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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蒋子龙

来源:中国创新文学网 作者:葛维屏 时间:2018-12-02
11月26日, “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过人民日报发布了拟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名单。

这份名单里只有两个作家,一个是路遥,一个是蒋子龙。

路遥已经去世,蒋子龙成了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这份名单重量很重,蒋子龙在里面的出现,不能不说给人一点小小的惊诧。

因为蒋子龙显然已经不是今日文坛上风头最健的作家。

按既往的想象中,这份名单里,不应该出现王蒙么?不应该出现张贤亮么?不应该出现莫言么?

再往后退一步,以乡村生活见长的,不应该有古华么?不应该有贾平凹么?不应该有陈忠实么?

上述人员,悉数出现在不久前公布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40部小说”作家名单中。

然而没有。

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子龙多打量几眼。

如此深层一忖量,觉得列入这个名单里,还非蒋子龙莫属。原因有三:

首先,蒋子龙不是文体作家。

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被吹捧得比较响亮的,都是文体作家。这些作家,都在花里胡哨的语句中,被窝里翻筋斗,相互传抄着雷同的意象与象征,制造出内容相同的作品。

文体作家里,最有名的是莫言。他给当代文坛带来一系列的源自《静静的顿河》的意象与情节变体,但是剥开他的文体上的创新,他对中国的现实,主要是基于他的包办婚姻痛苦而派生出的万年不变的内心伤痛,直到《蛙》里达到了集大成的浓缩密度,但整个社会真面目不可能仅仅用作者舶来的文体就能够揭示清楚。

所以文体作家被评论家所热衷,但他与社会现实,的确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类作品不能真实地再现一个时代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部位。

其次,蒋子龙最接近地展现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关键力场。

城市经济改革,是改革开放一个重点部位,中国经济的症结在哪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里,包孕着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们回过头扒排一下,中国作家里,究竟有谁写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的细部?

很遗憾,没有。

只有蒋子龙写过。还有一位描写中国体制内幕的是当年号称蒋子龙学生的柯云路。

蒋子龙早在1976年,就以他的冷峻的笔调,描写了工业体制中的弊端,后来在《乔厂长上任记》里,展现了对工业体制改革的文学想象,本来是一部非常枯燥的工业题材小说,但蒋子龙却写有活灵活现,激昂起伏,快意恩仇。

能对中国现状作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的,也只有蒋子龙。

一般作家碰到这种现实体制的揭示的小说的时候,往往是通过爱情故事与个人悲欢离合来遮蔽掉这种题材的刀对刀、枪对枪的硬碰硬所带来的写作的极大的难度。我们来看看,当年一些著名的改革小说,是如何展示自己在小说中的幼稚的思维的。

张贤亮尽管在描写压抑情感方面有着生花妙笔的天才展现,但他在号称改革题材的小说《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里,则显示出他对现实中国体制的生疏与隔膜,不得不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个人情感上大书特书,而对现实中很少渗入情感纠葛的体制之殇却虚晃一枪,不置一词。

王蒙尽管用他的意识流迅速而眼花缭乱地速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先声,但是,他的花里胡哨的语言,停留在事物的表象特征上,而对社会的现实腠理却永远无法深入下去,这也是王蒙日后被人们远避的原因。他用一套华而不实的语言体系,把他自己推到了现实的对立面,语言的庞大力量,把他自己的真实都给淹没掉了。没有人愿意穿过语言的屏障,去触摸他的本来就不愿意一是一、二是二地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的内心真谛的。王蒙成为他的语言的俘虏。

还有贾平凹,在《浮躁》里描写了社会变革,但是,它触及到的社会现实,仅仅是一个报社记者旁观到的皮毛,根本没有触及到体制变革中社会关系中人的微妙的矛盾。

后来的官场小说,实际上还是比较接近于蒋子龙的小说风格的,努力揭示出社会体制中人的生存因素这一个维度的存在,但官场小说里提供的是一种被体制俘获了的为了生存的个体,难以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制改革的正能量力场。

蒋子龙小说模式,后来转化为官场小说,并以此种模式浩浩荡荡,强力地显示出它的生存活力。

但是蒋子龙在小说里展现出的改革开放的无坚不摧、摧枯拉朽的宏伟气势,官场小说是提供不了的。

在蒋子龙的小说《开拓者》里,作者塑造出了一个副总理的形象,不可谓不说超越了中国当代小说“高纬度战栗”的最高极限,能够驾驭出如此级别的官员,并且在小说里借叙述性语言,对这个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勾勒,已经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学里的无以复加的最敏感的高峰。

而在这之后,又有哪一位作家,写出蒋子龙小说里触及过的这一个层次的官员?

倒是最近的洪晃所写的一本表面上看是罪案小说+心理小说的《张大小姐》里,写到了一个公安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

所以,蒋子龙是真正地读懂中国的现实的,所以他才有勇气在小说里写出如此高位的官员,并进行文学化刻画。

他的弟子、不管他有没有承认的柯云路,在《新星》里,其实比蒋子龙走的更为大胆而成功,揭示了中国现实体制里“政治智慧”的客观存在,并且展示了这种智慧。

只是蒋子龙与柯云路,都没有在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路上继续走下去,蒋子龙非常遗憾地后来去写农村题材了,柯云路一度时期陷入灵异世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蒋子龙仍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曾经最现实地揭示出中国体制改革深层肌理与变革的作家。

他是唯一的,而没有第二个。

其实,两获矛盾文学奖的张洁,看起来她的第一次获奖的《沉重的翅膀》是一部改革小说,但是小说里对人际关系的描述,充斥着一种幼稚与想当然。可能女性真的无法去琢磨男人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勾心斗角的交锋及关系。后来张洁并没有沿着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第二部获奖的小说《无字》正可以看出,她撤回到了女性作家擅长的心理角度。

第三,蒋子龙对性爱刻画的弱项,恰恰成了他的长项。

蒋子龙对女性没有更多的考量,他更喜欢表现男人心里的沟壑,女性在他的小说中,也往往表现出男性的虎虎生风。

这是他的弱项。他不会像张贤亮那样,专注于女性的心理研究,表现出男人对女人的外部体征的乐此不疲的兴趣,这使得蒋子龙难以在日后的“向内转”的文学转型面前能够占到优势,也日益丧失了在文学上的彪柄地位,然而,这种弱项,恰恰成了蒋子龙无可挑剔的精神品格的沉淀。

那些沉浸在内心欲望的作家,展开了过分的对内心的挖掘,如张贤亮,展现的多是文字上的撷曲发微,是一种文字上的功力,但与社会无关。

蒋子龙缺乏对人物欲望心理与情感世界的深层挖掘,使他规避了这种心理刻画可能导致的内心的过分卖弄与阴暗、狭邪,反而使得蒋子龙的文字里,萦绕着一种凛然的正气。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评选要求上,强调了政治标准,“凡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推荐。”蒋子龙的文学缺乏对卿卿我我的兴趣,保证了蒋子龙不会深陷在令人非议、惹人争议的情爱泥沼中,而可能将他的主要笔墨,放在社会现实的尖锐展示上。由此看来,蒋子龙对爱情的疏于挖掘,恰恰成了他的优势所在。

实际上,依蒋子龙今天这样的地位,他应该写出更为壮阔的中国现实的宏伟画卷,而不仅仅将他的笔墨一直压向农村地头,这个农村题材,实在不是他能够独擅胜场的地域。可以说,蒋子龙获列100名最大贡献的人员名单,应该是对他早期作品的肯定。他应该不负众望,以更温暖的笔触与更锐利的思想,写出中国现实的经典的文本与解读。

 

作者:葛维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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