以胡竟良和李庆为首的一行人来安阳考察,到1958年3月27日,中棉所整体从北京迁到安阳,连职工带家属一共来了四五十口,住的问题是摆在中棉所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当时,在南场老场部内有一个日本人占领时期盖的四合院,正好闲着。于是,从北京搬迁来的中棉所的人大部分都住在这个四合院里。房子不够住怎么办?所级领导及家属住堂屋,有孩子的职工可以和孩子单独住在小院外面的房子里,其余只能按男女,分别住在西屋和东屋。大约半年后,1958年底,中棉所才盖起了自己的宿舍,有了自己的住处。

 

时至今日,在中棉所的老所部,1958年建的甲、乙、丙三类宿舍都还在,只是已经破旧不堪,无法住人了。

 

2016年5月6日,由第一批来安阳的老专家蒋国柱和邢以华夫妇陪同,我再次来到位于白璧镇大寒村的中棉所老所部。在2016年5月7日的采访札记中,我这样写道:

昨天(5月6日),由第一批来中棉所的老同志蒋国柱、邢以华夫妇陪同,再访中棉所老所部。应该说,在近一年半的采访时间里,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去老所部了。

1958年中棉所从北京搬迁过来,直到2005年中棉所才整体搬迁到安阳市开发区,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期间近50年。在这50年里,中棉所人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凭着他们的刻苦和努力,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从无到有,到如今成为国家级的一流研究所。这之中的艰辛只有中棉所人才能体会出来。 

 

在老所部大门口,蒋先生提议合影留念。他告诉我,中棉所大门,原本是在中棉所西边那条路上的,由于出门正对着张家庄的坟地,中棉所人觉得不吉利,20世纪70年代,就改成门朝北了。

 

之后去看了中棉所盖的第一批宿舍,该宿舍全部为平房,分甲、乙、丙三级,为节省材料,所有的墙体砌的全是空心的,但设计却颇具有现代眼光。甲级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将三大间房子分为五个小间。中间大间前半部大约三分之二处为厅,后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后门。另外两大间,其中一间为完整的大卧室,另一间向外延伸了一部分,用做厨房,厨房与住房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蒋先生告诉我,仅从外观就能看出甲级房子与乙、丙级的区别,甲级宿舍门口搭有一个防雨的檐,这是乙、丙级房子所没有的。

 

与甲级相比,乙级、丙级结构大同小异,只是丙级面积更小一些,没有卫生间。丙级约有30平方米。两间房子又被划分为三块,进门一小块,算是过厅兼公共洗漱间,面积也就三五平方米。两间房子中其中一个房间因被过厅占去三五平方米,剩下的约10平方左右,一般由单身职工住。大间15平方左右,由结过婚或带孩子的居住。

 

1958年3月27日,成立不到一年的中棉所拖家带口的来到安阳,大约半年后,中棉所在选定的所址上盖起了一排办公室、两排甲级宿舍、一排苏联专家公寓、三排乙级、三排丙级宿舍。中棉所人的办公和住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参观中,蒋先生告诉我,甲级宿舍前排从左至右为冯泽芳、胡竟良、李庆,后排为王继之、卢天水和赵冠三医生。

 

在两排甲级房子的前面,还专门为苏联专家建了一排公寓,方便苏联专家考察时居住。据蒋国柱先生讲,苏联专家的公寓与甲级房子一样,带卫生间,只有一间卧室。

 

边参观房子,蒋先生边告诉我,自从来到安阳,他一共搬了8次家。

1958年3月,从北京搬到河南安阳白璧镇大寒村附近的安阳棉场的南场。在日本人留下的小院里,蒋国柱和第一批来的已婚没有孩子的单身的男同事一起住在西屋里。

 

半年后,中棉所盖起了自己的简易宿舍,蒋国柱夫妇分到了丙级宿舍中的一大间。蒋国柱算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家很小,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冬天取暖的煤火炉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棉所住进了军宣队。为改造知识分子,1969年1月蒋国柱夫妇和中棉所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起被赶到安阳市北郊郭王度公社秋口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1969年3月,蒋国柱夫妇从秋口回到所里,因是需要改造的“臭老九”,已经没资格住丙级宿舍了,只能住到距老所部有近1公里的原安阳棉场的南场。南场南大门口有两间很小的平房,他们一家就住在那里。白天是人来人往下地劳动社员的必经之路,晚上则只剩下他们一家四口守着空旷寂静的南大门。小屋由于常年不住人,年久失修,天上只要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无奈,他们只能将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全部拿出来接水。 

 

1971年,中央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稍有缓和。他们才搬到“小西关”窑洞式的房子里居住。小西关位于中棉所西大门外,距老所部有近1里的路程。

 

蒋国柱说:“当时我常年在农村蹲点,邢以华一人带两个孩子住在窑洞式的房子里。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当时棉花所四周全是棉花地,没有人家,还要路经一片坟地,真不知道邢以华是如何走过来的。窑洞式的房子共有三排,每排有10间,每间约20平米,每家住两间。与南场的小平房相比,居住条件改善不小。那时也没家具,只有一架缝纫机,不仅缝衣服,也是我们夫妇和孩子的学习桌。衣服被褥无处放,只好用塑料布包起来,放在仅有的两个箱子里。”

 

蒋国柱的第四次搬家是20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后,蒋国柱恢复了栽培室副主任的职务,这时所部又在原乙级宿舍北面,建了一排新宿舍(仍为平房),面积样式均与乙级宿舍差不多。

 

第五次搬家是1981年,中棉所第一次建起了三层的家属楼。第一次实行分配制,蒋国柱夫妇因职称、工龄等都排在前面,分得二楼一套50多平方米的楼房。有卧室有阳台还有独立卫生间。

 

时隔三年,1984年,已经晋升为副研究员的蒋国柱,再次搬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的大灰楼里面,条件又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蒋国柱第七次搬家,中棉所已经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了。上世纪的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才流动性增大,地处偏僻农村的中棉所难以留住人才,为尽可能多的留住人才。中棉所领导首先从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开始。先在安阳市区的石家沟购置了20亩土地,盖起了五层的家属楼。1991年,蒋国柱一家和中棉所大部分职工从白璧镇的大寒村附近搬到了安阳市里。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比较方便。工作仍然在白璧的大寒,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蒋国柱老人感慨说:“1958年我们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三十三年后,我们又由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进城最大的好处,除能用上天然气外,买东西也很方便,出门就是农贸市场。”

 

如今的蒋国柱老人又从安阳市的石家沟搬出来了,住进了面积更大、生活条件更方便、位于开发区的“棉花苑”。136平米的大套房,三室两厅两卫,只有蒋国柱和邢以华夫妇独住。家里被爱干净的邢以华老人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老两口既有独立的卧室,也有专门的书房,不仅可以写字、看书、看报,还能上网查资料。孩子们来看他们,也有房间住。蒋国柱老人很满意:“棉花苑新住宅,环境好,空气好,房子采光好,通风好,面积也大。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很舒服。这里的交通很便利,有6条公交线路经过,去超市、农贸市场购物,药房买药都很方便。这样的条件比起南场的小屋、‘小西关’的窑洞式房子,不知要好上几百倍。”

 

老人告诉我,其实他们还有机会第九次搬家。2005年中棉所整体搬迁到开发区,为方便职工生活,又建起了新的专家公寓(11层,有电梯),按规定他们有资格住170平方米更大的套房。“不搬了,我们年纪已经大了,精力有限。过去东西少,搬家较简单。现在东西多,搬家虽说有人帮忙,但自己仍然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何况棉花苑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

 

数次搬家,房子由旧到新,面积由小到大,居住条件一步步得到改善,也并非蒋国柱一家。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有中棉所人,都和蒋国柱家一样,经历了数次搬家。

 

行。如果说在衣食住行中,住的问题是中棉所搬到安阳后要解决的重点,那么行的问题则是中棉所要解决的难点。而这个难不仅仅表现在路况不好,还表现在中棉所距市区太远,日常生活十分不方便。

 

行路的艰难一直是困扰着中棉所的大问题、难问题,也是中棉所靠自身力量不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棉》创作的过程中,从院士喻树迅、所长李付广到普通员工;从冯泽芳、胡竟良的亲属到离退休的老专家老干部,上上下下我采访了有上百人之多,凡是在中棉所老所部工作过的同志,采访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到行路的艰难。在中棉所人的心目中,生活的艰苦,劳动的艰辛似乎都不算什么,唯独行路的艰难是他们难以忘怀的。只是作为搞科学研究的人,他们不像诗人李白那样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只要一说到行路,他们大多会先长叹一声,来一句,“唉,别提了!”

 

胡育昌,原中棉所农机化室副主任,1958年大学毕业到中棉所工作。在他写的《所庆50周年有感》 一文里,这样描写行路的艰难,小标题就叫《神话般来到中棉所》。

1958年8月,我和谈春松(已调离中棉所)自“南农”毕业一起前往安阳。出了火车站,穿过站前弯弯曲曲、狭窄嘈杂的街道,打听前往棉花所的路途。可是左打听,右打听,没有人知道“棉花所”这个单位。我们很诧异,又很着急,只能继续打探下去。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有一位老乡仿佛知道有个“大寒棉花所”,并指点我们怎么走法。于是我们乘车来到“白璧”,这时太阳西下,天色已晚。据说离棉花所还有五六里乡间小路,因为随身带着沉重的行李,我俩商量决定,由我看管行李等着,小谈先一面探路一面到所里联络。月色斜照下,小谈终于带着两条扁担回来了。于是,我们各自挑着行李,像唐僧西天取经似的开始向所里进发。在朦胧月光下,我们沿着庄稼间的一条长满杂草的渠埂,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来到郭村南地,遇到了一条两边长满高高芦苇、虽然不宽但水流甚急的小溪。溪上没见小桥,我俩只得停下脚步,卷起裤腿,摸索着涉水过溪。小谈挑着行李先行过了河,轮到我过河时,只顾下河防滑,一不小心扁担一栽,扁担头上的行李箱掉进了急流中。我连忙喊住小谈帮忙,好不容易才把“死猪般”的行李拖上岸来。再往前走不久,又遇上一条河流,岸边也长满了高高的芦苇。不过它比先前那条小溪宽阔多了(后来本地职工告诉我们,它叫“旱河”,实际上它常年流水,当时水量还很大,深达胸部,并有鱼虾)。幸亏,河上面架着一座高高的拱桥。我们顺利过了河,道路也豁然开阔,显然已经临近目的地了。来到棉花所,已是夜深人静时刻,在银灰色的薄雾笼罩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不高的平房,排列有致地散布在一块旷野上,透射出点点微光。原来,初建时期的棉花所,院区外围还没有围墙。也没有通电,晚上照明,得点煤油灯。做饭、洗脸,得从井里提水,浇地也是用辘轳打水……。据说,早先,北边“旱河”两岸高高丛生得挺大一片芦苇荡,曾是盗匪时有出没的场所……

建所初期的中棉所只有几间平房办公室,后来才开始建起几间实验室,也只有瓶瓶、盆盘、尺子、梳子之类简单的器具,生活科研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

 

其实,有这种“神话般”经历的中棉所人远不止胡育昌一人,似乎每一位中棉所人,只要是在中棉所搬迁到市里前在老所部工作的,他们对第一次去所里报到的经历印象颇深。

 

田伯英老人说:“第一次来所里,下了火车也是问半天没人知道棉花所。后来乘车总算到了白璧,坐人力三轮车又走了半天的土坷垃路,以为真到了棉花所了,却不是南场总部,而是西场。那时,从西场到南场连路也没有,全是田地,只能从田埂上走。就那几里路,又走了老半天。”

 

李宝玉,原中棉所书记,是1961年从原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棉所工作的。“从安阳下了火车,打听去中棉所的路,问谁,谁也不知道。没办法,只得坐在火车站等。李宝玉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幸亏遇到了老所长,才搭他的车到了棉花所。”

 

宋美珍,中棉所省级专家。“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上的又是农校,对吃苦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当时安阳农校就算是在郊区了,真没想到,棉花所比郊区还郊区。我们到所里报到那天,坐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拉着我们一直往东走,走得都快没人家了,远远看到一片房子,才到了棉花所。当时,棉花所的周围全是棉花地。晚上,一人住在所里还害怕呢。”

 

2000年分配到中棉所的庞念厂说:“下了火车再坐汽车,以为一会儿就到了。咦,怎么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啊!原以为农科院的棉花所不在城里也该在城郊,怎么越走离城越远。走着走着,由大路又变成乡村小道了,难道棉花所真的就在村里?等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棉花所真的就在棉花地里。”

 

当时的中棉所人,想出趟门,进趟城,绝非易事。像要到千里八百外的远方去旅行似的,提前一天就得做准备。每次进城,一来一回就得一整天的时间。

胡绍安在他的《春秋漫记》中写道:

棉花所离安阳市近30里,到白璧去要步行5里多。(那时)安阳通往白璧只有一趟破旧不堪的公交车来回开,乘车的人多,非常拥挤。每趟车总要丢下一批挤不上的人。挤车得使出吃奶的气力,如果挤不上去,又得等半天,下一次还是这么挤。坐上车也不好受,车窗门关不严,窗也不能闭,土路上的黄土滚滚涌进车厢,人一会儿就变成黄鼠狼了。这还不算,路不平,车又颠又抖,苦不堪言。就这,公交车还只走到崇义,崇义离白璧还有15里地。这段路还好,有三轮车可搭乘,而从白璧到棉花所因为路太难走,三轮车也不去。

这样一说,你也许就不难理解,蒋国柱老人说起去小西门买豆腐的经历会流泪的原因了。的确,在普通人口中普普通通的豆腐,在中棉所人那里吃的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啊!

 

有中棉所人曾戏谑说:“万里长征如何艰难咱是没参加过,出趟棉花所有多难,咱是亲自领教了!”

 

那时的中棉所人,一般没事是不出所部的,长年累月就那么在棉花地里待着。现在访问棉花所的老人,他们会说,也有好处啊,外面出不去,就只能待在棉花地里,没事就去地里转悠吧,转着转着就知道棉花发生什么变化了。

 

中棉所通向外面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从白璧镇经郭村到中棉所所部的那条路,大约有五六里长。据中棉所《五十年大事记》记载:“1979年9月10日,我所与白璧公社革委会签订修铺本所至白璧公路合同,全长2900米,路面宽度7公尺。”

 

之前,这条路一直是一条土路,中棉所人戏称之为“扬灰水泥路”,各位千万别误以为是由石灰水泥浇筑成的路,而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有泥有水的“扬灰水泥路”。现任中棉所副所长、副书记侯志勇回忆说:“有一次骑自行车去安阳市里开会,走时还晴空万里,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得不能走,只得将自行车扛在肩上,驮回来。”有人形象地形容这条路:“睛天车驮人,雨天人驮车。”

 

重温中棉所人的艰苦创业之路,“艰苦创业、甘于奉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中棉所精神激荡着不息的奋进力量。

 

 

作者简介:

 

周艳丽,安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碧盛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最新评论

栏目导航
Copyright © 2018-2028 创新文学网 版权所有
咨询电话:15927618989 QQ:2865185296 投稿邮箱:2865185296@qq.com
本网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站工商备案
网站备案:鄂ICP备18008340号
鄂公网安备42090202000246号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