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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高与河北往事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陈磊 时间:2019-07-23

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晚年的程维高,很大的怨气是中纪委对他定性“违纪”,而在舆论上,他被刻画为一个腐败分子——“许多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对高级干部中一些经济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实,我也无话可讲,但许多媒体的文章中90%是伪造、编造的,凭主观臆断炮制出来的……”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

事实是,作为被报道的主角,没人采访过程维高。检索一下当年的报道,包括厚厚的3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录》、《我告程维高》、《李真盛衰记》,无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维高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发问。

幸好,程维高去世后,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留存了下来。本刊在常州采访期间,见到了这本带有自我辩护色彩的回忆录,也见到了一段程维高与河北的陈年往事。

进入河北:与一把手的矛盾

程维高是1990年7月,在辽宁、河北、河南三省长“转圈交流”中,从河南平调到河北的。之前,他对河北“知之甚少”,而这片京畿要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是革命老区,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维高,和友人们讲过一个故事:西柏坡重建纪念馆,河北省向中央要钱,报告打上去,一直没结果。没想到,一个农民跑过来,说我可以帮你们要到钱,后来还真给这人办成了!

这个故事,被程维高和他身边的很多人解读为,河北人神通广大,很多干部都是“房屋顶上架天线”。

在这种情况下,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后来,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我的发言自己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参加会议的人却觉得非常震动。特别是对秦皇岛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的秦皇岛市市委书记丁文斌挑战。”

很快,他与当时的河北一把手发生了嫌隙——“我讲到河北干部精神不振奋、精力不集中,下面的干部反映省委用人不当时,领导的脸色当时就变得不怎么好看。”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向本刊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1991年下半年,程维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不敢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也不敢通过河北驻京办事处的人与上边联系,而是住进南京驻京办事处”,把中组部一位领导请到办事处,向其汇报。

后来,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后,事情调了个——“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 邢崇智的夫人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

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岁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们传言,两天前,程维高原秘书李真被抓,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后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基于这种情况,邢崇智在1992年底离任之际,没有推荐程维高,理由是:一、(程维高)懂经济,但不懂政治,当省长合适,当书记不合适;二、不会搞团结,不能团结班子、团结人;三、工作粗,作风粗。

多年后再来看,这大体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即便是程维高自己,经过反思,也认为:“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并不认为邢崇智的不推荐有什么道理。

最终,中央出面解决了河北的问题。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维高接任河北省委书记——“4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谈话时,中央对我十分支持,当着邢崇智的面说,河北的省长、人大主任由谁干,由维高同志提名,中央组织部要尊重维高的意见。而对邢崇智,中央则要求他离开河北到北京安置

接纳李真:秘书之外的价值

多年后,回忆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维高形容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遇。”就在这个时候,跟随他多年,从江苏跟至河北的秘书吴庆五,突然提出离职的想法。

老友陈源潮认为这符合程维高一贯的风格——工作中,雷厉风行,想象着手下人都应该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有时候,就会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诉求。不想,时代已经变了,个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么,谁来接替吴庆五的角色呢?

在程维高的回忆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时,“要通过很多环节,而且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吴庆五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带着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个秘书李真去过北京。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据《李真盛衰记》记载,刚去河北的吴庆五,不熟悉环境,李真向其介绍很多政坛内幕,二人迅速成为好友。当李真得知吴庆五有下海经商打算,向其许愿:“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终,在借调过来使用一段时间后,程维高“考虑到李真的长处,特别是吴庆五即将离开的实际情况,也就同意将他调过来”。没想到,调动李真时,遇到一点阻力——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表示反对。

8年后,随着李真窝案的爆发,刘的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有先见之明。可在当时程维高的眼中,刘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来的人,而且刘善祥“也没有说出李真有什么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真的经济犯罪当时并没有发生”。“从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么人当秘书,都是办公厅安排和我自己挑选的,谁也没有管过。”

对刘的这种干涉,程维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维高大秘书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4个月后,在程维高蹲点的平山县西柏坡乡下,二人发生了一次“争吵”。

那一晚,李真告诉程维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边了,我想下去锻炼锻炼,最好是去保定当个副书记。保定是个大市,工作面广,对我锻炼提高有好处,而且保定情况很复杂,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参考。”

程维高回绝了李真的这个要求:“你当副市长还可以,但不能进常委,当副书记,我是不会同意的!”

看到程断然拒绝,素有手腕的李真开始诉苦:“你到省委书记岗位上,我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也不能当了书记,就忘了身边人呐!”

感觉到威胁的程维高勃然大怒:“我当书记,你跑前跑后,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这个省委书记不是靠哪个人就跑得下来的。我同中央领导交谈,只反映河北的情况和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如果一个省委书记靠一个秘书就能跑下来,那这个党还成什么样子?!”程维高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纠缠,执意要下去当市委副书记,他不同意,“争论到晚上12点,闹得很不愉快”。

“这也是只能发生在程维高身上。”程维高的朋友陈源潮解释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一个省委书记、一个服务他的秘书,两人会“吵一个晚上”,这必须联系程维高个人的性格来理解。

程维高说:“在一些问题未作出正式决定之前,我是允许身边人员给我参谋、同我争论的。李真这个人聪明,社交能力强,信息来源也多,所以经常跟他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虽然大闹一场,程维高对李真“并未十分厌恶”。

李真的感觉不一样,看到程维高的断然拒绝,在发生争吵6个月后,他通过北京的关系,从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平调进河北省国税局,任副局长。

到1998年,程维高退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说法是,二人“已经很少往来”了。

在常州采访,很多人提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2000年春节,已经感觉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吴庆五,一起出现在程维高常州的家里。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维高帮他要回一个案子,而天真的程维高竟问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凑一凑,借给你先去还账。”

“那个时候,程维高还以为李真只是拿了别人5万美元的事,说钱不够,可以帮他找人凑。”当时在现场的陈源潮说,“他真是太单纯了,哪里知道,5万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郭光允:“从未谋面”的举报者

在中纪委对程维高的处理意见中,有一条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后来,这位成名的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告程维高》。

在书中,郭光允讲述,1987年,他发现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开始不断举报。后来看到李山林非但没受到处理,反而被提拔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写信给程维高,举报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称,李山林选不上副市长是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但是这么差的人又被提升为副厅级,和副市长平级,全市甚至省里意见很大,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

让郭光允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么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维高的秘书李真手里。而这位气宇轩昂、肤色白皙的省委书记秘书,不止一次来过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后来,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庄街头遭人殴打。由此,他认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后,“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从医院出来的郭光允,匿名写就《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祸首》这篇检举材料,分别寄给中纪委、河北省有关部门。信中列举了他认为的程维高老婆、侄子还有南京二建无偿给程家装修房子等问题。

“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郭光允后来回忆说,很快,由河北省纪委出面,他被叫到省军区招待所谈话,要求交代匿名信的问题。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关部门收审,关进看守所。1996年春节前,他被有关部门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后来保外就医后,他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在程维高的记忆中,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1994、1995年,正当我与南京二建关系的谣言在社会上盛传的时候,有关领导收到一封匿名诽谤信,诬陷我为南京二建拉项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给当时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去处理,并对他讲我们省委、省政府有责任维护北京的安全,省政法系统也应该维护省委的权威。政法委书记说,你不管这事了,我来处理,之后我就没再过问过此事。”

“后来,政法委责成省公安厅、石家庄市公安局同时进行调查,经市公安局侦察认证 ,匿名信是石家庄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干部所写。此人……是有名的上访专业户。”

“省政法委书记考虑上法庭审判涉及领导干部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从轻处理,不打算给刑事处理,给一个行政处理即可。我问‘什么叫行政处理’,这个书记回答说,劳动两年。我当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从宽处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劳教一年保外就医后一直通过各种关系上告我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为此,中纪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复查过这个案件,结果对原先的认定未提出任何异议。”

“谁知‘三讲’中支持郭光允与刘善祥勾结起来翻案。在第一次‘三讲’老同志座谈会上,刘善祥就迫不及待地为郭光允大声疾呼不平。”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2000年,李真窝案爆发,1990年以后到河北任职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经理都被抓,审查下来,并没有发现南京二建和程维高有违法的关系。换言之,当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落到实处。

后来,郭光允自己也承认,虽然告了那么多年的程维高,他并没有当面见过此人。程维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应该处理。而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是:对郭光允的问题在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 ,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我,政法委书记向我请示时,我应该向中央请示报告,或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不应擅自表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强硬性格VS倒台

1998年10月,程维高从河北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专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9个月后,一项遍及全国的“三讲”教育活动展开,中央到河北的巡视组组长是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将军。

 

最初,程维高并没有对这次“三讲”教育活动有太多的重视,他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主要决策人物”。没想到,中央巡视组找其谈话,明确指出,“三讲”是“要剖析1992年以来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前,在“三讲”动员大会以及省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刘善祥已经讲了程维高的若干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阴法唐为首的中央巡视组认定程维高很狂,河北“三讲”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后,程维高反思道:“我在‘三讲’中所以被动,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个性太直,容易轻信,又不愿买谁的账。虽然中央巡视组负责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省部级干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来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错误做法,把矛盾进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终,和程维高本不熟悉的阴法唐将军,通过一次河北的“三讲”,成为了媒体眼中扳倒程维高的核心人物。后来,他还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维高》写序,称赞其为“新时期出现的反腐败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经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被中纪委“双规”。这条爆炸性新闻,立即在河北官场内部引发轩然大波,作为李真曾经服务的领导,程维高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焦点。

“在李真双规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完全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许多人听说我的电话被监听,我的家被监视了,一下子电话大幅减少,家里也显得特别冷清。即使有人来电话,也是用探听的口气询问:你们好吗,身体好吗……”程维高回忆说。

“我心里清楚,对我的审查完全是同李真双规同步进行的。他们分三步逐步深入。开始审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后来专案组又全面审查了我家属、子女。不仅对我儿子程慕阳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来往、公司的经营情况,而且对他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及来源都作了审查。我女儿在北京办一家七八个人的小广告公司也作了全面审查。”

“在审查我子女的经营活动中,重点是审查了我有没有插手他们的经营活动,有没有利用我的权力为他们经商办企业打过招呼、做过暗示。对传遍全省说我拿了几千万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当然也是调查的重点。前后三任总经理以及石家庄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双规、逮捕。”

“其实在我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期间是没有敢向我送钱的。因为,许多干部都知道我的脾气,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会在公众场合把事丢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书记当了人大主任之后,却有一些干部为了感恩、谢情,给我送过钱。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压力让直率的程维高难过。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后,他主动找到中纪委的主要领导和负责李真案的领导,“又以写信的方式”陆续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谈河北的宗派势力及干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纪委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让其到中南海一谈。这位被程维高评价为“待人诚恳、厚道”的领导告诉程维高:你不是没有错误,应该讲清有关问题,检讨有关错误。当程维高要求这位领导明确告知什么问题时,这位领导讲,不可能,这是违反纪律的。

后来,程维高反思道,“这些谈话和信件,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集中到一点,就是你中纪委对我不应该调查。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后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正省职级的待遇。当宣布时,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和难以承受,只觉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已经让我离开了。我有许多错误,确实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为了从严治党,我服从中央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定,但对处理决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个原则态度,我说:我有不同意见。”

责任编辑: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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