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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养女孙维世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万伯翱 时间:2019-05-15

孙维世和周恩来夫妇.jpg

▲“红色公主”孙维世和她的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

孙维世,一位才华横溢的新中国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邓颖超爸爸妈妈的“红色公主”。

5岁为周爸爸放哨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首充满悲壮情怀的七绝,是1927年7月20日,孙维世的父亲,中共党员孙炳文(字纬坤)被蒋介石亲批“叛徒严惩”,在上海龙华惨遭腰斩后,她的母亲任锐愤而写下的其中两句。

孙维世,小名孙光英,1921年出生。老天爷在她出生的时候就把她的命运给安排好了,孙的一生,充满了红色革命的色彩。其父孙炳文才华横溢,曾任京津同盟会主办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他在报上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当时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诬蔑的愤怒,血气方刚的孙炳文竟独自一人跑去该报社,赤手空拳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回时双手鲜血淋淋。1913年1月16日,孙炳文参加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败露,京津同盟会被迫解散,孙炳文也遭到通缉,他偕爱妻任锐乘火车悄悄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躲避。

1916年,孙炳文经宜宾好友李贞白介绍,结识了当时的护国军将领后为新中国第一元帅的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英雄相惜颇有相识恨晚之感。1922年9月,两人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同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孙、朱、周三人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情同手足。

1926年初,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秘密接头时就怀抱着5岁的女儿孙维世,让孙维世看身后有没有可疑人的跟踪。见面后,他们坐下来谈话,这个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放哨,打幼年那时起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

周爸爸送女赴延安

孙维世父亲壮烈牺牲后,母亲任锐把宁世、济世两个大的孩子安顿在武汉,由外公外婆出钱供养。随后,便带着维世、名世回老家四川南溪,开始了将近10个春秋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

1936年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任锐,为了减轻生活重压,把15岁的孙维世化名李琳送到中共领导的左翼剧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已亭亭玉立的孙维世成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一边在东方话剧社学习话剧表演,一边演戏。孙维世扮相秀丽,加上她良好的表演天赋,先是在“王先生”喜剧系列影片之一的《王先生奇侠传》中崭露头角,后又与当红影星舒绣文、吴茵、刘琼等合作演绎了《压岁钱》《摇钱树》《镀金的城》等多部影片。在上海的一年演艺生涯中,孙维世认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左翼文艺界明星赵丹、白杨等。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造化弄人,在这里,孙维世还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有“中国话剧皇帝”盛誉的金山。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任锐得悉周恩来在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还是把子女送进革命大队伍里为好。任锐暂时中止了孙维世的演艺牛涯,让22岁的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船前往正武汉投奔周恩来。孙维世随哥哥一路舟车辗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武汉三镇,很快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兄妹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周恩来不在,他们向办事处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抗日的要求,结果,孙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龄小被拒之门外。倔强的孙维世不顾寒风凛冽,站在办事处门外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不肯离去,正当孙宁世拉着妹妹不知所措之际,巧遇周恩来从外面归来,看着这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孩,周恩来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为他放哨的黄毛小丫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你周爸爸啊!孩子,你们受苦了。”

孙维世就这样幸运地留在了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又将任锐请到武汉,将她们母女一起送到延安,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母女同为同学,在延安成为一段佳话。

孙维世天性聪颖、充满智慧和热情,不仅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她,中央的许多老同志也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周恩来与孙炳文不仅是革命战友,而且还有着不同一般的同志之情。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写给任锐的信中说“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经常去看望,甚至住在周恩来的家里。

毛泽东亲批去苏联留学

1939年7月,周恩来由杨家岭驻地出发,前往中央党校做报告,途中坐骑突然受惊,将他摔下马来,造成右臂骨折,不得不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此时已是中共党员的孙维世依依不舍地到机场送行,她用手扯扯站在周恩来身旁警卫员刘久洲的衣角,悄悄地说:“你替我跟爸爸说说,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苏联。”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一听,立即竖起浓眉严肃地说:“我去苏联治病,是中央决定的,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同来送行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邓发在一旁听了,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过话茬说:“维世呀,如果你真的想随爸爸妈妈去苏联,那你就骑上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呀。”

性格率直的孙维世一听,飞身上马,直奔毛泽东住的窑洞,径直闯了进去。毛泽东等孙维世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提起毛笔写下“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然后停下笔,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嘀咕着:“同意你去苏联做么子呀?”心急火燎的孙维世顺口回答:“学习,去苏联学习嘛。”毛泽东又笑了,欣然同意,提笔在“苏联”两个字后边加上“学习”二字,然后署上大名——毛泽东。

孙维世未等墨干就拿上纸条,冲出窑洞,飞身上马,跑回机场。这时,飞机的引擎已经发动,螺旋桨的高速转动吹得机场上尘土飞扬。孙维世跳下马,右手扔掉缰绳,左手挥扬着那张纸条,高喊着“主席同意我去苏联了!”飞快地登上了飞机。这时,机上的人们才吃惊地发现,这位即将留学苏联的孙维世竟光着脚穿着草鞋。

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jpg

▲周恩来和孙维世在苏联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表演系和导演系读书。她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接受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和表演理论体系的教育,各科目成绩都很优秀,这为她后来为新中国话剧事业发展与繁荣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9月底,孙维世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李立三夫人李莎一起回国。 1946年11月初,孙维世回到延安。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在石家庄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不久,孙维世调往华大文工一团工作,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做榜样,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团员们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和社会见闻。

在莫斯科为毛泽东当翻译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唱着雄壮欢快的歌声进了古老的北平城。同年7月,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人选中国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欧期间,她曾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东欧各国参观访问,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历时半年左右才结束。回国途中,孙维世接到张闻天要她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大使馆是要她去与师哲等一起为中苏领导人会谈做翻译和文秘工作,此刻,毛泽东已先期到达风雪中的莫斯科。

孙维世与师哲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出访任务,承担中苏领导人之间的重大翻译和中苏签约的文件翻译任务。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当时直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爱的迷雾

1950年初春,和平解放后的首都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孙维世在执导自己翻译的名震一时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选中了她当年在上海就熟知敬仰的金山和他的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排演这出戏期间,张瑞芳发觉29岁的孙维世已爱上自己39岁的丈夫金山了。

20世纪50年代,金山孙维世夫妇合影.jpg

▲20世纪50年代,金山、孙维世夫妇合影

金山是中国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起,先后创办和参加了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等,并开始重视表演艺术、导演艺术的理论与技巧的钻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山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从上海出发,辗转千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

金山到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负责戏剧、电影工作。1938年,组织中国救亡剧团赴东南亚,向海外华侨进行抗战宣传。1939年春到达香港,导演并演出过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42年在重庆主演了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以精湛的演技和生动的语言声调,在舞台上塑造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悲壮形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轰动了陪都山城重庆。以后,金山参与筹建了中国艺术剧团,任总干事,并建立了专用剧场,演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目,成为大后方一个坚实的进步戏剧文化阵地。

1946年,金山到东北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编导、拍摄了抗日影片《松花江上》,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1949年,金山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后兼任总导演,在这个新中国刚建立的剧院,他先后主演了《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红色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丽人行》《文成公主》,陈白尘的《纸老虎现形记》,姚仲明的《记忆犹新》等。

毋庸置疑,金山是20世纪话剧、电影界出类拔萃的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杰出人才,但金山的一生,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舞台上,金山是位出类拔萃的好演员;在生活中,人高马大、富于激情的金山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子。

当时,孙维世胆大妄为充当第三者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因为金山和张瑞芳不仅曾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而且也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思考再三,还是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孙维世不正确的恋爱观,不该爱上有妇之夫,破坏别人的家庭。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人爱河无法自拔,她为了这次相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孙维世的任性使周恩来夫妇也无可奈何。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为了演好青艺这出非同小可的开张戏,为了不破坏正在排练着的《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顾全大局把泪水往肚里咽。她坚持和金山进行了最后的合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和金山的婚姻,并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等待着,当她看到“妈妈”出现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邓颖超告诉她,“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总理爸爸的不凡礼物。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纸里包的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而又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干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摘选自《红墙内外》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责任编辑: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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