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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关于朱镕基的故事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何建明李朝全马娜 时间:2019-08-31
 

编者按:

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朱镕基是个传奇的总理,充满个性魅力。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新作中为广大读者再现了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的故事,精彩而传神,读后让你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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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镕基的故事

 

文 | 何建明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从京城出发,上午抵达到任的目的地,下午一个人独自赶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地坐着“翻”财政账,且越翻脸色越铁青……

生气是肯定的,因为即将接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财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且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为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亿元……

“今年看样子还要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到任的这个人问。

“……差不到150亿元左右。”

新到任的这个人的脸色一下凝重起来,坐在凳上好几分钟没起来。这一天的日历是:198826日。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却给上海留下的形迹异常深刻,尤其是在浦东许多地方,今天的人们议论起某一条道、某一栋楼、某一个项目时,人们都会提起他,这便是朱镕基。此刻,他来到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出任市长。

 关于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铁腕总理”的风云人物,有太多“民间传说”……这里有一篇2001723日《华声报》的报导中写到朱镕基在修建一条叫“浦东南路”时的“个性”风格——

1988年初,位于浦东的浦东南路已经开修一年,但“破膛开肚”了一半的马路一直没有封起来,公交车只好走另一半。这种状况竟维持了一年无人过问。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镕基当时刚到上海,不知细情。一日到浦东视察,始知这条路的糟糕状况,回去马上通知办公厅上午10点开会。

朱镕基刚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10点过后,进来一个局长,刚要坐下,朱镕基立刻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才才忙完一个会议赶过来的。朱镕基便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者一见形势不妙都不敢迈步进去。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过去,许多会议通常在“汇报工作”上花很多功夫,会开完了行动起来却未必迅速。而在这次关于“浦东南路”的会上,朱镕基上来就问电力局局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杆子埋下去?”(因为只有把电线杆子埋下去,才能修路)电力局长回答:“关键问题是做电线杆子的木头还在江西,电线杆上的瓷瓶只有景德镇有。景德镇现在对我们进行控制,买不到。”

朱镕基当下和负责生产的黄菊商量,随即拍板决定用10辆桑塔纳去换木头和瓷瓶。而桑塔纳在当时还是紧俏商品。接着朱镕基又问:“如果我把木头、瓷瓶给你解决了,你什么时候能埋下去?”电力局长拍拍胸脯:“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

“年底。”

“不行,提前一个月。”稍后,继续:“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电力局长同意了,于是朱镕基拍板:“一言为定,我到时来验收,干好了给你庆功!”

任务一个个落实下去了,最后到了市政局,朱镕基对他们火气特别大:“你们市政局就会挖马路,把浦东像开拉链一样开膛破肚,你们把我的浦东拉开了,听说你们还想挖我的淮海路。”他不容分说要在国庆节通车,市政局表示“试通车”。

“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你们这里的活没有干完,又去挖别处的。你们这里拿庆功奖,那里拿开工奖。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咎辞职。”

一个会议让各局长们不再敢掉以轻心,纷纷派出各部门的精兵强将,挑灯夜战。朱镕基从北京开完会回上海,下了虹桥机场,就直奔浦东南路。

浦东南路终于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在浦东,像“浦东南路”这样的大道和比这样的大道还要宽得多的路有多少条?浦东人告诉我:至少有几十条吧。

一条路让市长、后来市长书记一肩挑的朱镕基费这么大的劲,那浦东的楼有多少座?不算那些十层以下的小楼——至少有上千栋吧!浦东人又告诉我。

除了的大路和大楼,浦东还有一百多万人、几千个引进的项目和几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市长(后任书记)朱镕基得花多少口舌?他的脸不板着、不时常铁青、不怒发冲冠才怪!当然,不少时候他也笑容满面。

表情多的人,感情丰富,豁达露相。有表情的领导者通常不拐弯抹角,魄力与魅力并存。

朱镕基属于这种充满表情和个性的人,他的这种表情和个性成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也同时照亮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光芒。全国人民是在他当总理后了解他的,而上海人则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就刮目相看、知之又知之了。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对朱镕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次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明白人都知道: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而朱镕基刚到上海时并没有“代”。恰巧这个当口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随上海团赴京开会。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问朱镕基:“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道:“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此话一出,引来中外媒体一阵热议,因为中国官员还没有一位能像朱镕基率直、自信地表达内心的真实。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还不如我主动‘交待’为好”。

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开始“交待”:

192810月在长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1948年参加地下工作,后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先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计划处工作,后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计委工作,任领导秘书。1957年“反右”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对他说,你是领导秘书,你不跟组织提点意见还有谁能提意见?“我就在局里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并且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文革”中下放到农场5年,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

如此磨难,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和为党、为国家干事的信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父亲,我更没有见过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虑,只要是认为有利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第一,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受礼风。“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开会发包也不是个小事,我在北京开会发了个包,回到市里开人大会又发一个包,市政协开会还发个包,实际上这包都没什么用处,浪费,“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个区的区长们,都应当成为你那个地方的“市长”,也要担当起责任来。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里?

“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那天的“就职竞选”演说,征服了上海人,他的个人风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后讲到“上海的希望”时,以有力而高昂的声调讲到“上海未来的希望”在浦东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了热泪……

这是一场少有的精彩演讲,它更如一场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战鼓。

在上海人的话语里,“镕基”与“雄鸡”是谐音,于是“镕基”来了,让沉沦在低谷之中的上海人民,振奋地欢呼“雄鸡一唱天下白”!自然,也有人在嘀咕:雄鸡下不了蛋。不管怎样,上海市民们对新市长的风采和风格异常喜欢,仿佛在沉闷的季节里,吹来一阵清爽怡人的凉风。

有位中学生在电视上听了朱镕基的“就职演说”后写信给“市长大人”,说:“你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你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直率的朱镕基看了这位中学生的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他到上海几个月来少有的一次笑,因为上海的现实着实让第九任上海市长的他无法笑得出来。

中央派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黄浦江边连续发生了几件令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摆渡踩踏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说破旧的上海市区内百姓的生活仍然拥挤、潦倒、脏乱,毫无生机,甚至穷困。说“穷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气,其实当时的上海人就很穷困,比起周边的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温州、绍兴等“小兄弟”,上海人的日子简直就是可怜。

这是事实。比如我的故乡苏州地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到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队办企业,遍地开花,“万元户”、“亿元村”,比比皆是。后来是“电话村”、“电视村”、“别墅村”……像吴仁宝的华西村、“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农民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早已把上海人甩出了几条街。”昆山人告诉我,上海人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那时候还比较便宜。昆山人就对上海的工厂师傅讲:你每星期天到我厂来干一天活,我保证每月发你一份像样的工资外,另加20只大闸蟹。到乡下做“星期天工程师”的上海师傅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个月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20只大闸蟹,等于在上海自己的厂里三倍工资——20只大闸蟹拎到上海稳卖2000元。那个时候的上海,这样的师傅算是富人了。

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机的是,在并不长的时间之后,一向紧俏的“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飞鸽牌”缝纫机,还有“光明牌”棍冰、甚至“小白兔”奶糖等等,都渐渐成了滞销品……这是怎么啦?这个时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紧张起来。

更要命的事还是后面:原本“洋气”的上海服装,让四面八方的时尚女人和俊小子们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现在,“南京路”也不再热闹,“夜上海”的灯火下人头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广州的“洋装”,还有常熟、常州的批发市场来的那些便宜又不难看的各式各样的衣衫、“喇叭裤”和义乌来的日用品……

上海?上海的东西老朽又难看、价格又死贵,不买!

不买上海货、上海货没人要——这是开埠以来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尴尬。

朱镕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任上海市长的。不久,在上海市民中流传着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上海,你还背得起中国吗?”相信市长朱镕基肯定看过,或者看过后的他一定比普通市民感慨更多,因为该文说出了他想说又不能说的话,而另一方面此文又让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如坐针毡。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市长朱镕基终于发出了悲情的怒吼。他的这一声吼,震醒了所有上海人,也震醒了这座疲沓、辛劳而又有几分自满与迷糊的城市。

“开发浦东地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这显然是一个空前的机会,这是世界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的机会,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块宝地,就在上海中心城市旁边,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英明的领导,大众的努力,结果一定会成功的!”这是1988年“五一”节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上林同炎先生的讲话。此次由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专题国际会议,阵营浩大,意义深远。作为刚当选的市长,朱镕基坐在市委书记江泽民身边,特别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个专家有关浦东开发的“高见”——他称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设都是引领浦东开发的宝贵财富。

“我对浦东开发非常乐观。”这一次会上,作为上海市聘请的开发浦东的专家咨询组外方专家组组长的林同炎,发表了充满激情和论证充足的长篇论谈。他的每一句话,几乎全都灌进了朱镕基的耳里:“我们要在二十年之内,把一个与上海中心相等的面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财政科技枢纽,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新加坡、香港以及从前上海建成的时间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必须利用现代化人力、物力、财力,避免封建和官僚的老习惯。我们也知道,国内整个落后的环境是个大阻碍,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机会,因为起点越低,进展就越快,我们可以从很低的地方做起,前途非常光明,浦东没有开发,所以开发起来容易。还有一点,中国的决心非常重要,看这形势,政府与民众都下了决心。下了决心之后,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中国的成就!”

林同炎先生说到这里,他的那双充满期待的目光与新市长朱镕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朱镕基神会地一笑,然后带头给了林同炎先生热烈掌声。

现在,是老市长汪道涵发言了——朱镕基与他中间隔着江泽民,与会人发现在汪老发言时,朱镕基的眼睛一直盯在胸前的桌面,似乎那里有汪老的一份大写的浦东开发“发言稿”。其实大家知道,这是新市长在格外认真地听“前前”任市长的讲话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的感到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现在我退下来了,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研究上海的发展了,这种发展不能是小打小闹,而必须是大思路、大手笔、大抓手!”

朱镕基的心被汪道涵的话深深地刺痛和激荡,心头不由一阵感慨:历任上海市长,个个都是呕心沥血和有雄心壮志之人哪!

“综观世界,思前顾后,只有开发浦东最有条件。世界上,现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游资在找出路,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浦东的地理位置东临太平洋,背靠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机遇来为上海人民做些实事……”汪道涵说到这里,话语停顿了一下,目光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但在场的人几乎都明白清楚,他老人家这话是讲给身边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听的。

江泽民鼓起了掌。朱镕基跟着为汪道涵鼓掌,全体与会者都为汪道涵发自肺腑之语而感动、而鼓掌。

此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是朱镕基第一次直面聆听来自中外各界对浦东问题的集中“高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恰似“三生有幸”、“如雷贯耳”的意义。

此次会议后,“开发浦东”四个字,像铁一般地烙在朱镕基的脑海中。而如何开发浦东,又似乎成了他经常在脑海中盘算与思索的事。写到此处,有一点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写?

听一些上海同志介绍,朱镕基初到上海时,其实他对“开发浦东”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看法,主要体现在如何定位“浦东开发”,即开发浦东“应该放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上与汪道涵等课题研究组的人有一定分歧。事实上这样的分歧完全属于正常范围。作为市长、作为初来乍到的上海市市长、作为正处在重重困难包围之中的那时候的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对有人言必“开发浦东”确实有些不同意见,因为当时的他,最需要解决两件当务之急:一是尽快抑制上海经济下降现状,解放旧城区的工业企业,于是他主张“开发浦东”中要有工业产业安排。其实这一点,谁都能理解:身为市长的他,每年向中央上缴的“108亿元”财政款是必须要确保的,否则如何向北京交待?二是“开发浦东”绝不是一句空话,是需要钱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小钱。钱从何来?他朱镕基市长当时的口袋不仅是空的,还欠了市民1200多万的账,欠账可以列出比外滩还要长的单子来。就因为这,到任三个月里,他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了!

“在这种情形下,大上海的市长确实不好当。谈理想、谈未来,谈远景,好谈呀!可对市长来说,每天开门的件件事,哪件都耽误不得呀!耽误了百姓就会骂娘,肯定骂得非常难听,而且肯定首先是骂新任市长朱镕基!”一位上海市府的老同志跟我这样讲。

这老同志爱记日记,翻开当时的日记,曾经还记录过朱镕基出任市长后的第一个月的1988523日这一天,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劲夫来上海听取浦东开发研究情况汇报,那天朱镕基也在场。有人汇报一结束,朱镕基立即站起来走到张劲夫面前,说:“劲夫同志,你要好好说话,我们在浦东开发的指导思想上很不一致……”新任市长这么说,整个汇报会的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正如朱镕基自己所言,他是坦荡荡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对浦东开发的认识和思想,他在江泽民、汪道涵及“向东派”的不断影响下,很快扭转了过来。最关键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阻碍上海发展的现实,更让身为市长的他有了比他人更深刻、更直接的认识:上海要发展,浦东是希望!

这是朱镕基后来常挂在嘴上的话,表明了他内心强烈而真诚的愿望。市长心有此愿,推力也就比谁都强有力。

一日,朱镕基遇见“老上海”经叔平,两人谈起了浦东的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工商界领袖级人物,解放前就是上海卷烟厂的老板,“中华烟”就是在他手上起来的,同共产党心贴心的一位爱国工商领袖。

开发浦东,除了我们自己外,得借‘外脑’……

外脑?

对啊,借全世界最聪明、最能做这样的事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一起动脑筋。

嗯,明白,明白。您往深里一点、具体一点。

比如以你市长的名义搞个世界企业家国际咨询会,每年根据我们上海遇到的重点问题,请专家们来帮助“开开脑”。

经老,您这个意见太好了!我马上办。

朱镕基听了经叔平的建议,立即在市长公办会上与几位副市长们讨论后把这件确定了下来。

“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由朱镕基首创的这一机制,在上海改革开放史上应当书写一笔,因为这个“借脑”机制,给日后的上海发展特别是浦东发展,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镕基之后的上海市长一直延续着“朱市长”的传统,把这个国际咨询会始终坚持了下来,并且还有创新与突破,比如黄菊当市长后,曾经将会议搬到纽约去过,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开的“上海市长”的国际咨询会。

黄菊市长在那次会上向世界开宗明义道:“实现上海的长远目标,需要上海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互补和交流。开放的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迎接与世界各地进一步增进合作。”那次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的事情开到纽约的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都出席了会议,影响不俗。

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就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比价、银行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偏高、社会稳定、交通拥堵、在沪外国人子女教育及成立外商商会组织等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措施一一进行介绍,对之后上海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展开铺平了道路。会议还收获了一个重要成果:上海港和纽约—新泽西港因此次会议,正式结为姐妹港。

当时朱镕基定下规矩:咨询会议一般于每年10月最后一个或11月第一个星期日召开,会期并不长,多数只有一天。但内容却要求精准:会前市府提出一两个上海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放的议题,提前交给了各位参会专家。会议的规模与规格,一般人数在500人左右(中方40%,外方60%),上海市长、副市长必须参加,并发表主旨演讲。当时朱镕基还特别邀请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受益于经叔平启发、指点之后的次年10月9日这一天,首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正式在西郊宾馆召开,被邀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参加并发表演讲。朱镕基则在那次会议上透露,开发开放浦东的计划已得到中国领导人批准,期待国际专家高论,他作好“百分之百的洗耳恭听”准备。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国际“大亨”们真诚对向朱镕基和上海市建议: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有人干脆向朱镕基提出:应当就上海和浦东开发的金融业问题开一次国际研讨会。

又是好主意!朱镕基这回真笑了。

很快,他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市府抓紧筹备。一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这回上海真要从烂泥地里爬起来啦!”

“是啊,上海历来就会做生意,他们的脑筋一盘算起来,那可比犹太人还厉害!”

“听说二战时上海收容了几万犹太人哪!难怪上海人的脑子这么精明!”

“不一定吧,他们的朱镕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也到哈佛学习过,不照样也是大大的经济学家嘛!”

金融国际会开得热热闹闹,外国朋友们乘着渡轮在黄浦江上看外滩夜景,一边热烈地议论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明天。

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我们建设上海和浦东的动力。明天的上海、未来的浦东,就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并延辐射到整个亚洲及世界。朱镕基在贺辞中这样说。

“明天”的概念就是明天!此时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朱镕基在市常委会上开诚布公地下了道新指令:上海要研究证券交易所,争取“明天”——就是明年这个时候给我把证券交易所的锣敲响!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12月2日。而且在此会上,朱镕基点将: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龚浩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三人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俗称“三人小组”。

“那个时候是啥时候呀?是‘姓资’还是‘姓社’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时候提出上海搞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和李祥瑞心里直打鼓。朱镕基市长就对我和李祥瑞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站在一线’刘鸿儒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改革。为了提高效率,不再‘掏浆糊’,朱镕基还给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实行个人对个人汇报制。就是说,他要直接抓、把责任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龚浩成,这位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上证所”成立前后的操盘手之一这样回忆道。

“没有朱镕基当年誓死如归的改革勇气和闯劲,怎么会有今天浦东、浦西如此美轮美奂啊!怎么会有一年近30万亿的金融交易额呢?”站在今天的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的“上证大厦”楼顶,眺望浦东、浦西两岸的繁荣景象,龚浩成怎不感叹万千!

从某种意义上讲,浦东的今天、上海的今天,都与当年朱镕基下定决心搞“上证交易所”有关,若是没有他力排众议实施汪道涵、江泽民等前几任上海市领导确定的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与努力,浦东和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美丽与活力。“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轮子,轮子转动了,上海和浦东开发才得以走上了快速道。”龚浩成说。

“领导也是人,对任何新鲜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旦思想和认识转过弯,决策的力度和方向就肯定大不一样了!”在闹市区第一个搞“土地批租”的胡炜,也有深刻体会,他给我讲了一件事:

虹桥“太阳广场”土地批租不久,他所在的黄浦区也在闹市区搞了一个土地批租项目,且搞得也挺成功。但有人看不惯,觉得这样搞是“资本主义”,“与当年租界无异”。“帽子大得吓人,告状告到中央。后来是派了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到上海来调查处理。这位中央首长曾经也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老领导。他一到上海,拿着‘告状信’,把几个市里领导狠狠训了一通,说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人民政权重新交出去啊?话说得很重,当时市里的领导不知如何收场,便给我打电话,让我这个具体搞项目的小区长去让那位中央首长汇报。我一听压力也很大呀!但心里是坦荡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是百姓拥护又欢迎的事,是非常成功的事。但毕竟人家是中央领导,是来调查处理我们的。为了向首长汇报好,我就连夜请市电视台帮我准备好了以前到住房困难百姓家拍的电视新闻片调出来。见了首长后,我就先请他看电视片,这个效果非常好啊,看完后,这位首长感叹道:想不到上海百姓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困难啊!这么个困难一直没有解决,其中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嘛!后来他紧接着认真地问我:你敢保证在分新房过程中,你们干部没有私底下搞名堂?没有优先和多分自己一套房?我敢首长汇报道:首长,这一点您绝对放心,如果要是整个过程中有我们一个干部从中捞好处的,我就敢用党性担保责任!这位首长听了,连连说‘好’‘好’。据说他回头见了市里领导就说:你们怎么不早点跟我把情况说清楚嘛!”

“像开发浦东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汪道涵这样的‘向东派’,其实在认识上,也是有渐进过程的。领导们的英明之处在于,当他们一旦接纳和接受正确意见后,就会迅速形成自己的智慧与决断,从而使决策更科学、更高远,因而推进历史进程的力量也会比任何人强大。”胡炜说。

在开发浦东问题上,朱镕基等领导也是如此。

“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数年后朱镕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时在全世界面前一字一字发出的铿锵豪言。那是他在上海所展示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之锋芒、之锐气、之个性,这一刻获得最淋漓尽致的完美展现。

这是后话。

上海人民记忆中对朱镕基这位“铁腕市长”、“板面孔书记”,如今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所发表的一次题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的讲话情形——

“……开发浦东具有最好、最优越的条件,它所花费的,主要在基础设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费用比东进、西进也,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来旧市区的商业。”“从长远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世界、要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当然也要开发浦东。”

上海人清楚,上海人明白,多少年来,关于上海向何处走、开发浦东行不行的争议,在朱镕基的这个“截钉斩铁”的讲话之后,彻底地被画上了句号、盖上了铁帽。那些有“理论眼”的人,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之后的“开发浦东”四个字上,多了一个“开放浦东”的概念。“开发”并“开放”,意义可就大多了呵!

上海人能不为这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振臂欢呼吗?是的,不久,中共中央“100号”文件正式批复了朱镕基主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求》报告。中央批复中有一句话气吞山河,如万丈霞光照亮了那片仍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处女地的浦东大地:

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

“100”,这是个吉利和圆满的数字。朱镕基和上海人民获知中央的“100号”文件精神那一刻,他们面对国旗和国徽,齐声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

上海,已经不再沉沦!

上海,已是中国的希望!

上海已重振雄风——这个雄风是从浦东的崛起而开始的。

朱镕基跨过黄浦江、踏上浦东那片土地时,他脚下那段最辉煌的路才刚刚开始……

然而,开发浦东、开放浦东,实在是中国的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朱镕基刚到上海那会儿,也非一个人就能把浦东开发这件事定下的。

关于浦东开发,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多年。期间,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倾注热情与精力,也有多少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所以这一切,也说明了“浦东开发”并非一日之功。它联着大上海的命运,同样也联着中华民族之命运。

我们单单从上海的维度去观察和考证它的过程,也会发现“浦东开发”确实太不易了!

当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特区深圳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大上海在陈国栋、汪道涵,再到江泽民,一直到后来接任的朱镕基,前后数任领导,从“民间”提出,到政府认可,再到地方政府决策,最后到中央批准,其“论证”和“决策”的过程,时间跨度十余年。这十余年,所有关于“浦东”的事,其实仍在浦西的黄浦江畔盘旋回荡,上海人的双脚其实依然没有真正伸及到浦东大地上。相反,这十余年间,上海市的领导却换了好几茬。值得注意的是,从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再到吴邦国、黄菊,五位市委书记连续“北上”,调任中央工作。这中间,江泽民调任中央最为“亮眼”,也最为瞩目。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当时的他,虽然“北上”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后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但那个时候,大环境对于浦东开发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大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这是因为,浦东开发和开放,面对和依靠的主要是对外关系、引进国际资本,偏偏在上海人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刚刚艰难地“摆平”,正万众一心“向东看”时,一股世界性的反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掘墓的潮流,如势不可挡的海啸,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左右前后夹击,先是从东欧诸国,以拆掉“柏林墙”为开端,再到“老大哥”苏联的彻底解体……那时的中国,已非一个上海、更非一个浦东要不要开放和发展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政权体系还要不要的紧急关头。从北京街头游行队伍中回到上海的一些人,听说有人还在忙着给北京方面准备“开发浦东”的文件报告时,甚至这样嘲笑道:上海人侬真“戆”了伐?说不准,侬的报告写好了,最后都不知道送北京哪个地方呢!

绝非笑话。在1988年底、1989年春夏的中国,形势严峻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而上海,早于这个时间就已经有了很猖獗的“学潮”泛滥,加之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又有人煽风点火,上海滩再一次陷入动荡和迷茫也算情理之中。

“还搞啥浦东不浦东?说不定明早醒来市府的牌牌都飘到黄浦江里了!”有人甚至这么叫嚣。

“说一点不担心,也是不客观的。但确实上到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他们这些领导,下到我们这些张罗和操作具体事的人,基本上没有动摇过推动浦东开发这事。”时任“浦东开发研究小组”六个专业之一的规划设计负责人李佳能回忆说:“学生和百姓上街游行、闹事,我们这批人却从来没有因此断过浦东开发研究工作,上面有市委江泽民书记、市府朱镕基市长的庇护,又有老市长汪道涵带领,一切照常工作,照常出去学习考察,到南方、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记得在泰国机场,当时我们看了内心冲击极大,人家一个小国,机场竟然那么漂亮,而且明明白白叫‘国际机场’!我们呢,虹桥机场又小又破,还是大上海的机场哩!落后人家不知多少!在一个泰国商人那儿吃饭,看到一只桌子竟然能坐36人,我们看着都傻了: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饭桌啊!人家老板说:气派呀!做生意嘛,讲究这个!”

“出去每走一个地方,不是被人家的现代化所惊着了,就是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刺激。”李佳能说:“在美国,我们遇见了一位在我们虹桥做生意的老板,他的部下有个台湾人,那台湾人的孩子说的是‘国语’,长的是中国炎黄子孙的脸,跟我们坐在一辆车上,可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时我们感到无比屈耻。啥原因?就是国家落后了呗!落后了不仅挨打,而且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真是这种强烈的影响,促使了我们这批人一定想法把上海的事、把浦东开发的事做好,让国家强大起来!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影响,都没有办法拉我们搞浦东开发的信心和意志。”李佳能告诉我,在最艰难的1989年春夏时间里,上海滩上的交通也出现了连续性的全面瘫痪。“开始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车里到社科院去上班,半途上被游行队伍堵住了,有人猛击我们的车窗,责问我们为啥不跟着一起上街游行?后来我们就只能改走路上班。当时我和其他专家的家都住得很远,但没有见哪个人因为交通瘫痪而影响了研究浦东开发的相关工作。要说压力肯定是有的,但绝对无法跟江泽民、朱镕基他们领导相比,他们才真不容易呢!一方面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学潮等,另一方面还时时关注和不放松抓开发浦东的各种事。记得就在学潮进入越来越严重的5月份,有一天朱镕基将我们几十个人召到公交五场的一个车间开会,讲他刚从天津向李瑞环学习的事,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搞环路建设和给市民的楼房、城区的道路‘穿衣戴帽’,很受百姓欢迎。朱镕基直着嗓子说:我们上海要发展,眼下就要把通往浦东的两条大桥抓紧建起来,这样老百姓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上海才有救嘛!”

也因此,李佳能他们的“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的工作没停止;已经开始打桩的“南浦大桥”也在继续打桩;第二条通往浦东的“杨浦大桥”的选址和设计也在继续进行……但不得不承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的浦东开发建设,像一艘行驶在苏州与黄浦江交汇之处的船只,不知如何进退?

“虽然我们仍然信心不减、干劲依旧,但现实工作中确实也常令我们十分尴尬和窘迫。”一位当时负责外商投资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件事:那已经是宣布浦东开发一年多了,引进外资的情况仍然很不理想。开发办就想在春节期间开个“外商投资联谊会”,目的是“热络热络感情”。当时我们翻遍了已在浦东开业投产的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独资和港资企业的名录,最后选了较有名的十几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但多数外企老板百般推脱,有的干脆不置可否。开会那天只来了6家外企的经理,其中一家日本老板还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开发办的领导觉得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没有达到“热络”,反而显得清冷。

当时的严峻形势毋须掩饰。从1989年到199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制裁”,其中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禁令一直未解除。一方面,他们在等待时机,另一方面他们在看中国的“热闹”,或者还有几分摸不透。此时的浦东开发现场,虽然干活的还是不少、已开工的工地打桩机仍然“哐咚”“哐咚”地响着,但绝对像是有气无力的样儿。现场几乎很少看到穿着西装的高鼻子“老外”。这时候,有人说话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按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声音掷地有声,既在神州大地回荡,也让地球另一角那些企图等待中国共产党政权垮台的人听后感到心颤。

这是邓小平的声音。他继续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

“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时间推至1990年春节。上海西郊宾馆。节前的半个多月,工作人员们私下里又在悄悄议论:北京的首长又要来这儿过春节了!兴奋之余是紧张而忙碌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节,是北京和国家极不平静后的第一个春节,首长的安全自然是宾馆格外重视的一件事。

但这一年的春节,上海人民乘着“首长”的光临,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即希望中央对浦东开发提到议事日程。

这年之前,1988、1989年,邓小平连续两年在上海过春节。1990年是第三次,然而与前两个春节相比,老人家这一年在上海过春节,对上海人来说,大家都希望他好好休息一阵子,何况在这前两个月,邓小平在北京是正式宣布了退休的。

然而机会难得,该请求汇报的事不能不做嘛!机会失去不会再来呀!朱镕基等市委、市府领导们商量认为。但选择何时适合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和请示呢?

机会来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后于邓小平两天来到上海视察。朱镕基自然要先向杨尚昆主席汇报上海面上的情况。但这并没有涉及到浦东开发这件要紧的大事。

“黄菊同志,通知常委和几位老领导,今晚吃完饭开个碰头会。”朱镕基对黄菊说。

“好的。”

黄菊让办公厅工作人员迅速通知有关领导。晚上的会议就一件事:商议如何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浦东开发的事。最后大家一致推荐市委老书记陈国栋先给杨昆尚汇报,争取得到杨主席的支持,再进而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方略”是这样定的。陈国栋书记资格老,又是解放前后跟杨、邓首长们比较熟悉,由他去请示汇报最合适。

“没说的。为了浦东和上海的事,我跟两位老领导去磨……”老将陈国栋表示。身为退休五载的“老兵”,陈国栋信心满满地走进杨尚昆主席住的楼里……

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杨昆尚听完陈国栋关于浦东开发的所有思考与准备及推进情况后,说:这件事非常好。回头我去对小平同志说。

很快,杨尚昆到了邓小平那儿。两位作为平息“北京政治风波”的战友与最高决策者,对浦东开发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邓小平态度非常鲜明:“‘开发浦东’还应加上‘开放’两字。”

关于1990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意见,作为亲历者汪道涵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几年,大概从1984年开始,每次小平同志到上海来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向他老人家来反映“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我们就经常在研究“上海向何处”?我们从1983年、1984年就开始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上海,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他当时有一句话,他说:“可惜,迟了五年了。”

关于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开放“迟了五年”有许多解释的“读本”:一则说邓小平自己“检讨”,检讨他当时在给南边的小渔村深圳那里“画一个圈”的时候,应该也给上海东边的浦东“画个大圈”,在上海也搞个“特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可能会比原来要好得多。这话似乎有道理。但上海人认为,上海跟深圳不一样,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头戏”、“桥头堡”、六分之一的财政在这里,“特区试验”不能简单的把如此体量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放在风口浪尖上“试验”。所以说小平同志的“迟了五年”虽然有一种悔意在其中,但更多的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有一种更清新的认识与清醒的调整。正是这份清新的认识和清醒的调整,让他更坚定了只有改革、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如果改革力度大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快了,人民生活提高了,西方世界想撼动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权就更难了。这是多数人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说“迟了五年”的第二个“版本”。

迟了并不要紧,上海的基础好,你们的人才多。长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要发挥这些优势,带动区域经济,从而带动和辐射到全国的大发展。邓小平对上海始终抱有极大的希望。

春节的日子一晃而过。2月13日,邓小平要回京了。从宾馆到火车站有一段路需要汽车送。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市里的领导送行。据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回忆:在汽车上,邓小平和卓琳(小平夫人)坐在第一排,毛毛(邓女儿)和朱镕基坐在第二排。途中,邓小平转身来,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

朱镕基大喜,用双手向邓小平拱手致谢。

送上火车后,临别时,邓小平握住朱镕基的手,又一次重复道:“你们开发浦东,我赞成!”

关于在火车上,邓小平与朱镕基的对话,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朱镕基自己有详实的记载:

我送小平同志走时,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说:“我一直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另一句话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马上,下面一句话又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他还说:“肯定比广东要快。”

小平同志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我和小平同志讲: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北京的呀!我们不便和他多讲。

据说,邓小平当时答应:那就我来讲嘛!

据熟悉邓小平的人和他家人介绍,邓小平从来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份量就很重。对“浦东开发”这事,短短几天里,他连续说了几次“我赞成”,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看重、看准这事。

朱镕基和上海人把邓小平对“开发浦东”的意志和决心牢牢地记在心上。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为了浦东的事,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反复强调“浦东开发”这事。1990年2月17日,也就是邓小平回到北京的三天后,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接见之前的福建厅里,江泽民、李鹏同志恭候邓小平的到来。当时的情形,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有回忆:

小平同志进了福建厅以后,没有说别的话,就说上海啊,浦东要抓紧开发。在第一批考虑开发沿海城市,他说没有把上海放进去,这是我的一大失误。为什么呢?说当时考虑沿海城市主要有香港这个背景。考虑到沿海城市有这个背景,觉得沿海发展可以带动珠江三角洲。他说上海,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有科技基础,科学技术,有科技人员,上海工人阶段是牵头羊。上海开发搞好了,不但带动长江三角洲,还可以带动内地。说这个要赶快抓紧时间开发浦东。而且风趣地说,江泽民同志也在,这个话呀,江泽民同志不好讲,我替他讲了。江泽民同志就笑了,并且说:“我们一定抓紧办、抓紧开发。”

上下沟通已毕,上海市于2月26日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求》。这看起来已是万事大吉了,但邓小平仍然生怕拖延和耽搁,3月3日这一天,邀来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到他家,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谈话中用了很长篇幅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问题。

对这次谈话,李鹏有回忆道:“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谦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把上海放进去,晚了十年,这个责任在我。他很谦虚的。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后来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一个要抓好这件事情,另外也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提出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我认为3月3号,1990年3月3号是浦东开发的关键的一次谈话。”

李鹏的回忆,准确无误地记述了邓小平对浦东开发所作的决定性决策。那个时候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尚处在对我极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如何化解对我不利的形势,他说:“比如抓上海,就算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后来又把聚焦点集中到了“浦东开发开放”这张具体的“王牌”上。

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家远见,以扭转乾坤之势,一锤定音,将“浦东开发开放”的王牌抛出,顿时令世界为之一震,从而让中国迅速摆脱了国内外的困境,重新走上了大发展的轨道。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和行动立即“提速”——

3月2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人来到上海,进行专题调研与论证。

其实在姚依林带团来上海的前两天——2月26日,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也在上海。朱镕基在向乔石汇报时,谈到“浦东开发”这事上,讲了邓小平这年春节期间如何说的话之后,回到北京后的2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跟江泽民、李鹏见面谈了几句浦东开发问题后,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林给朱镕基打了电话。何椿林问朱镕基,你有没有个东西?朱镕基一时语塞,问:啥东西?何椿林笑了,说:请求报告呀!你要中央批准浦东开发,得有个这样的东西吧?朱镕基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的报告讨论两三个月了,但总是不太满意。朱镕基说,你如果要催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加班给你送去。

“当天晚上就改好了,第二天就送去了。”《朱镕基上海谈话实录》里有这事的记载。朱镕基见乔石的那天,他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跟乔石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我们保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并且朱镕基语气异常凝重地说: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们这一班人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方兴未艾,精力都很充沛。我相信在老同志的帮助下,还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其对开发浦东的恳切之情和其个人为国担当之心,昭然可见。

送走乔石,又迎姚依林等几十人的“论证”大员们,朱镕基、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可谓“全体行动”。姚依林一行的调研和论证也是极其认真严肃,方方面面、左右前后、历史未来、国内国外等等因素,皆在考察调研之中。而上海方面的汇报,光朱镕基亲自出面的就有三次,每一次都是在中央面前“考试”。最后的结果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如邓小平所言,完全可以,完全应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为何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看看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戏登场,你就明白了“总设计师”的真实含意。

在邓小平上海西郊宾馆一锤定音之后,北京方面的动作以雷霆之势在加速推进,而上海则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向外正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一事。什么时候?上海市府一排表:4月14日至18日,李鹏总理要到上海视察。朱镕基等当机立断,请求中央:能否在这个时间点上请李鹏总理在上海时宣布此事?

北京方面同意。

这就有了下面的快节奏:3月28日至4月8日,姚依林一行的论证调研团进驻上海;

9日,姚依林一行风尘仆仆回京后,迅速向总理李鹏汇报。

10日,国务院第二天就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讨论姚依林带回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浦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一研究。

12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上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14日,李鹏开始上海考察之行。在18日最后一天参加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作的一个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

“王牌”甩出,世界震动。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倒退。”

“被困沙滩的东方巨龙将重新腾起……”

“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受损,依然牢牢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时间,上海和浦东成为一个世界话题。

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方热土的繁荣,绝非一句口号、一个举措,便能成就的。浦东开发开放经历的风雨同样复杂多变,甚至几度惊涛骇浪……

上海人只知道李佳能是“老规划”,却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能是红军后代。21岁同济大学毕业后到了大庆油田,在石油战线一干就是十几年,可谓南征北战。1975年偶尔的机会回到上海,后调入城市规划局。一路走来,从小设计员到大设计师。“浦东开发也成了我一生规划中的重头戏。”李佳能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有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报告第一个浦东规划模型图。”

那时1991年春节的事。李佳能说:“其实1990年4月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对我们仍然非常不利。在国内,姓‘资’姓‘社’争议依然很激烈。所以对浦东开发开放影响非常直接。能不能扭转局面,这对我们上海和浦东来说,需要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与肯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连续第四个春节在上海过。

“我们是大年三十就接到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开发浦东的规划模型做好,以便在春节期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李佳能说,为了汇报好,有关方面的人员忙了一个春节。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再次住进西郊宾馆。

晴朗的上海早春,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海滩上再一次掀起的拂面春风……

大年初四这一天,新锦江饭店格外美丽与喜气。邓小平将在这里听取上海方面对浦东开发的设计规划图样。

  当邓小平一行到后,朱镕基亲自陪同他乘电梯从底楼直上顶层观景台,再乘电梯下一层到41层的旋转餐厅。该餐厅顶高9米,直径40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旋转餐厅,高置有424个餐位,在此聚宴品茶,可欣赏到浑然一体的云天星斗和申城美景,令人心怡神往。

“我们看着小平同志健步从上面的梯子上走下,神采奕奕。后面是杨尚昆及小平同志的家人和随员。”李佳能说:“小平面对着旋转餐厅的玻璃外景而坐,他面前是一只大圆桌,上前放着我们准备的浦东模型和两幅大照片,就是我到王开照相馆放大的一张上海地图,一张浦东地图。向小平同志介绍是由坐在旁边的朱镕基和倪天增同志……”

与我谈了近三个小时的李佳能,突然情绪高涨地一改上海“普通话”,竟然学着小平的四川腔说道:“就是那天,我听小平同志这么说,‘浦东开发晚了,我有责任,我要检讨。如果早一点就好了……’”

想不到一向文质彬彬、年已77岁的李佳能先生竟然学得挺像,令我捧腹。“小平的讲话印象太深了、太受鼓舞了!”他解释。

在这一天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内,邓小平边听汇报、边眺望浦江两岸,依然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搏杀于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他再一次倾情地说道:“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那句像宇宙光芒永恒地闪耀在浦东大地上的“金句”——“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也是在此日讲的。

这就是邓小平。一位人民领袖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怀间的“浦东开发开放”的意志与抱负、理想与战略、期待与希冀。那一天的汇报,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格外高兴,因为他们的“浦东开发”方案完全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

 现在,就看朱镕基他们这些上海人怎么干了。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重新拔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国家决定“开发浦东”的19904月。

4月的江南,处处柳绿花红、春意盎然。这一年的4月中,一场春雨过后,大上海仿佛换上新装,格外清爽干净、喜气洋洋。19日,刚送走李鹏、康世恩、彭冲、邹家华、谷牧、韩光等中央领导后,朱镕基便立即召开市委常委和市府常务会议。

会议的气氛可谓少有的兴奋和严肃,朱镕基以其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讲道:开发、开放浦东,现在可不是嘴上功夫了,中央的决定都已经宣布了,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我们怎么办?再站在浦西这边举举胳膊、呼呼口号是不行了,得跨过江去,告诉全世界,我们又要干一件大事了!

干大事就得有钱、有人!人,我们自己调。钱哪儿来?掏我们自己的口袋基本是不行的,就是要去掏外资。你想掏人家外资的钱,你就得有吸引力!啥吸引力?优惠政策呗!这两件事,都有劳黄菊同志辛苦几天。“五一”前,我们要以市政府的名义开一次“开发浦东新闻发布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上海按照中央精神,要干大事了,要让天下的朋友来一起帮忙干!过了“五一”,我们就过江去吆喝、把开发浦东的号角吹响!

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认准方向和目标后,便义无反顾,死而后已!正如他两年前到复旦大学跟师生们说的,到上海工作,“我是带着一颗矢志振兴上海的赤诚之心”,这回浦东开发的征程,他同样带着一颗火热的赤诚之心。

19904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朱镕基亲自向中外记者宣布:成立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担任组长,顾传训、倪天增副市长任副组长;下设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时他请黄菊宣布国务院同意上海市政府在浦东采取的十项优惠政策和措施。

黄菊宣布了浦东开发“十条优惠”政策,引起国内外的震动。因为这些优惠条件都非常有吸引力。简称“浦东十条”的优惠政策,在当日晚的电视和次日的报纸上发表后,迅速传遍了全上海、全中国和全世界。

“浦东真的要开发了!”

“那里会比深圳特区更特……”

“真的吗?比深圳特区还特?”

“当然。中央给的政策!”

“太好了!明天我就过江去!不,今晚就过去……”

据说,这年的“五一”那天,外滩十六铺的轮渡比平时又超了一倍以上的人。

据说,“五一”那天香港飞往上海虹桥的机票非常难买,有人向“老上海”梁振英打听为什么。梁笑笑,只说了一句:浦东要动了!

 上海人都知道,199053日,是新浦东的开埠之日,或者说是诞生日。因为这一天,由朱镕基、黄菊等领导亲自跨过黄浦江,在一栋两层小楼前竖起了两块牌子:

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

浦东人都知道,“浦东大道141号”,就是上海市人民浦东开发办公室(简称“浦东开发办”)的所在地。这“141号”,现在是“浦东开发陈列馆”。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浦东大建设岁月里,它一直是浦东开发的“前线总指挥部”。那两层小楼很简陋,里面的陈设更简朴,然而就是这个地方,它像一支照亮大上海走向伟大历史新征程的炽烈火炬,它曾经温暖和激情过多少期待大上海重新崛起、“东方巴黎”再度辉煌、让全世界把希望的目光转向黄浦江的上海人民!

是的,“浦东大道141号”,虽然它平凡简朴得既无法与华丽壮美的外滩上那些“洋建筑”相比,也无法与今天陆家嘴金融区的摩天大厦相比,但谁都无法否认“141号”有足够的份量,与上海滩上的任何一座建筑阔论它们之间的厚重与差异——“141号”属于哲学家和属于大师级的,其余的充其量只能算作“识字人”和“工匠”而已。

141”,太朴简、太平常,既非“幸运数”,又无蕴含发财的特殊符号。但上海人告诉我,隐义了上海人执行中央改革开放、实求奋进的创业精神、进取精神、实干精神。“一是一、二是二”,我们上海人做事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

“一是一,二是二。”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仅用28年时间,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靠的不就是这“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实事求是吗?

“一是一,二是二。”4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小康道路,不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

一是一,二是二,用“阿拉上海人”通俗的话说,就是办事、做事有板有眼,不走歪路。“这也是朱镕基同志的作风,他对浦东开发办放在‘141号小楼里也非常满意。’”上海同志这样向我介绍。

弹指一挥间,或许仅仅是“昨天的事”,“141号”小楼没有变什么样,依然是那样的体态、依然是二层小楼房,依然还在那块“浦东大道”上,但它的身边早已是另一个如梦如幻的繁华世界了。

但我看到,许多人走到“141号”小楼前,都会深情地望着它、仰视它,甚至上前轻轻地抚摸它……

我感知,“141号”已经在“浦东人”——那些创造这片“东方奇迹”“中国奇迹”的创业者心里,它已经是一块凝结自己理想的圣地,是一支与自己的生命一起燃烧的火炬……

 ……1991年4月2日至27日期间,随朱镕基市长率团出访欧洲六国的三周朝夕相处的日子。那次上海团出访的主要宗旨是要向西欧各国宣示,尽管经历了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扔将坚持改革开改的方针、特别是上海的浦东开放,更是这次出访中交谈、交流的核心重点,毫不夸张的说是“每会必谈,人人都谈”。说到浦东开发这个题目,镕基同志往往都是提纲挈领、幽默风趣地开个头,然后就是沙麟同志激情澎湃地作关于浦东开发规划和政策的演讲,镕基同志则十分注意地倾听,并不时观察听众的反应。记得第一次在法国雇主协会(相当于“全法商会”)演讲时沙麟同志讲到“外高桥保税区”时,台下窃窃私语,听众对“保税”这个词不甚理解。朱市长(最后一站到德国访问时,国内才对外发布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拿过话筒用英语大声地说就是“自由贸易区”,台下一片掌声。会后回到宾馆吃饭时,他又关照大家:“外高桥保税区”的中文名称不要变,这是中央批了的,但对外口头宣传或推介时可用“自贸区”,这样方便人家理解。回想起来这三周的时间,当然是镕基同志最忙,其次就是沙麟了……

上面这段话,出自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先生在给好友、原浦东开发元老之一的沙麟先生所著的一本画册作的序言。徐匡迪的这段回忆,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现了当年朱镕基在浦东开发初期的那有血有肉的画面。

“那年,430日中午,我正在新锦江饭店接待一批外宾,大堂经理突然匆匆跑来,对我说市委办来电,让我下午一点半到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办公室。我一看表,都已经是一点多了!什么事那么急嘛?”沙老说:“当年我还算年富力强,抽身就往市委那边跑。紧赶慢赶,到黄菊同志办公室已经快两点钟了。刚进屋,黄菊同志就说,朱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决定派你去搞浦东开发!当时我一听感到太突然了,事先一点没有想到。转眼又一想:自己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到美国整整学习了三年的专家。1986年,当时的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后,任命我为上海市科委副主任不久,又派我到美国学习了近两年。这两次学习,对我人生影响极大,尤其是后一次,是作为国家派出去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们几乎可以到任何想去的美国那些大企业、大公司学习、实习和观摩。当时全国才派出去30个人。1989年国庆节前回国时,李鹏总理亲自接见,他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可见国家对我们出去学习的人寄予多大的希望。想到这,我也没有任何犹豫了。顿时全身热血沸腾,有股欲欲一试想上战场的感觉。当时黄菊同志马上要参加浦东开发的新闻发布会。他说你本来就也应该一起参加的,他站身起催我跟着走。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问他:我对浦东啥都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相关材料?黄菊二话没说,拿起自己桌上的一叠材料,说:你先拿去!末后又说,你明天马上找倪天增,商量‘五一’后的挂牌仪式。”

“这一切都是组织定的事,前后不到20分时间,我后半辈子的命运就这样被推到了‘浦东开发战场’……事情这么突然,好事来得这么快,真的让人兴奋不已,彻夜难眠。”浦东开发老将沙麟先生在我采访他时这样回忆道。

430日那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的其实还有一个人。此人纯属“偶然”而被推到了“浦东开发”战场。他叫杨昌基。时年58岁,当时的官职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杨昌基一度被外界称为是朱镕基的“老搭档”,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经贸办副主任和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任、联通集团一把手。

1990430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镕基同志家中畅谈了近4个小时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事宜,后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上海市老领导胡立教同志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至上海市从事浦东开发工作。5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这是杨昌基回忆自己到浦东的过程。

1990430日这一天,正好是上海市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发布浦东开发的消息。新闻发布会是下午开的,上午日理万机的朱镕基要处理党政事务,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在晚上时间在家中与杨昌基进行了“近4个小时”的畅谈。谈的内容是浦东开发开放。从时间和内容看,也正是这一次长谈,朱镕基已同杨昌基谈定:你得回上海来,帮我一起干浦东开发!杨昌基肯定也是答应了的。要不然即使胡立教无论如何“鼎力推荐”也不会很有用。“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已经58岁了,干到60岁,总共只有700多天了。”杨昌基后来这么说当时的“活思想”。

这也对应了为什么黄菊找沙麟谈时是明确他是“浦东开发办负责人”的,但就是没有下达正式任命。原来这个时候与杨昌基出现是有关系的。

其实杨昌基也是上海人,只是他当时在河南位居要职,一点儿不比“浦东开发办主任”这个位置差到哪儿去。再者确实已经距“正常退休”只有700来天,折腾啥?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浦东开发”让许多人一夜之间改变了。在杨昌基从朱镕基家出来后长夜不眠的同时,另一位“阿位上海人”的沙麟更睡不着了。那时他不知有“杨昌基”这个人、这个事,只知道白天黄菊已经代表组织交待他“马上”到浦东报到,把开发办张罗起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还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众宣布了他这个“开发办负责人”头衔。

“那天我真的太激动了!一夜不能眠。”82岁的沙麟老先生对我说,当年北大毕业后,他是留校生,任半导体系党支书记。1964年参加“四清”。1974年回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从事大型集成电路。“就是后来发展的芯片研制”。沙麟说:“我之所以听说让我到浦东开发特别激动,是因为那时上海在计划经济影响下,越来越压抑,像广东、江浙等地都上得非常快,我们大上海落后了,不仅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而是真正的后院了。所以一听说让我参与浦东开发,并且是第一批开拓者的领队,我能不激动吗?激动得半夜起来写‘誓言’……”

“5月1日凌晨3点左右,我实在睡不着,便在最后笔记本上写下8个字:“奉献、开拓、廉洁、求实”。

第二天——也就是“五一”这一天,沙麟到副市长倪天增那儿报到,倪副市长对他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53日的挂牌仪式张罗好,开发办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到位并正式开始工作。具体工作与市府副秘书处夏克强衔接。

沙麟转头找夏克强。副秘书长夏克强是市府有名的能人,他一出面啥事总办成。“老沙呀,房子已经给你找好,这几天已经有人在进行简单装修。那个141号办公处是个新地址,一般人不易找到,你明天带几个人在浦西延安路隧道进口和浦东隧道出口处的马路边醒目处,挂上几块路标,免得有人找你们开发办瞎转溜找不到地方……”

“好嘞。这是我份内的活嘛!”沙麟心想,人家不愧是市府秘书长,啥事都想得周到。现在我是“开发办负责人,”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知道咱“浦东开办发”,我是主要责任人。

2日,沙麟带着几个小伙子,扛着几块赶制出来的绿底白字、“中英文”的“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标志牌,来到浦江延安隧道出口处、相距“浦东大道141号”500700米的街头水泥杆上,牢牢地竖起这些牌子。“那几块牌子又大又醒目,我们还在竖起安钉时,就围了不少人,他们都极其热情地议论着“浦东开发”,好像明天就要办喜事似的。后来这些标志牌一直竖在那里好多年!它曾经激励了许多热血青年和外商投身、投资浦东开发的热情。”沙麟说。

“而当我第一眼看到‘141号’那栋小楼时,心情异常感慨和激动。因为虽然当时我想像不出未来十年浦东会因为这里而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但内心我强烈预感这栋小楼会与我以后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在一起……”沙麟说。当时他有所不知,就在他来到小楼前的那几天,另一批人为了这栋小楼而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当然,第一个人一定是夏克强。

418日李鹏总理宣布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之后,

421日上海市召开九届人大三次全体会议,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体人民和干部正式吹响开发浦东的战斗号角,要求全市行动起来,为浦东大开发提供一切支持。随后他指示倪天增“要在‘五一’后立即挂牌。”并称“月底前要把办公地和开发办的班子成员选定。”

选址的具体任务落在夏克强身上。425日,他带着市府机关事务局的几个人来到浦东,事先已经在那等待他的黄浦区胡炜区长,陪着夏克强开始选址。

“那时浦东没啥像样的地址。我们事先备选了几处,但不是因为交通不便,就是不符合独立办公条件,所以克强同志都觉得不理想。”当年领着选址的胡炜说。“后来车至老浦东大道,我指指区文化馆的小楼,对克强说:你看看这小楼行不行?他敝了一眼,马上让司机‘停’。随后我们就都下车去小楼看。没想到克强在楼上楼下、左右前后粗略看了一遍,便说:这个地方我看行!不过,成不成,三天之内等我话,我得跟市长汇报,由他来定!后来据说镕基同志就定下了这个地方,并且在3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了‘浦东开发办’在浦东大道141号的办公地址。”

“那个时候,再重大的事情,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点头就敲定了!接下去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做实,真有点打仗的味道。”胡炜异常怀念“浦东开发”的初创岁月。后来我遇到一批“老浦东”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

427日上午,夏克强副秘书长和市委、市府以及区里的胡炜区长等来到我们馆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了经市委、市府领导研究、决定将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设在我们浦东文化馆这栋小楼内,并要求我们三天内将楼腾出。”原黄浦区文化馆负责人这样介绍。“当时由于小楼内不少房间堆满了各种道具,有的还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而且中间还有‘五一’假期。要在3天内完全腾空,对我们这个小单位来说,真得打一场硬仗。于是当天下午,全馆工作人员被召集起来开会动员,区领导一说到这里为了浦东开发,大家顿时兴奋和激动起来,说能为浦东开发、开放出力,这是我们的光荣和职责。之后的两天时间,全馆上下,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提前腾出小楼,并打扫干净。隔日,区领导来慰问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愉快。”

接下去的三天,是市府和区政府共同担起的简单装修时间。现场指挥的胡炜笑言自己是“临时包工头”,带领工程队将小楼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粉刷一新。52日,最后一抹晚霞落江时,胡炜摸着一脸灰尘,笑眯眯地对在场的人说:大家不要小看你们这几天的辛苦,说不准新上海的史书上记上你们的事呢!他的话说对了,后来诸多版本的《浦东开发史》上都有这“141号”小楼的“成名史记”。

53日下午3时许,浦东大道141号小楼前门从未有过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原本就很宽畅的马路上,已经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市民和浦东本地农民围得水泄不通,无论老人还是小孩,无论是男是女,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好奇而又兴奋的神情。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现在我宣布: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在没有鞭炮、没有礼花、只有鼓声和笑声之中,黄菊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宣布。

“下面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揭牌——”主持人夏克强说。

一向铁面的朱镕基此刻笑容可掬地为大门口两块牌子揭开“神秘的面纱”。顿时,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浦东要开发了!”

“我们要过好日子啦!”

“中国改革开放又要举一块‘王牌’了啊!”

百姓在议论、外媒记者在议论,全世界也在议论……而此刻的“141号”小楼似乎成了这一“议论”的中心。

仪式简朴而又精短。正准备离开现场的朱镕基,看到百姓们站在“141号”门牌前纷纷照纪念相时,突然转身对身边的人说道:我要见一下这个文化馆馆长。“文化馆长在哪?朱市长要见他!”人群里,顿时有人喊道。黄浦区文化馆馆长激动地站到朱镕基面前。

“好好,感谢你们文化馆!浦东开发,你们立了第一功!”朱镕基再次满脸堆笑地握着馆长的手,又习惯性的伸出大拇指。随后,他对在场的干部群众们动情道:浦东文化馆发扬奉献精神,一天让出文化馆办公楼、三天装修一新;浦东开发办公室三天内完成抽调人员,今天就到岗工作,这就是“浦东速度”、“浦东风格”、“浦东精神”,今后的浦东开发开放,就要靠这种精神、这种风格、这种速度!

“哗——”这一次的掌声,可谓响彻云霄,震荡浦江两岸……

浦东开发开放,在朱镕基的一手导演下正式拉开帷幕,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伟大奇迹……

如今全世界都已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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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作家中的劳动模范

 

文 | 李朝全

 

 

何建明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早在十几年前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笔耕勤奋,创作数量非常大,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50余部,单单是在今年,这位已年过六旬的作家就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山神》《时代大决战》和《浦东史诗》,还出版有《何建明文集》三十卷和《我的国家史》。

《浦东史诗》被认为是关于浦东的改革开放史记,既有史志的壮阔,同时又不失优美的诗意。作家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写起,讲述自己和浦东半个世纪的缘分。在他读小学时,他的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带着他,驾驶着一艘小木船到上海来运输肥料,就在这个过程中,小船因为经受不住大轮船掀起的海浪而倾覆了,他和父亲侥幸死里逃生,被冲到到了浦东的岸边,捡回了一条命;而在80年代初中期他成为解放军某总部的一名年轻军官,和女朋友在上海外滩谈恋爱时,找不到立足之处,当他提议到河对面的浦东去时,遭到了女友的冷眼,因为那时的浦东还是相当荒凉的一片土地,那场恋爱最终无果而终,而何建明与浦东的缘分却延续至今,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由他担纲撰写浦东改革开放历史。在采写这部报告文学的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上海人的奋斗开创精神。他说,其实上海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因为这个城市就靠近大海,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气,没有坚韧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将我们淹没与湮灭。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海的精神美、品质美和情意美,他郑重地以新上海的名义,以文学的形式,向那些历史性的人物和功臣们致敬。

说何建明著作等身,一点儿都不是虚话。每年一部到几部报告文学新作的创作和出版,构成了其文学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台阶,而最为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地呼应着时代的伟大召唤,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因此,称他是文学界的劳动模范,的确是名副其实。

 

以身许文

 

何建明195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常熟,1976年从军。在军队里,先从团部到师部,再到军部、兵种,他担任过宣传干事和报社记者,曾经在湘西、湘南和云南等地驻扎。因此,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就是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他后来选择报告文学这种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文体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的重要原因。

1978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报告文学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新文体的标杆。这时,何建明也开始了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他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1978年前后的《腾飞吧,苍龙》和《湘西探险记》,而《湘西探险记》的撰写正是与他在湘西部队担任记者期间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湘西、湘南等地采访,他看到乱采乱挖国家矿产资源的各种恶象,也屡次深入到那些金把头、山寨王等黑社会性质的虎穴之中去探究血腥野蛮的采矿真相,也了解到了各种各样令人揪心的矿难。后来,他就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撰写了《共和国告急》这部报告文学,并且摘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这次获奖极大地激励了何建明,激发了他创作报告文学的巨大热忱。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创作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等不同的文体之间犹豫摇摆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就坚定地找到了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那就是倾力投身报告文学,投身这种与时代紧密勾连的,能够对社会发展前行产生积极影响的文体的创作。

1989年他从部队退伍之后到了中央部委的一家普通的报纸《中国地质矿产报》社当记者,1993年担任了新创刊的大型文学杂志《新生界》主编,1996年调入《中国作家》杂志社。

在杂志社,他是一个尽职而且敬业的编辑,他参与筹划、采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马家军调查》在《中国作家》1998年2期上发表后,引起洛阳纸贵,也使《中国作家》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读者都对这份杂志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期许,希望能在杂志上读到更多贴近现实生活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因此当时已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的何建明感觉到自己义不容辞,要继续把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杂志上发扬光大。恰在此时,共青团中央正好找到杂志社,希望能够组织作家去采写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的报告文学。何建明自告奋勇的承担了这项任务。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骑着单车,深入多所高校,采访了400多名贫困大学生,最终写出了《落泪是金》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轰动,并推动促成了国家对于贫困大学生扶助政策的出台,也激发了全社会关心、帮扶贫困大学生的热忱,推动社会捐赠资助款超过3000万元。

但是,作品的成功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说,这是一部暴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黑暗面、给中国教育事业抹黑的作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侵权诉讼官司亦相伴而至,有十几位被采访的贫困大学生站出来,声称要告何建明侵权。

这已经不是何建明第一次因为创作而受到别人的非议和“攻击”。早在几年之前,他在创作《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这部问题报告文学时就曾引起文中所写到的一些科学家后代的攻击和尖锐批评,认为他的创作是失实的、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的,甚至扬言要将他送上法庭审判。

《落泪是金》的官司让何建明感到特别的难过和悲凉。他创作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为贫困大学生代言,能够为改变他们的处境出一把力,尽到一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没曾想却事与愿违,有些贫困大学生竟然站出来要控告他,要将他送上法庭。

好在这个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及时出手了,中国作协的领导挺身而出,为他辩护,认为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义务和责任之举,是一个作家可贵的担当与奉献,不应受到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对待。尽管这场官司以何建明的全身而退告终,但是就在这个官司的诉讼过程中,何建明也付出了令人唏嘘不已的代价,他的80多岁高龄的奶奶在新闻中得知自己的孙子被人诉上法庭,在吐了三口血之后去世,这给何建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悲痛记忆。

随着何建明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攀升,逐渐如日中天,从“教育问题三部曲”,《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到农村三部曲,《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等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何建明涉足了一个又一个题材领域,也一次又一次地摘得了国家级文学荣誉,继《共和国告急》之后,他的《落泪是金》《部长与国家》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是获鲁迅文学奖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国家行动》《我的天堂》《忠诚与背叛》等五部作品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多部作品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作品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他已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也是当今报告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2012年6月,他被推举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届会长。第一届会长是徐迟和陈荒煤,第二届是张锲。当时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他按照有关规定是不能在社团兼职的,当有关领导在征询他个人的意见时,何建明斩钉截铁的说,他对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这个义务性职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报告文学就是他的生命,创作就是他的生命。后来,经过上级部门的审批,作为一个特例,允许他这位副部级干部继续兼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中年变法

 

许多作家在创作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开始一次笔墨的转换。在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何建明更多的关注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而自2002年以后,他的创作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他开始更多的从应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脉搏、响应时代的号召入手来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从正面书写,从建设性、歌颂和赞美角度落笔,弘扬正能量,弘扬社会正气,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大多为国家叙事,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

《根本利益》这部作品响应了当时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者选取了山西运城市纪委书记梁雨润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讲述这个党员干部是如何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老百姓解困难,解实忧,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后来他又出版了《根本利益》的续篇《为了弱者的尊严》,这是响应中央提出的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更有尊严更为体面。他的《永远的红树林》则是响应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命题,以中央党校教授梁言顺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这篇短篇报告文学的主题。在《部长与国家》《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山神》等作品中,一系列感动中国人物、时代楷模、英雄模范都成为了他笔下的主人公。他讲述自己的家乡苏州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我的天堂》,则对“苏州模式”进行了文学的概括和演绎……

在歌颂体报告文学和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创作道路上,他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入,而尤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的每一部时代主题的报告,那些有可能被一些人贬斥为“时文”的作品都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许多作品的发行量都在30万册、50万册甚至100万册以上。他撰写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所不知道的红岩故事》,以揭秘的方式讲述当年在红岩演绎的一幕幕气壮山河的英雄传奇,提炼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时代主题,那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人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还是背叛自己的初心,这是区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准。在渣滓洞,在歌乐山,在敌人的牢笼里,那些忠诚于自己信仰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得以永生,而那些背弃了初心的人,最终都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撰写的《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讲述了中国从利比亚撤侨的经过,《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则是回应国家设立第一个公祭日,重新揭开抗日战争历史中最惨痛的一幕。《爆炸现场》描写天津大爆炸那些最感人的瞬间,作家亲临爆炸现场,通过主观想象,力图还原爆炸发生时数以百计的消防员奋不顾身,为抢救国家和人民财产而英勇作战乃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英雄壮举。他的《那山那水》则是呼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最强音,倡导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等共同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是文学解读新发展观的生动文本。他今年出版的《山神》讲述贵州大山深处的时代楷模黄大发的故事,黄大发用20多年的时间修筑了一道天渠,为村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在表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这位老人让座,打动了亿万中国人。《时代大决战》,关注毕节的扶贫攻坚战,《浦东史诗》描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艰难曲折的峥嵘历程,……这一部部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何建明中年变法之后一个个扎实有力的文学台阶。

 
 
 

他说,无论将来自己干什么,都不会放弃手中这支笔;作家的优势在于他比一般公民有更丰富的情感,他们的血更热,他要通过自己的创作,真正担负起“灵魂工程师”这样一个光荣而神圣的称号。

作为一位密切应和时代发展脉搏的报告文学作家,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冲锋的战士,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一个智慧的政治家,一个有远见的社会学家,甚至还应该是一个英勇的记者、一个公正的法官,应该同时具备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厚度。

在40年的创作历程中,何建明的收获是丰硕的。但是他的收获是像农民一样,是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的劳作之后的收获,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后的收获。在他的笔下,有数以百计的典型人物,而与之相应的,他所采访的人物早已超过了6000多人。正是阅人无数使他具备了为人民画像的本领。

 
 

在采访创作的过程中,他更是有着许多心血的付出,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采集素材。

当年在采访矿难、调查乱挖乱采国家矿产资源乱象的过程里,他每一天都在跟黑社会性质的人物打交道,时刻都有生命之虞。

2003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非典事件发生,何建明主动请缨,深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小汤山医院等非典前线去采访,每一天都要戴着厚厚的口罩、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到达病区去采访一线的医生和病人。在他看来,只有深入到最危险的前线,越靠近事件发生的现场,才越有可能采集到那些最打动人心的生动的素材,才能接触到那些最令人难忘的人物。而就在他的采访过程中,他的女儿却在家里发起了高烧,那时人人都是谈“非”色变畏惧发热,他忧心忡忡,冒险带女儿到医院去就诊,好在很快女儿的病情就得到了缓解,而且被确诊并非“非典”,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惊魂甫定的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采访,很快便在《文汇报》上连载发表了他新鲜出炉的、鼓舞士气人心的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为了采集到最动人的事迹,他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七个七天和第100天,三次深入地震现场,冒着余震的危险采访北川、成都、都江堰等等那些感人的人和事,用心捕捉令人泪落的一个个瞬间,如同战地记者一般发回了一篇又一篇感天动地的报告文学作品,后来更是推出了被誉为最优秀的灾难报告之一的《生命第一》。

 
 

何建明长年累月在外奔波采访,而作为中国作协、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他还要同时承担繁重的事务性工作。这使得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因此他对于家人总是有许多的亏欠和愧疚,甚至在得知父亲病重,也只能匆匆赶回家陪伴他短暂的时间。母亲已经年迈,但是即便已从作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何建明依旧奋战在采访创作的第一线,经常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便是偶尔匆匆的回趟常熟老家,也总是在次日就返回采访地,基本上没有时间好好陪伴自己的母亲。去年他曾答应母亲,今年要回家去陪她,但是至今他还无法做到,因为有太多火热的生活,这个火热的时代有太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正在等待着他,等待他去挖掘和书写。

(何建明先生与母亲的合影)

在创作中总是有许多让他泪流满面或情感受到触动、令他激动的人和事。当年在采访梁雨润时,那个农妇因为家人的冤情得不到申雪而一直将丈夫和儿子的两口棺材摆放在家里,放了十几年,尸体都散发出臭味,每个人都要绕着他们家的房子走,当听到这样的事情时,何建明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因此他决心要写出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干部典型。

在采访利比亚大撤侨事件时,他听说有3万多中国人在撤离的过程中是唱着雄壮的国歌,离开利比亚的边境线的,并且通过唱国歌这种方式来区分是不是中国人,他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受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力量。

在写南京大屠杀事件时,他了解到,当年正是无数的汉奸在城里点燃灯火引导日军进攻,使得南京这座古城很快就被攻破,因此他发出了令人喟叹沉思不已的“十问中国人”,其中第一问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如果日军侵华战争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汉奸?

 
 
 

在采访天津大爆炸时,他亲临现场,听闻了许多消防队员感人的故事,尤其是他们在临终时手臂上扬的那个动作,还有他们化成灰烬,无法还原成人形的永远的遗憾,所有这一切都让何建明潸然泪下并受到心灵的震撼,因此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塑造出一群让人过目难忘的英雄。

而为了采写黄大发,他跟随黄大发爬上几百米高的天渠,冒着随时可能摔下悬崖粉身碎骨的危险走了十几公里,去了解天渠之险峻,以实地踏访的方式感受修筑天渠之艰难。

 

领军人物

 

2015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上,何建明提出,要打造报告文学的“十百千”工程,培养十名领军人物、百名大将、千名干将,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为这样的目标而奋斗而努力。

2012年接任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以来,他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全国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每届都有数以百计,甚至300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报告文学创作者参加,每次研讨交流培训都采用了专家辅导讲座,一对一改稿,作品研讨等各种方式来进行,目的在于提升基层报告文学创作者的写作能力。第一届在华西村,第二届在沙家班,第三届在河南鲁山,第四届在济南,第五届在浙江南浔,今年第六届在贵州习水。每次何建明都亲自登台讲课,以自己的创作体会来引导其他作者。

除此之外,报告文学学会还坚持举办徐迟报告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这项盛事已经举办了七届,奖励了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褒奖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为培育作家创作队伍,推动创作繁荣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每年还进行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的评选,目前,这一排行榜已成为业内最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排行榜之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还与徐迟故乡南浔区委、区政府合作,在南浔区设立了中国报告文学馆,收藏改革开放以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展文学研讨、研究、培训等活动。

何建明还通过培育徒弟、传帮带的方式不遗余力的传播报告文学的种子。他注重抓青年,青年是报告文学的未来。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数以千计,其中比较突出的如马娜、王鸿鹏,曾以《中国机器人》一书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有湖南的纪红建,曾以《乡村国是》获得鲁迅文学奖,写出了《板仓绝唱》的余艳,写出《低天空》的丁燕,等等,何建明更是予以热情的肯定,撰写了大篇幅的评论文章,还有像四川的陈新、北京的丁晓平等众多年轻的报告文学作者,他都给予了褒奖赞美或鼓励扶持。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成立了青年创作委员会和青年理论委员会,开展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每年举办一次青年报告文学高峰论坛,扶持培养更多的报告文学后来者、接班人。

他还积极倡导报告文学要走进大学校园,与高校师生合作。譬如与上海大学合作创立了创意写作专业,并亲自在上海大学带博士生、硕士生,推动创意写作和非虚构创作的研究研讨,参与推动信阳师范学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创意写作本科生培养基地。通过各地的高校来联系培育专业的文学人才,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人才。

何建明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而是有利于报告文学事业的事情,他都热情地推动,大力地支持,凡是反对报告文学或贬低报告文学的言行,他都深恶痛绝。时时处处他都在捍卫着报告文学的尊严,捍卫报告文学的声誉,不仅是以自己的创作成果,更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自己的具体行动,以自己的影响力,倾心倾力倾情地投入其中,乐在其中。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可以生命相许的终身事业,作家是一群更有血性、更有担当的灵魂的工程师。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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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的现实人物 精彩的艺术雕刻

——读何建明《朱镕基与浦东开发》

 

文 | 马娜

 

在当代作家中,很难有人像何建明那样拥有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创作视觉与对象,因为他几乎写过了上至一个个领袖级人物,下到一个个普通百姓等各色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在我们熟悉的现实之中,比如他写一位被他称之为“山神”的普通村支部书记黄大发,那中国式“硬汉”形象,令无数国人感动,后来连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一次会议上专门为这位令人尊敬的“山神”让座,那一幕感动了全国人民,也温暖了全世界。何建明是善于书写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人物的报告文学创作高手,其精湛的技艺可以说无人与之匹敌。如果有人读过他的第三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部长与国家》,你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朱镕基与浦东开发》又是一个例证。

朱镕基是当代中国最具魅力的总理之一,人民爱戴他、喜爱他,是因为他的率真、富有个性和从不拖泥带水的一身“侠气”和“清官”形象,以及他的处事方式和坚定信仰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书写这样的人物很不容易,但何建明抓住了朱镕基的这种个性,于是从一开头就把这位务实的上海新市长生动地勾画了出来: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从京城出发,上午抵达到任的目的地,下午一个人独自赶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地坐着“翻”财政账,且越翻脸色越铁青……

生气是肯定的,因为即将接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财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且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为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亿元……

“今年看样子还要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到任的这个人问。

“……差不到150亿元左右。

新到任的这个人的脸色一下凝重起来,坐在凳上好几分钟没起来。这一天的日历是:1988年2月6日。

这是作者写新出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第一天出现在上海的情形,这种“速描式”的报告文学写法,干净、简洁和明快地将朱镕基的人物个性和不同的为官方式刻画得栩栩如生。且把主题也点得格外清楚:上海缺钱!缺到整个城市经济大滑坡的状态!

作为新任“大上海”的一市之长,你朱镕基如何面对,悬念就出来了……

千难万难,抓人的工作才是最难的。朱镕基当市长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一些干部不作为、懒政。怎么办?朱镕基有招啊。你看他——

……刚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10点过后,进来一个局长,刚要坐下,朱镕基立刻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才才忙完一个会议赶过来的。朱镕基便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者一见形势不妙都不敢迈步进去。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这一个小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些干部见了朱镕基铁腕式的抓作风建设后那种“老鼠见了猫”的惧怕心理。读后令人捧腹大笑。

出场的两个情节,就已经把一个可爱的“人民市长”的形象给真实艺术地烘托了起来。

常听到一些人说“现在的报告文学不好看”,我想他假如能认真读一读何建明的这类作品,一定会改变看法。

何建明的人物刻画的精美和精致之处,并非靠小说家的那种华丽和婉曲的词汇及情绪推叠,而是像位高超的冰雕大师一样用一把锋利的刻刀在处理他的创造对象,明快、简约和优美通常是他所用的基本手法,通过看似并不复杂、实为极其精湛的艺术笔调和文字,将其人物性格与艺术形象推至极致。下面两个情节对朱镕基当市长前后的有关“市长”的官场上的脱俗表现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手叫绝——

情节一: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对朱镕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次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明人都知道: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而朱镕基刚到上海时并没有“代”。恰巧这个当口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随上海团赴京开会。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问朱镕基:“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道:“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此话一出,引来中外媒体一阵热议,因为中国官员还没有一位能像朱镕基率直、自信地表达内心的真实。

情节二: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都是廖廖几笔,却把朱镕基不同于其他官员的性格和透明的心灵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其光彩异常,读后耳目一新。

按理说,像朱镕基这样以前天天在电视和报纸上见得到的领导人物是不会再有什么“可看性”,然而你读了《朱镕基与浦东开发》后,却像新读一部精彩小说一样,竟然会特别喜欢起作品中的那个“朱镕基”。这是为什么?别林斯基说过:“创作的新颖性,或者毋宁说创造力本身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假如可以这样说,典型性是作家的徽章。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何建明笔下所记述的“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一个我们读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比小说里的人物还要出彩的“艺术典型”。

现在总有一些人在批评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其实一方面是这些人可能没有看到像何建明这样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好作品,另一方面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者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即他们的非文学写作。这应该是目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主要毛病了。有些人一时因题材而取胜并获得了一两个文学奖之后,就觉得自己就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了,君不知,这样的人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报告文学的艺术之门!何建明曾经在一次讲课时这样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其实本质上与小说和戏剧等其它文学形式没有差别,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本色叙述时的思想高度、文字力度、情节轮廓的精致性和准确度,当然能够加之结构的优美,便是最完美的效果。”他的这部《朱镕基与浦东开发》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在这部作品中,何建明在刻画主人公时所使用的“刀笔”,很多时候是采取了“旁征博引”的方法,从他人之口(或回忆、或直言、或与作者直接的对话),将不太容易被普通百姓看得见的“大人物”朱镕基的生活和工作情绪和表现推到了前台,让其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有关于浦东开发的场景和心理活动,描述得细致入微、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因而也使得作品犹如舞台剧一样,叫人爱读。

写领袖人物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担当得了的,它既有许多“禁区”,又常常不能让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比如对他们的“心理活动”更需要把握分寸。何建明所具有的功力,能让我们从这部作品中再一次看到和体味到他创作的老道与高超。

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总有非凡的艺术本领。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功力。何建明的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的实力。

 
责任编辑:邓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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