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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明讲述父亲贺龙元帅往事

来源:前哨午报 作者:水 石 时间:2019-07-10

我们家有一个陈列室,珍藏着父亲贺龙革命战斗一生的一些宝贵照片和文物。

其中有一个柜子,摆放着两把菜刀和一双草鞋。父亲对这两件物品特别喜爱。经常用此给我们讲,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的故事。教育我们不忘革命初心,永远跟着党,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

父亲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忠诚。对信仰的忠诚,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讲党性,把一切献给党。

 

▲ 贺晓明家里的陈列室

 

▲ 贺晓明家里的陈列室

 

 

01

抛弃一切跟党走

 

1896年3月22日,父亲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1917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建立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几经起落,逐渐发展壮大。他历任桑植民军总指挥、团长、旅长、师长、镇守使等职,参加了讨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屡建战功。在斗争中,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父亲开始接触共产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信仰。1926年7月,他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将共产党员周逸群留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他率师在参加北伐战争,大败奉军。因战功显赫,所部由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他升任军长。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劳苦大众一边。

 

他回忆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劣绅、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统一的。这正符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是做不到的,我的思想是让大家富裕。

 

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革命成功。

 

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拢贺龙,许以500万大洋,汉阳兵工厂以及武汉卫戍司令的官位给他。金钱丰厚,权倾一方,其巨大诱惑,换上任何一个军阀都难以抵挡。可是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带领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为了加入共产党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整个军献给了党。在南昌起义的将领中乃至开国元帅中,父亲在旧军队的职务最高,带的兵最多。当时有枪就是草头王,人多势力大。而父亲为了革命把自己带领的一个军交给了共产党。

 

第二,把自己的家产全部献给了党。当时一个国民党军长算是高官厚禄,可有家产万贯。父亲将这一切交给了党。

 

第三,放弃了家人团聚,一心跟党走。当时父亲到哪里,家人也跟随。为了南昌起义,父亲只身率军从武汉到九江奔南昌。起义后,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家人受到迫害。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营救了他们才免遭杀害。可以说,父亲是在共产党危难的时候,抛弃了荣华富贵,选择了共产党。从此,他跟着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02

一切都要听党的

 

父亲入党后,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顾全大局,听从党的安排,坚决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他说:

“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这方面,父亲讲了几件事印象很深:

 

一是红军长征时期,父亲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他不畏张国焘的威胁利诱,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同志一起,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中央的权威,维护了党的团结,维护了红军的统一,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粉粹敌人“围剿”,军委分会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甘孜,他们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龙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龙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任八路军120师师长。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转战晋察冀,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后来,党中央让他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和关向应同志一起,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建设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扫荡”和“蚕食”;组织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联结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党中央的决定,将他管辖的三个主力野战纵队交给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由他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驰骋沙场的将领,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却“改行”去管后方,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但父亲认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而且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同样重要。他甘愿挑起了服务前方的重担,奔波于晋西北和陕北这块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缺乏的土地上,全心全意地加强后方建设,保障西北解放战争的后勤供应、兵员补给,协助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父亲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

 

“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他发现有的将领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就全力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工作。父亲顾全大局,倾力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西北地区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毛主席夸奖说:

“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到了1949年10月,父亲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率18兵团等部入川歼敌,后配合刘、邓大军聚歼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于成都地区。又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一道,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西藏、剿匪反霸和建设大西南的各项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人民体育事业发展,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我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3

 

革命理想高于天

 

父亲一辈子都喜欢草鞋。他知道皮鞋舒服,但草鞋寄予了他太多感情。他说,我脱掉了国民党高官的皮鞋,穿上共产党红军的草鞋,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草鞋凝聚了革命理想,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革命精神。从湘鄂西作战,到万里长征,父亲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还要编草鞋。当时部队规定,每人每天两双草鞋的指标,父亲带头完成。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是踩着红一方面军的脚印过去的。一路上树皮都吃完了、草根都拔完了,很多官兵实在饿的受不了了,想要放弃。于是父亲找来宣传干事说:

“现在的确很苦,怕吃苦就不要参加共产党,我们就是要把天下老百姓的苦都吃尽,才能解放全天下的老百姓。你就把这话跟干部战士说。让大家坚定信念,战胜困难。

 

当时的环境很恶劣。部队一连好几天行进在浓雾笼罩的水沼草滩边缘,不见村落,没有人烟。不仅筹集粮食全无指望,就连宿营找块干土、找些干柴也相当困难。天上还经常刮大风,下暴雨。沼泽中的积水是棕褐色的。有植物腐烂的霉臭味,不能食用。沼泽中没有路,只有踏着大大小小摇晃不定的草墩试探前进。当然,偶尔也有碧波涟澜的清水上一片片翠绿的浮萍开着紫红色的小花;但也有一些深不知底的泥潭。人畜一旦误踩上去。就会不停地下陷,直到被黑手乎的泥浆所吞没。上千名干部战士牺牲了,有些同志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再也爬不起来。由于是冻饿而死有的烈士嘴里含着青草,脸上似乎还是笑盈盈的。

 

看到大批干部战士凄惨死去,父亲心如刀绞。他知道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他把传令兵叫到跟前说:

“再给各师申述一次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我们活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弟兄。”

 

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父亲把自己一口一口节省下来的炒面分给战士们。洪湖出来的警卫连长朱声达胸部负了重伤,口粮又吃光了,奄奄一息。父亲亲自用水拌和炒面喂进他嘴里。朱声达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老总,你吃吧。你也该顾顾自己啦。”在父亲的带动下,军团直属队的干部战士纷纷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捐献出来,支援前卫部队,留给后卫部队,不顾死亡威胁自己。

 

断粮了,父亲与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为了防止指战员在吃野菜时中毒。他指示各部队成立“党、团员试吃组”,并带头参加。当野菜和能吃的草很难找到时,他又号召大家寻找前面部队丢下的马骨头和牛皮。并且亲自教他们吃皮带、皮鞋的方法。他还号召大家到河沟、水塘里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蚁。他说:“同志们,只要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嘛!”一路上,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带头去钓鱼。他钓鱼从来不自己吃,总是和大家一起吃。

 

有一次,父亲一大清早就出去钓鱼。夕阳西下才“收兵回营”,钓的鱼装了半个口袋,足有几十斤重。回到宿营地,他把鱼口袋交给司务长,再三嘱咐全部煮好让大家吃个饱。司务长拿出大锅。烧了满满一大锅鲜鱼野菜汤。开饭时,贺龙走过来,手拿汤勺向大家挥手说:“同志们!今天会餐,喝鱼汤啦!每人一茶缸,多余的给伤病员。”说完,他亲自掌勺为大家分鱼汤,从副政委、干事到通信员、警卫员、炊事员,每人都分了一茶缸,最后才给自己舀上一茶缸。他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一边吃一边乐呵呵地说:“味道还真鲜哩!要是再放点盐进去,我看长沙城里的‘三鲜汤’也没有这汤味道好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红军就是靠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就是靠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的精神,打垮了国内外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现在,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非常好。新一代共产党人、革命军人,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官兵一致、军民团结,创新发展,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开创的宏伟事业,接下来,干下去。

04

一辈子惩恶扬善

 

父亲一辈子惩恶扬善。有一年大过年的,听父亲说起打恶霸的事,我听得入了神。这事后来被告写到父亲的正史传记中。

 

《贺龙传》中是记载:贺龙、周逸群等人计划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不料腊月二十三,即1月15日,暴动计划被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窃取,行动被迫取消。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达监利县。初一一大早,他和周逸群、贺锦斋便带了一些粮食和银元,挨家挨户去穷苦人家拜年。老百姓悄悄地向他们反映,这儿有个大土豪李振涛和土匪勾搭在一起,绑票勒索,奸淫掠抢,无恶不作。

 

贺龙听了怒气冲冲地说:

“给这个大土豪拜年去!

 

贺龙带着近百人来到李振涛家,见到李振涛便脸色一沉说:

 

“我是贺龙。


李振涛吓得扭头就跑。贺龙拔出手枪连打两下,李振涛应声倒地。周逸群走进堂屋,看见屋里摆着一面大鼓。他找到笔墨,在鼓面上写下一行大字:“杀尽天下土豪劣绅”。落款是:贺龙。

 

根据年关暴动的决定,彭公达奉贺龙等人命令,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乘夜袭击了驻扎在盘塘的国民党团防大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银钱食物,然后返回黄叶岗,在山洞里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05

艰苦岁月有主心骨

 

叶青松著的解放军第一军征战纪实《虎啸万里》一书中有记载:当时,洪湖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之手后,红3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只剩下了1万余人。红军广大指战员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回洪湖去。然而,夏曦既对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失去了信心,又怕承担丢失苏区的责任。

 

不敢走,也不敢留,成了夏曦的心病。他只能带领红3军在大洪山一带往返游荡。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怎能没有根据地?1932年10月下旬,中央分局在湖北随县王店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父亲在会上说:“部队总不能老四处游荡,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换口气,休整休整。”于是,父亲主张重整旗鼓,发起对敌人的进攻,恢复洪湖苏区,并重新组织湘鄂边特委,带一部分部队恢复湘鄂边苏区。

 

父亲的主张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支持。

 

到了西峡口附近,父亲把贺炳炎叫来说:“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敌人的伏击。”

 

贺炳炎受命而去,在临近西峡口布下了一个口袋。

 

马英才旅的士兵大摇大摆地追来了。突然,西峡口山上的伏兵势如破竹地杀将出来,打得马英才旅一个措手不及,前面的红军部队又掉过头来夹攻,400多名敌人就这样死于非命。

 

敌人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后,被迫停止追击。红三军进至陕南,父亲得知武关及其附近有敌军一个旅,周围还有两个旅,便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

 

父亲亲自进行了战斗动员,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一个营。

 

武关战斗后,父亲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四方面军已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方向转移;据敌军留下的报纸消息证实,红4方面军确实转移了。

 

12月15日,红3军从武关附近折而向南,由洵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经神河街、牛头店,进入万县地区的巫溪县,准备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巫溪守敌黄涛闻讯,立即派保安队长史焕章率300人在母猪峡隘口阻击。

 

母猪峡,又名“一线天”,峡高300米,长1公里,宽不到3米,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黄涛心想:“如此要隘天险,我重兵把手,阻止红军入川理所当然。”黄涛部署完毕,就忙官场上的事去了。

 

父亲得知敌情后,命令先头部队的雷连长于当天傍晚率一连战士,从侧翼隐蔽上山,除掉隘口山上的敌军岗楼。雷连长受命后,立即组织战士抵近岗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拔掉了哨兵,一脚踹开楼门,勇猛地冲进屋去,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贺龙领导的红军!”

 

保安队长史焕章正倒在床上吸鸦片过烟瘾,突然听到“贺龙”两字,顿时惊惶失措,忙从床上爬起来,一面支吾其词,一面暗中摸枪。雷连长眼疾手快,飞起一脚踢掉史队长的枪,随即递给他一张署名贺龙,写有“为民除害,横扫天下,挡我去路,若卵击石”的“特别通行证”。史焕章此时早已吓得浑身筛糠状,一个劲地打躬作揖,连声说:“撤,我们撤!”

 

如此这般,红三军凭借着贺龙的这张“特别通行证”,不费一枪一弹,通过了黄涛精心部署的母猪峡,顺利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接着,贺龙率领红3军沿鄂川边境继续南下,越过巫山,横渡长江,一举攻克巴东县城。1932年底到达鹤峰县境内。1933年元旦,红三军利用敌第二十一军驻湘鄂边的部队全部西调的有利时机,乘虚攻占鹤峰城,全歼当地保安队。

 

两个多月时间里,红三军南来北往,顶风冒雨,一路刺杀,苦苦转战3500公里,粉碎了沿途敌人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胜利地实现了红三军的战略转移。

 
责任编辑:邓 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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