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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陈希同

来源: 前哨午报 作者:郑理 时间:2019-04-02
 

2006年6月1日,陈希同在保外就医第一天同本文作者郑理见面时的情形

 

01

1995年4月的陈希同……

1995年的4月,对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来说,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王宝森失踪。王宝森自杀。快速免职周冠五的职务和逮捕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同时进行。北京市委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时任党的总书记三次找陈希同到中南海谈话。总书记令陈希同马上写引咎辞职书。

王宝森失踪……

1995年4月5日上午,市长李其炎在小北楼(即市长办公楼)一楼会议厅,召开市长办公会。这次办公会是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唱主角,可他始终没露面;5日下午,在市委常委会会议室,书记陈希同主持召开常委会。王宝森依然没有出席。常委们议论纷纷,常委会无法继续开下去,陈希同提前宣布散会。

书记召开常委会常委王宝森不出席也不请假,市长李其炎召开市长办公会,唱主角的常务副市长不出席也不请假。王宝森到底去了哪里?他究竟在干什么?

为此,陈希同心里很是纳闷。心神有些不定的王宝森究竟怎么了?!

1

常委会散会后,张百发接到李其炎的保镖小赵的电话,便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市长李其炎办公室。此时此刻,李市长正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高大的靠背椅上,不知他是闭目养神,还是在琢磨什么事。他睁眼一看,见张百发进来了,赶忙请坐,并对韩秘书说:“小韩,快给百发沏茶,要沏最好的!”

百发在李市长对面坐下。李市长说:“百发同志,看来王宝森是失踪了。”

“很有可能。”百发说,“我也这么认为。”

王宝森到底是自杀了?还是叛逃了?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和一个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俩人分析来分析去,最后也没分析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这可是一件大事,我看咱们得赶快报告中央。”看得出来,此时此刻的张百发大事不糊涂。看来他头脑还是挺清醒的。张百发瞧着李市长,向前微微探了探身子说,“其炎同志,你赶快给希同打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

“好,你考虑得很对,我这就给希同打电话。”李其炎说。

为了保密其间,李其炎拿起红机子,一下子就拨通了陈希同的电话,开门见山,直接提出了王宝森失踪的事情得赶快报告中央的建议。张百发就坐在电话机旁边,当他从听筒里听到陈希同还是有点犹豫时,便赶紧向李其炎打了打手势,意思是说,这事绝不能再犹豫了,得赶快劝劝希同,让他就此事马上向中央报告。

作为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心里很清楚,此事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事关大局,迫在眉睫。其实,陈希同本人也正在考虑此事,他也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马上下定决心的勇气。就在这个十分关键的一瞬间,李其炎和张百发的这个电话,起了很好地促进作用,三个人的想法迅速一致起来。陈希同十分痛快地接受了俩位助手的建议。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他马上拿起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向中南海挂了紧急电话,意思是我有急事向中央报告。

中南海接到电话后,令其马上到中南海汇报。

“好,我同其炎同志马上就去汇报。”希同放下电话,心里还在琢磨:王宝森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为何要这么干呢?陈希同想到这里,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件事,就是王宝森在前两天曾对陈希同突然冒出一句话:“昨天,中央纪委有人给我打过电话。”说者可能有心,但听者却无意。陈希同当时并没因为王宝森说的这半拉子话,引起他的警惕。王宝森也没再往下说什么,陈希同漫不经心地听罢也就完了,也没再往下问。到了这个时候,陈希同似乎是恍然大悟,突然把王宝森的失踪同这个中纪委有人给他打电话联系起来:是不是上边有人在施压威胁、逼迫王宝森……他不敢再往下多想了,要是那样,事情那就更加复杂了……

2

陈希同、李其炎二人迅速赶往中南海……

此刻,时间已经走进4月5日夜晚。

首都的一名常务副市长突然失踪,这绝非是一件小事,中南海迅速忙碌起来。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同志,很快知道了。紧接着,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公安部长陶驷驹、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梁国庆都迅速来到罗干同志办公室。人们可以从每位领导同志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严肃程度,可以判断出国家发生了重大紧急情况。这时,异常严肃的罗干同志向大家宣布:“现在陈希同正在向总书记汇报,王宝森失踪了……”

大家一听到“失踪”二字,个个都有些感到惊讶,感到情况变得异常严重。为了防止王宝森万一外逃,大家议了议,罗干同志当即决定,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立即发出通知:全国各地马上封锁海关、口岸……

02

 

王宝森自杀……

1

 4月6日清晨,在怀柔县崎峰茶发现了王宝森自杀身亡的尸体。

 4月7日一上班,就王宝森自杀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发出紧急通报。新华通讯社公布了王宝森因涉嫌经济问题畏罪自杀的简短消息。

 4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查封了王宝森的办公室。对于办公室里的每一本书,都进行了检查。据说,在王宝森的办公室里,除了领带、名烟、名酒,并没有发现现金。

 还是4月7日这一天,“2.13”案件组查抄了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的办公室。据说,查出几万元现金和几盘不雅录相带。闫秘书被捕。

 紧接着,市财政局副局长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李怀伟、北京市京华投资公司总经理王伟光、市财政局副局级调研员兼办公室主任孔秋兰相继被捕。

 形势逼人。王宝森自杀以后,连昔日说话吐口唾沫都是钉的陈书记,到了这个时候,说话的口气也变得温和多了。就在王宝森自杀后没几天,张百发的秘书韩军然突然接到陈书记亲自打来的电话:“小韩啊,我是希同,百发同志在吗?我有事想找他。”

2

 这些年来,只要是陈希同有什么事需要找张百发,通常都是秘书打电话。像今天这样,由陈书记亲自打电话,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今天陈书记却一改往常的习惯,亲自拿起电话找张百发,这让头脑敏捷的秘书小韩,凭他多年的经验判断,陈希同准有重要事情要亲自找张百发商议。所以,他迅速拿起电话,一听是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声音,而且又是从来没有过的亲切,小韩简直是受崇若惊,赶忙说:“在在在啊!您找他,我现在就通知他去您那里。”

 “不啦,我去找他吧。”陈希同说,“你告诉百发,我这就过去。”

 “希同同志,希同同志……”小韩对着话筒连叫几声,他想告诉陈书记:“您不要过来,叫百发同志这就过去。”好像小韩的话,陈书记根本就没听见似的,没容小韩说完,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小韩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年已65岁的陈书记过来,他有什么事,百发同志马上到他那里去才是。

小韩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嗨,今天希同同志怎么啦!?”

 在这里还需要多交待几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院,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他给后来人留下许多党的良好传统和习惯:在党内,不论职务高低,官位大小,一律称同志。这种称谓,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大家都感到很亲切。不知什么时候一阵西风吹来,全改变了。有一回我去广东某市出差,接待我们的某市政府的同志作为好消息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我一听“老板”二字,吃了一惊。我悄悄问:“怎么,老板请我们吃晚饭?”接待我们的同志看出了我的顾虑,便说:“老板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市长。”现在变啦,单位的一把手都不叫同志叫“老板”了。我心想,改革把同志给改掉了,开放把“老板”又请回来了,我想都不敢想。陈希同的两位秘书王小贝、陈健,在公开场合也都称市委书记“希同同志”。在他们秘书之间,小贝习惯称呼市委书记陈希同为“老希同”。可能是因为陈希同年纪大了些,又不能把老放在希同名字的后边叫“希同老”,王秘书就来了个创新,把老字放在了名字“希同”的前头,就成了“老希同”。自从贾庆林调任北京市长以后,贾庆林的秘书、司机、保镖一改往日称“同志”的习惯,都以“我们的贾老板”称谓贾市长。从此,贾市长成了北京市政府的大老板,而国家总理朱总理,堂而皇之成了咱们国家的“朱老板”。不叫同志叫老板。市委市政府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听到对总理,对市长称呼“老板”,心眼里总感到有些别扭。惊呼:“变了,变了,中国社会真的变了,党的领导人不叫同志叫老板。看来,这党,这政府,这国家,也要一步步地变成私有的了。当年我们只对有些大资本家才这么叫,如今却成了共产党的官称。过去被我们共产党打倒的东西,今天怎么又被共产党自己捡回来了呢?不理解,我怎么也理解不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百发同志的办公室也同其他领导人的办公室一样,秘书的办公室同他只有一壁之隔。小韩不敢怠慢,放下电话马上跑到隔壁屋里去报告张百发。就在小韩快步走往隔壁百发办公室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他脑子里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七八个月前,希同同志亲自打电话找百发的情景……

 那是为接待群众上访问题,陈希同让秘书王小贝打电话给张百发。王小贝说:“有群众在市委东门上访,非要见老希同和百发同志不行。”老希同让张百发出来接待一下。小韩赶忙解释说:“百发同志正在五洲大酒店会见外宾,现在没法回来。”

 王小贝虽然是市委书记的秘书,又是市委副秘书长,可他这个人没有官架子,对谁说话都客客气气。他听小韩这么一说,便挺客气对小韩说:“那好吧,我先向老希同汇报一下再说。”

 “那好,有什么事请你随时来电话告诉我。”小韩说,“我现在就给百发打个电话告诉他,让他早点回来。”

 过了一会,王小贝又打电话来,告诉小韩说:“百发没来,老希同很生气。小韩我告诉你,老希同有可能会亲自打电话过去。”

 王小贝说对了,小韩刚放下电话没多会,电话铃又突然响了起来,小韩心里已经有底了,他怕是希同同志亲自打来的,铃声一响,赶忙抓起听筒。果然是希同同志来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大声嚷道:“百发呢?!我是陈希同,我有事找他!”

 今天同样是希同同志打来的电话,可他说话的口气却完全变了。上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吐口唾沫就是钉,只要他话一出口,别人就得听从。这一回完全是一种和蔼可亲,有事好商量的口气。

 小韩把希同同志马上要过来见张百发的消息,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张百发。张百发一听,马上说:“嗨,你怎么能让希同同志到我这里来呢!无论从年龄上还是从职务上,我都应当到他那里去才是。你马上打电话告诉希同同志,就说,百发同志这就过去。”

 “我哪里有这个胆量敢叫希同同志过来呀!”小韩解释道,“他还没等我说话,只说了声‘我这就过去’,立码就把电话给挂上了。”

 “哎!怎么能让希同到我这里来呢!?”张百发很不高兴地埋怨道,“小韩呀,在这方面以后你可得千万要注意。在工作上不仅他是我的领导,说什么希同同志也是65岁的人了,他总比我大好几岁呢!”

 张百发分工管人民来信来访,此刻,他正在听取市委市政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秘书小韩匆匆走进张百发办公桌前来报告:“希同同志有事过来找你。”张百发听罢,马上停止听取工作汇报,说:“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改日另找时间谈吧。希同同志有事找我。”

 信访办的同志刚走,希同同志便到了。张百发赶忙站起来请希同同志坐下,然后吩咐小韩:“给希同沏杯茶,沏龙井茶,最好的龙井。”小韩很快沏好茶,并端到了陈希同面前,然后去隔壁他的办公室待命。领导说事,其他人(包括秘书)要回避。这是每个领导人的秘书都知道的,这也是没有写在条文上的规矩。

 不知是陈希同事先说好了叫市长李其炎也过来的,还是偶然碰巧的,过了不一会儿,李其炎市长连电话也没打,他便突然来到百发同志办公室。陈书记、李市长,加上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三个人聚到了一起。不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大事,反正一直谈到吃午饭,陈、李还都还没离开。时针指过12点的时候,张百发突然喊了一声:“小韩,希同同志要走,快过来搀扶希同同志下楼。”张百发办公室在市长办公楼(小北楼)二层,去张百发的办公室,需要走大门内靠右手的楼梯。这个楼梯狭窄且陡,盘旋着上去的,总共要迈过31级台阶,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急转弯。小韩放下手中的其他事情,赶忙跑过来搀扶希同同志,张百发一直送到楼梯口,然后又向小韩交待几句才回办公室。陈书记在小韩的搀扶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往下走……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总感到下楼比上楼还难,特别是下陡点的楼梯,越走越困难。老陈越往下走,小韩就越感到他的手有点颤抖,两条腿好像也有些变得僵硬了。希同一边下楼梯,一边对小韩说:“楼梯有些陡,下楼走起来,就觉得很不方便。我毕竟也是65岁的人了,看来不服不行。”

 陈希同说这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小韩看着、听着,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看老书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希同同志不光变老了,也一下子变得更有人情味了。不知咋的,此时此刻,小韩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只觉得鼻头发酸,泪水不由自主地涌满了眼眶……

03

 

快速免职周冠五,同时逮捕其儿子周北方

1

1995年2月13日,首钢接到上级通知,下午召开常委会,有重要的任免,市委领导宣布。陈希同在去首钢之前,他召集刘淇(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和准备到首钢接替周冠五职务的冶金部毕副部长,还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张彭,一起开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小会。陈希同神色严肃地说:“今天上午中央开会,决定在今天下午,宣布免去周冠五在首钢的职务,同时逮捕他的儿子周北方。”

免职老子和逮捕儿子,这两件事本来可以分开进行的,为什么非得同时进行呢?而且中央上午定了下午就得办。显然,这其中有什么玄机。有人听了陈书记传达,心里还在琢磨。陈希同还向张彭特别解释道:“为何叫你一起去呢?我担心,周冠五同志有可能想不通。如果他想不通的话,你可以留下来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陈、刘、毕、张4人集体上了一辆面包车很快到了首钢。

到了首钢,先开常委会,由市委书记陈希同传达了中央精神,接着又召开了首钢中层领导干部会。陈希同宣布了免去周冠五的职务,办理离休手续。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由冶金部副部长老毕同志接任周冠五的职务。他们俩位领导宣布完就走了,留下张彭和新任党委书记毕书记,还有原书记周冠五、副书记白良玉。周冠五问张彭:“看来明天我就不一定来了?”张彭同白良玉交换了一下眼色,张说:“看来是这样,明天你就不要来了。”

2

长期在首钢任职党政一把手的周冠五,怎么也没会料想到,突然失去手中掌握的权力。周冠五更是不曾想到,与此同时,就在陈希同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同时,次子周北方官方以涉嫌经济犯罪予以逮捕。

周北方是首都钢铁公司助理总经理、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助理、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被逮捕后连夜审讯,然后被迅速送进秦城监狱。

俗话说,人要是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对于周冠五来说,想不通的事接连发生:既然是正常离休,为何必须马上腾出办公室,而且任何材料都不允许他带出办公室,甚至连他陪同邓小平视察首钢的照片也不准带走。这其中究竟为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周冠五一直到2007年4月20日去世也没想通。

3

周冠五,这个身高1米80有余的山东大汉,不论干革命还是搞建设,他敢干敢拼。他1935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3月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苏鲁豫军区营长、冀鲁豫边区湖西专署金巨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江西贵溪军分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周冠五,一直拼搏在钢铁战线。几十年如一日,他把首钢当成了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新战场,看成了施展才干的大舞台,开始了他的老兵新传。周冠五同志曾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还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这突如其来的“快速免职”,把周冠五一下子弄懵了:“既然是正常离休,为何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宣布免职腾出办公室时,为何办公室里的所有资料都不许我带走?包括我同小平同志一起照的合影,特别是悬挂在会议室里那张我陪同邓小平视察首钢时照片,已经被摘下来了,为什么也不能给我呢?”

周冠五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越想越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秘密。他心里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4

2月13日,周冠五被快速免职,和周北方被逮捕当天,北京案件组经批准,改名“2.13”案件组。

京城的抓捕行动,一个接一个迅速展开:

2月15日,何世平(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被拘留审查;2、3月间北京正值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简称两会)的锁定时间,为了排除各种干扰、确保“两会”正常进行,2月17日,以公务出差广州的名义,调陈健离京去广州。然后由“2·13”案件组的同志,等候在广州市远效的某机关培训中心里,2月18日,在陈健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逮捕(在陈健调往广州出差的前一天中央有关部门已经给陈希同打了招呼)。陈健一看事情不妙,在迅速审讯他的时候,争取有个好态度,就来了个竹筒子倒豆子,干脆痛快地交待了问题。在他交待的问题中,一条最为重要的线索就是胡晓凡通过陈健牵线,王宝森批准借给他1亿元人民币购买月坛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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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森的自杀,消息如电闪雷鸣,迅速传遍京城。紧接着,由国家审计署二名司长带队,组成20人的工作组进驻财市政局,开始了全面审查北京市自1980年以后的所有帐目。

有些一贯受到王宝森的呵护,说话、办事总是盛气凌人的财政局的“小官儿们”,一看这架势,一夜之间变成了霜打的瓜菜,焉了。人言可畏,四面楚歌。有人到了办公室,瞅瞅四周没有别人,就悄悄对同办公室里的室友说:“不知怎么啦,我和我爱人天天都在提心吊胆地活着。我没有经济问题啊,可一看这架势,心里就老不踏实,好像现在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凡是在王宝森身边工作过的,被王宝森重用过的人,这回都休想躲过。”

北京市的事,特别是陈希同任市长以来的事,一夜之间,都成了问题。今天这个人被拘,明天那个人被捕,后天不知谁又被抓,搞得北京市的干部人心慌慌,好像给人留下了一个都人人自危的感觉一样。特别是王宝森曾经主管过的部门市计划委员会和市财政局,一到上班时间,早到的人先不干别的,先看看谁没来。若是有几个人不知因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于是,是否又被抓起来的消息便立刻传开。有的人过两天又来上班了,有人便问:“他不是来了吗,怎么说人家被抓了呢?”有人则会马上回答道:“嗨,这只是时间问题,别着急,我们骑着毛驴看唱本,咱就走着瞧吧,用不几天也就轮着他了。”有人还说:“没准他被抓错了,关了两天又放出来了。”

6

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人们大都把目光集中到陈希同身上;来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议论多里去了。有人劝他说:“希同同志,你可要多加小心啊!”而陈希同却蛮不在乎地说:“我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错误。属于我的错误我来检查,我来承担责任,可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说我有经济问题,那是污蔑。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陈希同一分钱的贪污受贿问题没有。王宝森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总不能把别人问题也算在我陈希同的头上吧!”

其实,陈希同同志忘了一个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那就是胳膊拗不过大腿。

引用香港某媒体的一种观点:认为原来即使是经济问题,也要从政治上先找问题;现在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即使是政治上问题,也要从经济上先找问题。这次的陈希同,明明是政治问题,偏偏要从经济上找问题。

大多数人看形势,是随大流,人云亦云。有人看是陈希同的问题,来势又这么猛烈,昨日一言九鼎的陈希同,现在说话也不灵了。

4月10日,依然作为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像往常一样,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问题。”

此一时,彼一时。陈书记这番苦口婆心地讲话,若是在几个月前,还是挺权威的。可是,今天市委市政府大院里的人还是昨天那些人,由于形势变得逼人了,有些人也随之而变了。不管再从陈希同嘴里说什么经典的话,不光不会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有可能,有人会把它当成笑话说三道四。甚至有人讽刺挖苦道:“什么人生观世界观的,你先瞧瞧自己树的是什么观吧!”

04

 

陈市长家的“老保姆”

陈希同夫人章潜(右),老市长陈希同(中间),作者郑理(左)

她,鲁迅的好友、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教授川岛先生的爱女;

她,一位1948年从杭州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大学生;

她,1949年工作在北京市军管会;

她,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她,为支持丈夫工作,总是心甘情愿地放弃升官的机会;

她,邻居家的小保姆把她视为陈市长家的“老保姆”。

陈市长家的“老保姆”原来是陈希同的妻子、离休老干部章潜。

章潜从2013年6月2日丈夫陈希同病逝,到2014年12月20日病逝,她不知道丈夫已经先她一年半怀着冤屈离开人间。

 

北大教授川岛的爱女章潜,嫁给农民的儿子陈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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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原名陈运昌,四川安岳人。考进北京大学以后,改名陈希同。他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而是信仰的转变。

陈希同1948年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成都著名的华西医科大学。不过,虽然很多同学都特别羡慕他,可他并不乐于学医,最大的理想是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李大剑、鲁迅曾经讲学过的《北京大学》学习文学。他非常希望自己将来能像中华民族的硬骨头鲁迅那样,用手中的笔作刀枪,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战斗。不过学文学需要自己掏腰包花钱。家里就靠母亲一人种地供他母子二人生活就已经够呛了,怎么能有钱供他上大学呢?当时北京大学只有教育系免费上学,吃住全管,还按月发点零用钱。在这种情况下,他无可奈何地报考了教育系。心想,学教育也好,毕业以后,想办法办一所对穷人的孩子能免费的学校,让穷苦的孩子有学上。

他果真考取了北京大学。不过录取的不是教育系,而是他所理想的文学系。他报考的本来是教育系,怎么会被文学系录取呢?原来是他的作文写得太精彩了,被爱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们看上了。校方了解到陈希同是由于家境贫寒,想报考文学系而没敢报考时,经教务长批准,学校对他来了个网开一面——免费上北京大学文学院。

当这个好消息传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全村轰动,母亲高兴地流泪了。全村姓陈的都为陈家出了一个“状元”而欢欣鼓舞。一天,陈氏家族的人一个个跑到家庙里集会,商量如何帮助陈氏“状元”郎去京城上大学。大家商量的结果,凡是姓陈的都可以自愿捐钱,能捐多少就捐多少,不勉强,完全靠自愿。这是大家在为陈希同去北平的路费和上学用的文具品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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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调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后,同川岛教授的爱女章潜谈恋爱时,川岛还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当川岛知道以后,抚摸着希同的头发感慨地说:“要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你这段经历就好了,我可以资助你。”

川岛教授特别喜欢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一生资助了不少穷苦学生上学。

陈希同实现了父亲的梦想,高高兴兴地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里有马寅初、翦伯赞、朱光潜、冯友兰、王力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也先后被聘请任教。中国许多科学院院士和学部委员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古老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教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最高学府,还是传授先进革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一些革命家、政治家是从这里开始战斗的。陈希同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陈希同表现出意气风发、奋进不息热血青年的样子。1948年下半年便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示威游行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脑子里的革命思想渐渐多了起来……

1948年秋天,陈希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2月17日,党内传来特大喜讯: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了北京市的组织机构。根据中央的决定,北平市委由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肖明、王鹤峰、张秀岩、韩钧11人组成。彭真同志任市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任第一副书记,赵振声同志任第二副书记。同时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徐冰同志任副市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6月,陈希同毅然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从此,陈希同成为北京市公安战线的一名人民公安干部。

在革命队伍里,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工作特别来劲。1953年,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需要一位机要秘书,条件是:会说四川话、大学生、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参加过地下党的工作、二十岁出头,而且嘴一定要严。当刘仁把这个条件告诉了组织部门以后,经北京市党的组织挑选来挑选去,最后挑到了陈希同。

从此陈希同当上了北京市二号人物刘仁同志的机要秘书。

3

领导人的秘书都属于办公厅的干部,他陈希同经常和办公厅机要处的同志打交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同在一座小楼办公的市委机要处文印室的江南姑娘章潜。

在许多轻人的心目中,章潜是位很讨人喜欢的江南姑娘。她生于1929年11月15日,比1930年6月10日生于四川安岳的陈希同大半岁。章潜生于江南水乡绍兴道墟镇。她好学上进端庄美丽。陈希同自从认识了章潜,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爱情的种籽一旦在心灵中扎根,那就根深蒂固难于自拔。爱情在陈希同的心里顿时变成了激情燃烧的一团火,使他更加热爱生活,更加朝气蓬勃,更加积极向上。

章家是绍兴望族,在绍兴一带是很有名望的,方圆百八十里一提出起道墟章家,大家都知道章。父母特别喜欢二闺女章潜,每年都要给她过两次(阳历11月15日,阴历10月10日)生日。为此,章潜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每次为她过生日,总是有人要送给她好多好多好吃的、好穿的,还有好玩的。

章潜的父亲名廷谦,字矛尘。如同鲁迅先生一样,用笔名鲁迅取代了周树人。笔名川岛取代了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章廷谦。章教授用笔名川岛,经常在《晨报副刊》、《语丝》杂志发表杂文。

绍兴地杰人灵,名人辈出:大禹、越王钩践、秋瑾、王羲之、鲁迅都是绍兴人。

章潜的父亲经常对孩子们说:“我们家里出教书匠,世世代代都是教书的。你们谁愿意当教书匠,我支持。”

父亲为何要这么说呢?有一回川岛对章潜说:“你的曾祖父章怀轩,秀才,坐馆教书,曾教过小皇帝念书。祖父,章诒孙,教书先生。我又是教书的……”

章潜的母亲孙斐君是黑龙江省安达人。川岛是江南人,孙斐君是东北人,俩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她在北京女高师认识并爱上了川岛先生。

斐君是北京女高师的高才生,也是李大钊、鲁迅的学生。

此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川岛,一个偶然的机会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孙斐君女士相识。孙女士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决支持者,勇于反帝反封建,毅然决然地冲出封建大家庭来到北平上学。1920年,非常荣幸地结识了鲁迅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并且成为鲁迅先生的好朋友。1924年同川岛结婚,成了志同道合,白头到老的夫妻。就在这一年,川岛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联合创办《语丝》周刊。

川岛是鲁迅的好朋友之一,如今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展览的照片、实物的说明里,可以看到“川岛”这个名字。30年代中期以后,学做鲁迅,如同周树人一样,周用鲁迅笔名发表文章,他则一直用“川岛”笔名发表一些进步文章。解放后,川岛先生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北京大学主任委员。

4

上个世纪40年代,川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日本有些男士的名字中经常有这“岛”“那”岛。所以“川岛”这个名字听起容易产生误会,像是个日本人的名字。其实不然。章廷谦为什么要取“川岛”作为笔名呢?有一天,他给爱女章潜讲故事的时候,道出了其中的缘故。女儿听完父亲的故事,问:“这个故事真有意思,是谁编的?”

“是川岛先生编的。”

“川岛!?”天真的章潜睁大眼睛惊奇地问道,“川岛是谁呀?”

“是你爸爸我呀!”川岛亲切地微笑道,“奇怪吗?”

“爸爸,您不是叫章廷谦吗?怎么又叫川岛了呢?”

“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川岛如同像刚才讲故事似的,向女儿解释说,“你知道‘鲁迅’吗?鲁迅本名叫周树人,‘鲁迅’是他写文章用的笔名。我是向鲁迅学习的,‘川岛’是我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笔名?!为什么叫笔名呢?为什么不叫大名小名什么的呢?”小章潜天真地问爸爸。

“文章是用笔写出来的,由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得给它取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就叫笔名。你说是不是?”

“噢,笔名,就是给写文章的笔取的名字呀!爸爸,我觉得你这个笔名,好像是个小日本的名字,您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呢?”

女儿章潜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爸爸取这样一个名字自然是有它的道理了。”父亲微微一笑说,“你看这个“川”字,实际上是躺着的“三”字的矗写。中国人对三字是很有讲究的,比如人们常说‘三顾茅庐’‘三人行,必有吾师’,‘三思而后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事不过三’,‘吾日三醒吾身’……还有3×2等于6;而3×3等于9,如此等等,都是人们喜欢的数字。不过我觉得这个躺着的‘三’字被人用得太多了,有些俗气,我就来了个别出心裁,把躺着的三个一给它‘矗’起来。这个‘岛’字嘛,看上去像不像只‘鸟’字呀!当初我用这个‘岛’字就是想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当你妈生下你妹妹的时候,一天早晨起床后散步的时候,我偶然间发现眼前的一棵树上鸟窝里有三只小鸟。于是,我将这个‘川岛’,又赋予它新的内容,其意义就更有意思了。我于是驻步观察,不一会儿看到飞来二只外出觅食的大鸟,三只小鸟叽叽喳喳,高兴地叫个不停。我立刻断定这两只大鸟就是三只小鸟的父母。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实在是太意味深长了,我这个“川岛”的“川”字,正是代表着我和你妈一起生育了你们三个可爱的孩子。所以,我后来对‘川岛’的解释赋予了崭新的含意,意是说三只小鸟愉快地生活在爸爸和妈妈当家的一棵根深叶茂大树上的鸟窝里。”

5

1948年,章潜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父亲川岛叫爱女到他身边工作,在北京市军管会海淀分会上班。1953年,章潜加入共产党,调到北京市委办公厅门诊部当大夫,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比自己稍微早些时候调到北京市委当刘仁同志秘书的陈希同。陈希同的人事关系同章潜的人事关系同在在市委办公厅。当时市委和市政府不在一个地方办公,市委在东交民巷23号。23号大院是前美国大使馆所在地。章潜不久又被调到办公厅机要处文印室工作。她和陈希同在同一座小楼里上班,秘书同机要处文印室工作经常打交道,这样,章潜和陈希同接触也就多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陈希同对章潜了解的越多,打心眼里就更加喜欢她;同样,章潜也越来越喜欢陈希同。陈希同认为她是自己理想的妻子,而章潜也深深感到陈希同是再好不过的年轻人了。后来,当陈希同知到章潜的父亲就是北大著名的川岛教授时,高兴极了,有一天他对心上人说:“我到北大上的第一堂古文课,就是令尊大人给我们上的,讲的是《古文观止》中的一篇文章。讲得好,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要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你就好了。”

“怎么个好法?”章潜紧接着问了这么一句话,话一出口,她脸顿时就羞红了。

“那还用问。”陈希同说,“早点认识你,也就早点认识了令尊大人。我也就可以从你父亲那里多学些文学知识。”

1953年,章潜同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常来他们家里串门的有红学专家俞平伯,中文教授王瑶,胡风教授有时也来坐坐。所以,在那个不断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章潜每次从家里回来,党组织总是挺严肃地审问她:“最近都有谁到过你们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章潜是共产党员,弄得她特别紧张,后来她轻易不敢回家了。

起初,章潜同陈希同恋爱,她父母都不同意。因为他们希望未来的女婿能是个来自书香门第的书生。他们眼看着爱女章潜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希望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作母亲的也曾向爱女作过暗示。可是,不知咋的,自从她认识陈希同以后,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他,再加之陈希同的一再追求,母亲的暗示早就被她抛到九霄云外了。不过,当初说什么她也不敢把同陈希同的恋爱关系告诉父母,特别怕父亲一口咬定不同意。若是这样,那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章潜来了个顺其自然,到时候再说。她相信车到山前会有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密切到再不告诉父母实在是说不行了。选一个星期天回到家里,趁父母亲高兴的时候,她这才鼓足勇气,一五一十的作了“交待”。父亲听后,立刻拉长了脸,非常严肃地问她:“我只知道小陈现在是刘仁的秘书,在这之前是做什么事的?”

“小陈是个热血青年。”章潜羞涩地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提前走出北京大学的校门,当了一名公安人员。他进步很快,不久就被提升为派出所所长、分局办公室主任。”

“怎么?当过派出所所长!?”父亲听罢,非常吃惊地睁大眼睛说。这位老教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对警察的印象特别不好。

母亲斐君也不高兴她同警察交朋友。不过,已经解放了,新中国实行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父母只能当参谋,决定权掌握在儿女手里。川岛和斐君都是大知识分子,思想并不保守,对国家的法律倍儿清楚。再说,在人的感情中,爱情是最为敏感、最为微妙、最为神圣的。爱情的力量往往能战胜一切。所以,不管父母高兴不高兴,同意不同意,最终还是章潜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

从那以后,女儿常把未来的女婿带到家里来。通过同陈希同接触、聊天,老教授渐渐觉得陈希同是个挺聪明,又好学上进,还有些文学修养的小伙子。一天,陈希同走后,父亲悄悄对女儿说:“给我的印象不错,他有点才气。”

就这样两人一来二去,章潜与陈希同于1954年结为伉俪。

05

风雨同舟,患难夫妻

1

有比较才有鉴别,川岛教授有三个女婿,大女婿是学地质的,小女婿是学医学的,比较起来,还就是这个二女婿是学中文,同老岳父还有些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能说到一起去。就这样,陈希同来章潜家随着时间地推移,他同章潜的父母接触慢慢地多了起来,章潜的父母也就在越来越多地接触中,渐渐喜欢上陈希同。

有一回,陈希同来家里,川岛教授高兴地对他说:“小陈,你与我女儿章潜志同道合,恩恩爱爱地生活在一起,好哇!我们做父母的很高兴。”

章潜的父亲川岛不光讨厌警察,他对当官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在1979年12月13日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希同当选为副市长(当时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为此,许多亲朋好友都为他高兴,向他祝贺,唯独老岳父三岛教授知道这个消息后,却不以为然,他看见女儿章潜,先是叹息一声,然后出乎女儿意料之外地说:“我发现小陈他这个年轻人有几分才气,我挺看中他的。可是,当上了副市长,这么一来,在我看来,他那点才气到此也就完了。”

作者当时是参加大会的采访记者,对新当选的副市长陈希同比较熟悉。我针对当时选民的一些希望,便悄悄给陈希同写了张便条,上面写了两句话:祝贺你当选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别辜负大家对你的厚望,建议你三年内不要调换住房、不要变动家属的工作。

陈希同的老母亲,听说儿子当上了副市长,高兴得不得了。老太太有他自己的美好想法:这回不光为儿子升官高兴,还有,儿子当了副市长以后,就不会再往大老远的昌平来回地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娘的她没准儿子就能天天回家了。若是这样的话,她就可以经常看到回家的儿子了。这对于老太太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情。老太太的两个孙子晓希和小同长大成人了。儿子陈希同如果能够经常回家吃顿饭,那就更好了。到那时,老太太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做在儿子身边看着儿子一碗一碗地吃饭,娘还可以一碗碗的给宝贝儿子盛饭。老太太已经养成习惯,儿子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要眼瞧着。此时此刻心里那咱高兴劲儿,就摆提有多美了。眼瞧着宝贝儿子吃完饭,她这才离开,忙着去洗涮碗筷。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老太太是个苦命的人,一辈子就没有清闲过,一辈子就没有享过一天福。如今儿子当共产党的大官了,自己也终于熬出来了。谁知道,儿子当选副市长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80年1月,老太太突然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告别了儿孙,送走了丈夫和女儿,如今给谁都没打个招呼,就一个人突然远走了。

2

陈希同在当选为副市长后一年多了,他还仍然住在那个位于和平里小区一套二居室的陋室里。考虑到工作需要,市委主管部门多次提出来给他换换房子,可是老陈却坚持不动。他强调说:“北京市居民住房现在还是很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副市长的住房现在还能凑合着过得去,能挤就挤点吧。”后来,有人劝老陈说:“你这个副市长都不调换房子,一些中层领导还怎么调换房子呀。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的下级想想。”

“都是共产党员,还是先为老百姓想想吧。”陈希同说。

1982年的夏天,章潜在上班途中碰上房管局的一位老同志,那位老同志关心地说:“你这50多岁的人上班来回这么远老挤公共汽车,实在太难为你了,要不,就给老陈说一声,调调工作吧?”

“老陈有交待,叫我尽可能地克服克服困难。”章潜说,“调动工作问题他不让我向组织提。”

1983年,陈希同当选北京市长。在陈希同出国访问的时候,市委有关部门,趁老陈出国,把家给搬到了离市委市政府比较近的红霞公寓。

“章潜,你的工作问题解决没有?”一位房管局的老同志挺关心地问,“房管局离红霞公寓到挺近的,你来回走着上班也方便,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我考虑没有用的。”章潜接过话茬说,“如果能到房管局工作,这样我也可以照顾照顾孩子,照顾照顾老陈。”

那位老同志马上接着说:“没问题,现在局里正需要人呢!”

章潜知道老陈的脾气,若是他不同意,房管局需要人也不成。第二天晚上,老陈回家吃晚饭的时候,章潜见老陈挺高兴的,就趁他高兴的时候,把自己想调动工作的事向他说了。老陈当时没吭声。“你这样来回跑也是个问题,倒是可以考虑往房管局调一下。”老陈吃过饭临走的时候说,“你要有充分的理由调动调动工作。”

章潜一听很是高兴。不过老陈走到门口时,回头又强调了一句:“我可有言在先,只能平调,不能升迁,而且还不能安排你担任实职,因为不能因为你的调动占了别人的位子。”

“嗨,我又不是为升官调动工作,是为了这个家才调动工作,正好人家又需要人。”章潜感到有些委屈地解释道。

没过几天,市房管局局长俞晓松到市政府大院开会,开完会,老陈把他找到办公室问:“章潜调你们局工作的事情你知道吗?”

“知道,有人告诉我了。”俞局长非常痛快地回答说,“我们房管局正需要人,欢迎她来我们局工作。”

“她调房管局上班,纯粹是为了离家近。不要以为是我的老婆,是一位老同志,就对她进行照顾。”老陈交待道,“她现在是单位党支部书记,不光只能平调过来,绝不能提拔,而且还不能安排实职占了别人的位子。”停了片刻,老陈又强调一句:“还有,到时间就办离休手续。章潜是我的老婆,绝不能让人家说三道四。”

章潜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把工作调到了市房管局。本来就是个副处级干部章潜,调到房管局后在宣传处上班,按照老陈的意见,给她安排一个虚职——副处级调研员。

 

06

 

邻居家的小保姆把章潜视为陈市长家的“老保姆”。

自由恋爱的患难夫妻。1984年55岁的章潜,作为市长夫人的她,按时办了离休手续,在家里洗衣做饭,成了名副其的陈市长家里的“老保姆”。

自从老陈1979年当选为副市长以来,特别是1983年当选为市长以来,章潜虽然没有离休,但在家里一直是扮演着家庭保姆的角色。比如说,老陈穿惯了妻子洗的衣服,别人洗的衣服他不放心,总感觉不舒适。所以老陈经常把替换下来的衣服交给妻子章潜负责洗烫;老陈是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平日很少回家,他吃惯了妻子做的菜,经常要秘书给妻子打电话,章潜知道老陈嘴馋了,又想吃她做的“佛跳墙”了。章潜知道老陈尤其喜欢吃钓鱼台国宾馆做的“佛跳墙”。为此,章潜下了好大的功夫,才把钓鱼台国宾馆做的这道出了名的“佛跳墙”学到手。章潜为满足丈夫就爱吃这一口,她马上放下手中干着的活,便不知疲劳地忙乎起来。章潜她为了这个家,为了老陈,自从婆婆去世以后,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真是操碎了心啊!

 

陈希同在阅读文稿

自从老陈当选为市长以后,从来不追求什么夫贵妻荣的章潜,只要全家人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别无他求。她非常了解丈夫的性格脾气,为了所追求的理想、事业,他从来不惜力、不怕得罪人。所以,作为妻子的章潜,就生怕他得罪人。那样就会树敌太多,遭人算计。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了,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都经历了,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所以,她生怕老陈犯错误让上边抓住什么把柄。所以,有时她趁丈夫回家吃饭的时候,也尽量凑过去提醒丈夫“千万要注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老陈总是很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老婆不要参政,老婆不要参政。”

章潜每当听到丈夫用这个话来堵她的嘴,感到委屈极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也反驳一二句:“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一下,这叫什么夫人参政呢!再说,我算什么夫人,这些年来纯粹是您的老保姆。”

“瞎说,你明明是我陈希同的妻子嘛,怎么能说是老保姆呢!”陈希同说。

“我章潜就是你的老保姆。”章潜说,“不信,你打听打听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家的小保姆,听听她们怎么说。”

“真的,还有这么回事!?”

“你官坐大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知道了。”

说章潜是个老保姆,这话是邻居家的小保姆说的。其实,这么说并不夸张。

现在老陈的官越当越大了,一天到晚总有一些吹喇叭抬轿子的人追着他。作为妻子的章潜对这种人她很反感。她心里清楚,老陈对这些人是有用处的。常言道,拍马是为了骑马。所以他们为了骑马才一个个的那么千方百计地去溜须拍马。老陈说什么、干什么,人家全顺着他,净捡老陈爱听的说,净拿甜言蜜语填老陈的嘴。有一天,章潜见丈夫回来了,趁丈夫高兴时提醒他:“连毛主席都犯过错误,您又不是圣人,不可能每句话说的都对,每件事做的都对,要是有做的不对的,说的不对的地方,我作为您的妻子,听到了要是都不给你提个醒,谁还能给您提这个醒呀!”

“对对,你说得很对。”陈希同微笑道,“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欢迎章潜同志多多提醒。”

2

说章潜是个老保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日常,她有两项最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一是为丈夫洗衣服、烫衣服;二是为丈夫做他最爱吃的饭菜。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给周围邻居家的保姆们造成一种错觉:陈市长家里这位个头不高、干瘦干瘦的老太太,真是个好保姆。她只顾埋头干活,一天到晚也看不见她有闲着的时候。楼上邻居家那个来自安徽的小保姆,还真的把她当成了市长家里的老保姆了。小保姆干活认真,为人老实、勤快、实在,从来不会说假话。她听院里的人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就住在这个楼门里。没几天,她就打听到陈市长住的楼层。小保姆再上下楼时,就非常注意总是从陈市长住的单元门里进进出出的小老太太章潜。小保姆凭着自己的感觉,断定她和自己干的活差不多,断定这位干瘦的老太太就是陈市长家的“老保姆”。有一回,章潜在楼下同买菜回来的小保姆可巧走了个迎面。“阿姨,你也买菜去呀!”她冲着章潜憨厚地一笑,特别直爽地问道:“阿姨,您在陈市长家当保姆当多少年了?市长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的工资?”

章潜听了小保姆的问话,不但没生气,眼看着这位憨厚得特别可爱的小保姆,亲切地一笑,说:“嗨,说起来,我这个老保姆干的年头可真不算不少了。要说起给我多少钱,姑娘,我告诉你吧,市长每个月的工资全交给我。不过属于我的那部份和比你比起来,也多不了多少。”

“我来这家没多久,肯定您拿的钱要比我拿的多。”小保姆挺认真地说,“阿姨,陈市长这个人真好,那么相信家里的保姆,把钱全交给您管。”

“陈市长的确是个好人。”章潜依然亲切地微笑道,“姑娘,说心里话,陈市长对我这个老保姆的确不错。”

时间一长,这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保姆便知道了章潜的真实身份:她不是保姆,而是陈市长的妻子章潜。所以,她同章潜再见面时,变得非常不好意思,羞红着脸说:“阿姨,真不好意思,您本来就是陈市长的夫人,上次看见到您的时候,却把您当成陈市长家里的老保姆。这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向您赔不是!”

小保姆说着就给章潜深深鞠了一个躬。

“姑娘,你真是特别可爱,你给我鞠啥躬呢!”章潜听了小保姆的话和那认认真真地一鞠躬,哈哈一笑说:“这有啥对不起的,有啥可赔不是的。虽然我不是保姆,可我在家里干的活和你干的活也差不多,洗衣服,炒菜做饭,打扫卫生。我有个体会:当个好保姆,可真是实在不容易呀!”

“阿姨,说心里话,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您会是市长的夫人。”小保姆依然歉意地说。

“姑娘,在你的想象中,市长的夫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章潜微笑着问小保姆。

“应该是披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活也不干,小汽车进,小汽车出,人人都非常羡慕的漂亮女人。”小保姆怪不好意思地说,“阿姨,以后我应该叫您什么好呢?!”

“老保姆、老太太、老阿姨、老大妈,姑娘,你叫我什么都行。”

“我就叫您大妈吧。”小保姆说,“我觉得叫大妈比叫别的都要亲近些。”

“行,只要你高兴,那就叫我大妈吧。”章潜笑嘻嘻地说,“其实,你叫我什么我都不在乎。”

3

世上最难当的保姆当属谁?当属陈市长家的“老保姆”。

章潜患有乳腺瘤,医生多次催她住院手术,而章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拖。她对医生说:“我是陈希同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遇到多么大的苦难,我都首先应该想到,他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同他一起承受苦难、克服苦难。”医生警告她:“我是医生,你有乳腺瘤,必须尽快手术。”

章潜答应一声,说完也就忘了。就在骨节眼上,她接到丈夫陈希同那边的来电,催她赶快回去,老陈这边需要她。章潜恨自己没有分身术。她一听,就什么也顾不上了,急急忙忙的由中办警卫局派人,陪她快速前往老陈身边赶。为了赶快到丈夫那里,只好坐飞机去。由负责老陈生活的自治区党委的一位副秘书长,还有负责警卫的中办警卫局的同志一起到机场接的她。在从机场去陈希同居住地的车上,负责警卫的同志轻声告诉章潜:“首长最近情绪不太好,吃不好睡不好,走路都有些晃晃悠悠。”

“为什么?”章潜十分着急地问。她听了这话,急得脸色都变了。

“前几天,专案组来人找过他。”有人告诉她,“从那以后,就慢慢变成这个样了。”

章潜走进陈希同的住处,第一眼看到出现在她眼前的丈夫,立刻把她惊呆了:“啊!老陈,您怎么啦,我离开您没几天呀,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呢?”

那个身体曾经结实得像头牛,能吃能睡,什么苦头都能吃的陈希同,从妻子眼前消失了。如今出现在章潜面前的丈夫,走起路来两腿晃晃悠悠,两手颤抖,嗓子也变得砂哑了。

陈希同本来是一条泰山压顶从不弯腰的硬汉子,妻子见到眼前的丈夫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鼻头一酸,她千方百计地忍着的泪水,忽地流了出来。为了怕丈夫难受,可怜的妻子章潜,总是一边尽可能地把泪水咽到肚里,一边安慰丈夫:“老陈,您可一定要挺住啊!我相信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千万急不得,再说,急死也没用呀!如果我们要是真的急死了,这样反而正中了他们的奸计。三点水恨不得我们这样做呢!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只要在报纸上发一条一行字的消息说‘陈希同畏罪自杀’,就一切都结束了。”章潜和陈希同老俩口,可都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此时此刻,她用毛主席的语录开导丈夫说:“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等他们把你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们都退休了,平平安安地同儿孙生活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哇!”

“我从来都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可现在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啊!我们要事实求是,可人家三点水却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在竭尽全力搞政治斗争,显而易见,他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了。”陈希同回答妻子说,“人总得要有一点骨气。我是牙齿打掉了宁肯和着血吞下去,也绝不会说什么。如今,我革命意志不衰退,我这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现在我陈希同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老伴老伴,吃苦受难的老伴。在这个关键时刻充分体现出来了。尽管她自己患了乳腺瘤,还装得啥病都没有的样子,从生活上、感情上,百分百地照顾丈夫体谅丈夫。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老陈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十多天后,老陈拿东西时,手不再颤抖了,走起路来也不怎么晃悠了。老陈又开始看书、玩扑克、打乒乓球。一天,老陈突然对妻子说:“他们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吧,我相信谁个是,谁个非;谁个好,谁个劣,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总要出来说话的。即使我等不到这一天,我的子孙后代也会看到这一天。我坚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陈希同刚有好转,中纪委又来人找陈希同了。陈希同一看到他们,就首先声明,你们写的那些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的材料,我是坚决不看,坚决不签字。

4

中纪委来的人犯难了。为了交差,他们不得不对陈希同尽可能地多说些好话。而老陈却软硬不吃。中纪委的人同陈希同又吵了起来,而且这回是不欢而散。怎么办呢?过去他们常用的办法,白天找陈希同谈问题,晚上找章潜谈,请她出来帮他们做老陈的工作。他们总是对章潜说:“你是位党性很强老革命,一直同我们配合得很好的老共产党员。”然后就求章潜帮他们再好好做做陈的工作。白天他们同老陈吵的情况,章潜已经知道了,也做好了晚上中纪委的同志来找她帮忙的思想准备。让章潜没有想到的,这次找她帮忙的话题变了,说什么老陈同何平俩人瞎搞的生活作风问题。中纪委带队的头头说:“章潜同志,老陈搞女人,也太不像话……”

中纪委的人本以为章潜听了他们的话会高兴的!谁知,章潜一听,急了,十分严肃地警告他们:“老陈同何平这点事,你们说多少遍了,都让我听腻了。你们还有完没有?还有没有别事要说?企图拿这事调拨我和老陈的关系,是不是太无聊了。除了这点臭事,还有没有别的事要说?这事老陈早已向我承认错误了,我也已原谅他了。你们老纠缠说这点事,无聊不无聊呀!?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我可要送客了。”

中纪委的同志没料到,白天同陈希同吵架,晚上在章潜那里又碰了一鼻子灰。

2006年6月1日,老陈保外就医。他可以会见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了。但陈希同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了。他动不动地就同章潜大发脾气。一天,我去小汤山老陈的住处看望他。正碰上陈希同正冲着妻子章潜大发脾气。“陈老,您这无名火从哪里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冲着章潜火冒三丈地大发脾气。”我劝他说,“你这些年,知道人家章潜为了你,遭受了多少只有她一个人才知道的苦楚嘛!你现在不是市长,更不是市委书记,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呢!”

“老郑,你千万别责怪他。”陈老还没吭声章潜却为丈夫说话了,“老郑,他一个清清白白的共产党员,却硬硬给他扣上个中国当代最大的贪污犯。这顶帽子扣在谁的头上,谁能受得了呀!他心里窝着这么大的火,又能向谁发呢?向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发,他向人家发得着吗?向儿子孙子发,子孙吃他这那一套吗?!我想了,我们是患难夫妻,丈夫有气没地方出,只能向妻子我出。我章潜心甘情愿的做他的出气孔就是了。只要他出完气心里痛快就好,那我心里也高兴。”

听听,章潜是位何等理解丈夫的患难妻子啊!

07

陈希同暗访市情民意,被京城老大妈一眼识破……

那是2006年7月的一天,我去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保外就医的陈希同,陈老十分高兴的向我讲述了暗访市情民意的故事。

老市长陈希同(右)、作者郑理(左)

一天晚饭后,陈希同突然对身边的服务员说:“小苑,你帮我简单地化妆一下,然后跟着我到医院周围走走,今晚我要悄悄暗访市情民意。”

小苑说:“我们这样做太冒险,若是被人发现咋办?”

陈老说:“有点冒险就有点冒险,小心点没事。”

“陈老,我听您的。”小苑说,“我的任务就是随时随地为您服务。提高警惕,随时随地注意您老的安全。”

就这样,小苑帮陈希同做了简单地化妆,脸上抹了淡淡的墨迹,戴了一顶老式鸭舌帽,陈老对着镜子瞧了瞧,问小苑:“你看怎么样?不容易认出来吧?”

“我还是能认得出来的。”小苑说,“把鸭舌帽再往下拉一拉,这样让人看不全你的脸,就不那么好认出您了。”

“我看不是太好认。”陈希同说,“我已经同社会隔绝11年多了,增加了那么多白头发,脸上皱纹也增加了不少。再说,人们都知道我陈希同在坐大牢,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在北京城里挺悠闲地逛大街呀!我今晚要演一出诸葛亮的空城计。”

就这样,趁夜幕降落,小苑跟着陈老,一前一后悄悄下楼走出医院大门。一出了医院大门,陈希同仰望蓝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对身后的小苑说:“失去自由的日子太不好过了,瞧,我又自由了。”

小苑为陈希同的高兴而高兴。小苑说:“陈老,您早就不当市长了,没想到您心里还这么关心着市情民意。”

“嗨,将来我陈希同回到家里养老,虽然不是市长了,可我还是北京市民嘛!”陈希同边走边说。

这一老一小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混在市民堆里,陈希同东走走、西瞧瞧,眼里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陈希同首先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超市里,小苑紧跟其后。陈希同看到超市里商品丰富,购物的人们又是那么高兴,陈老也时而把身子探过去,问这问那。他突然凑过去问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妇女:“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拿得动吗?”

“拿得动。”年轻的妇女高兴地看了陈一眼说:“我是开车来的。”

小苑两眼紧紧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时不时地提醒陈老:“陈老,我们千万可别走远了。”

“放心吧,我们就是围着医院周围转转,丢不了。”陈希同叹息一声说,“从1995年4月26日到现在,已经十一年多了,这十多年我过的是牢狱生活,很想到北京的街头巷尾走走,看看那里的街道胡同里的商店,特别是那些我挂念着的市民生活问题。”

陈希同一起走出超市,看到眼前的情景,更加高兴。他又走进另一家更大些的超市,商品琳琅满目,比刚才看到的那家超市商品更多更丰富,情不自禁地大加称赞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国家要改革开放”的思想。

一老一小在人来人往的人流中走到东四北大街的时候,看到有四五个老人在路边门口大树下,这几位老哥们儿品着茶在唱戏,他们自拉自唱,十分开心。陈希同好奇地走了过来,想凑过去同他们老哥几个聊聊。陈希同趁他们歇息喝茶的时候,问他们退休没有,小日子过得好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说什么现在都退休了,现在在家养老,晚饭后老哥几个到一起,说说唱唱,挺乐呵的,日子过得好着呢!陈希同看在眼里,心里跟他们一样高兴、开心。有位老人问陈老退休了没有?陈说“早退了。”这时,那位正在拉二胡的老人突然邀请他也唱上一段。陈希同赶紧摆摆手说:“我笨嘴笨舌的,不会唱啊!”陈老又说话又打手势,有位老人高兴地说:“听你说话的口音,咱们是四川老乡啊!”另一位老人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突然睁大眼睛瞧着陈希同问:“我怎么瞧你这么面熟?”这时,小苑也十分警觉起来,他一看这架势不妙,若是再聊下去,准要露馅。陈希同赶紧打圆场说:“老先生,准是您认错人了。”他边说边站起来走,小苑紧紧跟其后地说:“老爷子,您有病别到处跑了,咱们该回家吃药了。”

“哎,小同志,他是不是陈市长?”那位拉京胡的老同志说。“这是我们家里的老爷子。”小苑紧紧跟在陈老身后边追边嚷,“陈市长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的老爷子怎么会认识他呢!”

好险啊!陈希同和小苑总算迅速离开那里。不过,更险的事还在后头呢!陈希同兴致冲冲地又来到一家《东来顺》餐馆前,陈老走过去问一位站在门口的服务员:“小同志,这《东来顺》三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叫东来顺?东来顺的涮羊肉有什么特点?”这位服务员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陈老告诉他们俩:“作为这里的一名服务员,我问的这些问题都应该知道。要不,人家顾客问你们,连这些基本的问题都答不出来,很可能会影响你们的生意哟!”小苑见有人在注意着陈希同,怕露出馅来,便催着陈老迅速离开了。

陈老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感慨道:“我坐牢坐得连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这十多年市容市貌变化太大了。我像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走在京城的大街上,两只眼睛像是不够用的,总是东张西望地看。紧跟其后小苑提醒他:“陈老,小点声,咱们该回去了。”

这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地走着走着,走到东四的时候,一不留神,被一位遛狗的老大妈给认出来了。这时,陈希同已经无法躲开了,就在他正要躲开的时候,这位老大妈突然迅速向前走了两步,然后一把抓住他的手,惊喜地大声叫道:“我老远就瞧你像是我们的老市长陈希同,您还真的就是陈市长呢!”陈希同再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小声说:“老人家小点声,我是陈希同。”好在,当时没有别人听见。老人家拉着老市长的手,一个劲儿地往她家里拉,她说:“跟我走吧,陈市长,旁边就是我的家,您一定得到我家坐坐……”没办法,陈希同怕她声张,只好顺从了她老人家的要求。小苑也只能紧跟其后,一起走进老大妈的家。

这是个干干净净的小院子,家里好像没有别人,陈老和小苑受到了老人家的盛情款待。陈希同心里明白,绝对不能在这里久呆。老人家刚给他们的陈市长沏好茶,陈希同起身要走,说什么她老人家也不让走。无可奈何,只好再坐下呆几分钟。老人家说,他在首都机场做安保工作的儿子,经常念叨陈市长,念叨他如何想念陈市长,今天你陈市长来了,一定得同她儿子说上两句话,要不,他会埋怨我一辈子的。说着,老人家就用座机拨通了正在值班的儿子的电话:“儿子,陈市长到咱家里来了,他要走,你赶快给他说几句话吧!”陈希同没法子,只好接过电话,她儿子一再邀请陈市长去首都机场做客,陈希同对着电话说了几句鼓励他的话,就赶快挂断了电话。时间太晚了,陈希同知道,自己毕竟是保外就医,这事若是让上边知道了,不知会给这位老大妈带来多大的麻烦。陈希同想到这里,就非走不可。要不,过会儿一传十、十传百的,再来许多人,那可就糟糕透了。这个时候,老人家哪能留住他陈市长呢!老人家只好放他们的老市长陈希同走。临走时,老人家非要送件东西给陈市长作纪念,一时不知送什么好。她可能因为看到陈年纪大了,就把自己心爱的红木拐棍送给老市长作纪念。说什么陈也不要,可老人家说什么也要送给老市长,她劝陈说:“陈市长,我看你也年纪大了,走路时拄着它牢靠。我没什么好东西送给您,这也算不了行贿,您就快收下吧!”

盛情难却,老市长只好收下了。老人家把老市长送出大门,正巧迎面开过来一辆出租车,她赶紧招招手,出租车开到她面前停下了,老人家掏出10元钱给开车的师傅说:“师傅,请你送这位老人回旁边医院。”陈希同打开出租车的窗玻璃,向她摆手谢意。为了不让被师傅认出来,陈希同上了车,把帽子往下拉了又拉,一句话也没敢说。出租车开进医院病房楼前停下,下了车,小苑向师傅说了声:“谢谢!”

这一老一小总算安全回到病房。陈希同今晚暗访市情民意,就这样悄悄开始又悄悄地结束了。对此,他既惊又喜,并深深留下挥之不去地记忆……

08

一 访 陈 希 同

时间:2006年6月1日下午

地点: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楼406室

访谈内容:无主题

2006年5月25日,有关部门批准陈希同保外就医。上午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北京市三方领导人在北苑监狱一起协商将陈希同移交北京市管理若干事宜,并要求三天办完移交手续。然后把陈希同的夫人章潜、长子陈晓希约到北苑监狱宣布此事,并由其夫人章潜签字。参加签字的监狱方是政委和一名副监狱长。章潜下午去医院,把此事告诉了老陈:“从6月1日开始,你可以会见客人。老陈说:“我要会见的第一个想见的人,请郑理带着鲜花来看我。”

2006年6月1日,陈希同在医院病房同作者郑理交谈。

1

6月1日下午,我如约去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已经同外界隔绝10多年的原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陈希同。

为了不影响陈老的午睡,时针指向二点时,我才带上相机、录音机,招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军区总医院。这位上了年纪的师傅,问我去医院做什么?我很坦率地说:“去看老市长陈希同。”他听说我是去看望陈市长,高兴的不得了,问我:“他为什么住院?身体不好吗?”我说:“他身体挺好的。”“挺好就好。”师傅说,“车费免交,交换条件是请你代我向陈市长问声好!”

“没问题。”师傅听了我的回答,高兴地哼着小曲,把车一直开到位于东直门内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楼大门前。我下了车,师傅又叮嘱一句:“别忘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对老市长的问候!”

“当然。”我看了看表,两点半过了点。我下了车,把打车钱往车座上一放,快步走上台阶,推开大门,迈进的右脚尚未着地,一位穿军衣的门卫拦住我问:“同志,你找谁?”

我坦诚地回答:“我到406病房看病号。”

另一位穿军衣的门卫上下打量我一眼,挺客气地说:“请进。”

紧贴大门办公桌里的女同志微笑道:“首长,请坐吧。”我一迈步走进病房楼的大门,她一边为我搬椅子,一边说着从抽屉里拿起一本登记簿,然后一边问我姓名、单位、职业、年龄,一边登记。接着,这位女同志吩咐门卫给406病房打电话。

说话间,一楼大厅的电梯门开了。门卫和那位女同志几乎同声说:“首长,刘所长来接您了。”

刘所长向我走来,主动同我握手,满脸堆笑地说:“首长好!”

“我不是首长,是退休的老同志,你就叫我老郑吧!”

刘所长向我介绍:“我是咱市公安局的。”

我上了电梯,电梯在四层停了,这是干部病房楼的顶层。我的脚一踏上顶层楼,马上想到章潜在2003年4月告诉我的一件事:老陈来这里住院时,为了保密,上边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李安”。对此,陈老特反感。他说:“他们以为把我陈希同的名字换了,人家就不知道我是陈希同了,自欺欺人。”

老陈一直到病逝,登记簿上登记的姓名仍然是“李安”,职业是摄影工作者。

2

整层楼的楼道灯光暗淡,非常寂静,有人引导我从楼道的最西端走向楼道的最东端的406病房。我发现章潜已从楼的最东头向我走了过来,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陈等你都等急了。”并特别低声叮嘱我:“千万不要问他的病情。院长、大夫只告诉他瘤子所处的位置不好,一直在抓紧治疗,现在癌细胞还是比较活跃,为了防止进一步变为毒瘤,正在做光疗。”我点头称“是”。这时,我抬头一看,陈老已经走出病房正向我招手。我赶紧向他走去,他也向我加快脚步走来。两双已经分手10多年的手紧紧相握,尽管谁也没有说什么,但一切都在紧紧相握着的双手感觉中,都在彼此的眼神里……

我们一起走进病房,他把我带进里间。陈老向我解释道:“由于众多老朋友、老同事,都一直关心着我的情况,都想在保外就医第一天来。我考虑,为了我们有个清静的环境,和较长的见面时间,我上午安排了几位着急见面的老同事,特别把整个下午时间,留给我们俩个人单独聊。”

3

406病房,向阳安静,里间是病房外间是客厅。里外间摆满了鲜花。陈老把我带进里间一张圆桌前,他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十分感慨地说:“老郑,你的头发全白了,变化太大了,11年多了啊!”

“11年多了!”我也同样感慨道,“11年多,对于一个人来说够漫长的了,人生能干事的时间,总共能有多少个11年?!”

“是啊!”陈老感叹道,“没想到,在大讲以法治国的时代,三点水却打着反腐败的幌子,把我这个衷心耿耿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一脚揣进了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这11年多对于我陈希同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想想看,一位受到小平同志肯定的北京市委书记,却被关进了当年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秦城监狱,这难道还不发人深醒吗?在某些人的眼里,我陈希同现在仍然还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1999年10月,我第一次因病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不知为什么给我取了个李安的假名字。在我已经年过七十五岁的时候,大夫、律师通过我的家属向监狱递交了《保外就医申请报告》。据我所知,连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也批示‘同意’。可是三点水却表示反对。所以,只好又搁置起来。后来又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一直拖到前几天,才在各方的压力下,实在说不下去了,最高当局这才勉强同意我陈希同保外就医。自1999年10月以来,我多次住进军区总院,都住在这里的406号干部病房成了我陈希同的专用病房。总院的院长、医生、护士等所有人员无不精心地为我治疗。不管某些人如何看待我,可这里的医务人员他们看到我总是挺亲热地叫我“陈市长”。我主动提出纠正,但他们还是这样叫我。我同这里的医生护士熟悉了以后,他们还向我提出写字留念。我们的医护人员是多么好啊,令我感动!他们还想让我在保外就医书上签字承认有罪,别白日做梦了!从监视居住到现在,我陈希同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有罪过?从来没有承认。三点水自己不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却把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陈希同,硬是打成最大的贪污犯。这究竟是为什么?”

“陈老,您没有必要为此激动。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您不仅不是贪官,还是一位难得的清官。”我说,“某市市委党校有位副校长曾亲口对我说:‘这回尉书记可立了大功!我们应该好好地感谢感谢他。’我惊奇地睁大眼睛问:‘尉书记立的什么功,我怎么不知道,你能告诉我吗?’‘你都不知道,这可就有些奇了怪啦!’这位副校长说,‘从全国各地的纪检部门调动了那么多人调查陈希同的罪行,查了个底掉。查来查去,最后把陈希同查成了大清官。这难道还不应该给他记上一大功嘛’!”

陈老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谁个好,谁个劣,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呀!”我看着陈老说:“您的身体状况,精神面貌,比我想象得要好。您最大的变化,多了几缕白发,说话底气、精神状况、言谈举止、没有明显的变化,还是老样子。”

“秦监狱有网球场,可没人管,杂草丛生,打不了球了。我出主意,他们出力,在我建议下,网球场整修如新,我经常打网球,有时我能一气坚持打两三个小时。监狱里的头头们都知道我陈希同抓绿化抓得好,监狱长就叫我给他们出主意,搞监狱的绿化。这个活我陈希同乐意干。”

“人靠什么活着?靠的是一口气,一口正气。这口正气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坚信不疑,有着无比深厚的情结。即使把我打入大牢,我坚定的信念、我的情结,依然不变!在我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写的第一封信中,尽管文字不过百多字,已经充分表达了我的这种坚定信念和深厚情结。在秦城监狱,我一不高兴就骂人,可我只骂一个人,他就是三点水,可我从来不骂共产党。有人说把我整成这个样子,还相信共产党,有病!我不骂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存在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改!中国的强大富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陈希同还是过去的陈希同,你郑理还是过去的郑理。在信仰上我们都没变,也不可能变。我们都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所以,你我的心总是相通的。”

陈老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他这种爽朗的笑声,我已经11年多没有听见了。我被感染了,同他一起笑了起来。

4

笑止,我问陈希同:“周冠五被免职和办了离休手续以后,我登门看望过周冠五同志。周冠五告诉我,是你去首钢宣布的他退下来和办理离休手续。”

“是我宣布的。”陈老非常痛快地说,“中央上午开会,让我下午宣布。是总理让我宣布的。同我一起去首钢的还有冶金部部长刘淇、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张彭、冶金部毕副部长。毕副部长是去接替周冠五职务的。由刘淇宣布了毕副部长接替周冠五的职务。”我继续问陈老:“周冠五免职离休你是否在这之前知道?您去首钢宣布时都说了些什么?还有,陈健被捕你是否知道?1995年4月4日下午,在你办公室你同王宝森都说了些什么?”陈老想了想说:“我是当天上午才知道的,在这之前不知道。我宣布完,一句话也没多说就走了。陈健被捕,上边给我打过招呼。”

上午中央开会,决定下午就宣布免去周冠五在首钢的职务,同时逮捕从香港回京为父亲周冠五祝寿的儿子周北方。”我说,“免职老子和逮捕儿子,这两件事本来可以分开进行的,干么要安排同时进行?”

“这里头的奥妙,我一点也不清楚。”陈老接着说了下去,“4月4日下午市委常委会提前结束。我有打网球的习惯,两三天没打球了,浑身有点难受,想打打球放松放松。回到办公室,我感到时间还早,便吩咐秘书王小贝告诉王宝森来办公室一趟。没多会王宝森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请他坐下。显然,了解我的脾气的王宝森,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他能回答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地回答。回答不了的,不管我怎么批评,他都沉住气听,不作任何解释。我问王:最近你情绪好像不是太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没有。”王宝森明确回答,“我能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就打起精神来好好抓工作嘛!”

“是,打起精神好好抓工作。”王宝森说,“就是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工作做不好,心里着急。”

“近来我听到有人在议论你的一些问题。”陈严肃地问道,“听说你批给胡晓凡一笔不小的贷款,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王宝森十分干脆地回答说。

“请你明确告诉我:你批给胡晓凡贷款,到底有什么问题?”陈希同追问王宝森。

“由于自己水平不高,我工作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王宝森态度诚恳地回答陈希同的问话说,“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经济上我没问题。借给胡晓凡的1个亿的人民币贷款,是购买月坛大厦用的,一切手续健全,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批评的问题,以后我会注意的。”

“是这样嘛!?”陈希同又追问王宝森,“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千万不能说假话。”

“你是我最信赖的老领导,我怎么能对你说谎呢!”

“你是我们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对党要忠诚,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就向组织如实交待清楚。我希望你放下包袱,好好工作!”陈希同态度比较缓和地说,“不过,你是主管财政的市长,在经济上要千万注意。群众对我们党的某些干部搞贪污腐败,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在经济上必须提高警惕。”

“是。”王宝森说。

陈希同说:“我本来想问问王宝森在两性关系上的问题,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太好问,欲言又止,也就没问。然后王宝森走了,我就打网球去了。”

5

陈老说到这里,我掏出笔式录音机,准备录音。陈老看着录音笔,吃惊地问:“怎么?你听力不行啦?”

“听力没问题。”我说,“这是笔式录音机。”

“那好,那好。”

陈希同谈起话来那神态、那举止、那眼神……如果有不知情的第三者旁听,绝对看不出,他是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头号犯人,刚刚被保外就医的陈希同。

陈老把里间的屋门关上,开始聊我们彼此最为关心的话题。如同当年他当市长、当市委书记那样,声音是那么宏亮而坚定。陈老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郑啊,一宣布我陈希同可以会见朋友了,我第一个想见到的人就是你。我给你写的字,你也收到了。给你写的诗,你已经看过了。你给我写的诗,我反复看了多遍。不斗争不行。在监狱里,我曾经进行过绝食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今天。今天的成果都是斗争来的,今后我还得继续展开斗争。”

陈希同向我简述了他同某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他一说起某人,就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情绪激动,甚至我想插话都很难插进去。陈几次谈到三点水,几次向我强调:“我从来不骂共产党,我只骂这一个人。”在陈老同我谈话的过程中,护士总是过个二三十分钟就推开门,提醒陈老杯喝水休息休息。可他不,回答就是三个字“知道了”。尔后他依然谈他的。我理解他,这十多年,他不知受了多大委屈,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亲朋好友诉说,陈老从下午3点一直说到5点多。他还在不停地说。很可能在外屋值班的护士向院长报告了,要不,院长怎么会带着一位大夫亲自来到病房,要给陈老量血压。陈老表示不用量。院长很严肃地提醒他,要休息,一定得休息。陈老依然还是那句话:“等一会”,“再等一会。”

一会又一会的,院长有些着急了,非常严肃地说:“再谈十分钟,一分钟也不能延长。”

“好好,再谈十分,然后我就休息。”

“好吧,我们看着表,就坐在外间客厅等着。”院长说着,他关上房门,坐在外间客厅里的沙发上等候着。

“陈老,为了您的身体,院长真的要生气了。”我说, “时间已过了十分钟。”

这时院长推门走了进来,向陈希同严肃地提出要求:“今天您过于劳累了,这样不行,从明天起,上午治疗时间不能接待任何客人。”老陈一再要求说:“那就下午吧。”院长坚决地说:“下午休息到三点以后再定。这是命令!”

我说:“为了你的身体,我们听从院长的,今天就谈到这里,改日接着谈。”

陈老说:“从下次开始,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往下谈。”

“过去,你不是有话不想说吗?现在保外就医了,有话可以说了。”我说,“过去为什么有话不能说,不想说……”

“好,你下次来我们就谈这个问题。过去不想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也应该说了。”陈希同说,“下次我们先继续聊我为什么一直拒绝签字吧!”

“好的。一言为定!”

我们紧紧握手再见。

 
责任编辑: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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