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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王国维

来源:当代文萃 作者:王东明 时间:2021-04-14

在上海的工作

  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年,主要是帮忙编书、做研究、写书。

  据蒋君章先生的回忆,上海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是“爱俪园”,园内设有“仓圣明智大学”。

  蒋先生说,开学仪式时,王国维先生排列第三,校长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务长和王国维先生等重要教习。他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王国维先生的大名。

  他说,王先生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

  在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然艰难,父亲著作却颇多,渐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外国学者与父亲也常相往来。

  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

  父亲为蒋汝藻编《藏书志》的工作,到1923年结束,仓圣明智大学也在这一年解散,父亲遂返回家乡,作短暂的停留。

  辫子二三事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如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六七月间致罗的书信)。但在同书194、195页,即民国六年6月30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他们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言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却是罗振玉所伪造的,理论的据点,建立在虚无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成就方面,两人齐名,而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两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从而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休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责任编辑: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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