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辞职 陈行甲抑郁症会复发

2014年，我和当时带的几个实习生曾关注官员自杀现象。当时梳理发现：近10年左右时间里，被媒体报道且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至少有112人。

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市区，其中湖南12人、浙江9人、四川8人，名列官员自杀榜前三名。此外，在中央直属机关或央企工作的自杀官员，有约12人。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112人中有111人被官方确认了自杀方式，前三分别是跳楼、上吊和割腕，其中跳楼自杀者约56%，上吊自杀者约23%，割脉自杀者约4%。此外，官员们还通过开枪、服毒、触电、溺水、撞墙等多种自杀方式。

当时我们统计的112名自杀官员中，无法明确具体自杀原因的达63%，大多以抑郁、压力大等说法概括，只有约37%的自杀官员事后官方或家属能说清原因，如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官员们因何抑郁、压力来自哪里？在已有的自杀案例中，众说纷纭。我们当时采访了多名在职的官员，他们认为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关系应是主因。

 “在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生怕工作出现什么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有的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面，身心俱累。”

2014年4月14日，一名在省级机关供职的处级官员给我发信息说。

上面这些统计，都是六年前做的，近六年又有不少官员自杀。官员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关注。

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陈行甲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披露他曾经患严重的抑郁症。这是我观察官场多年看到的第一个自己承认患过抑郁症的前官员。

陈行甲在书中披露：2012年6月到7月，那是我跨地区调到巴东任县委书记的八个月后，当时工作中面对的混乱局面给了我巨大压力，以县长为代表的一部分本地重要官员表面上支持我的工作，其实在暗中使绊子，招数又阴损又高明，让我这个外来者有苦还难言，他们在州里的大领导后台盘根错节的势力，让他们有恃无恐。从2012年4月起，我开始连续失眠，但是白天的繁重工作必须要硬撑，夜晚睡觉只能靠安眠药维持。忌惮于县委书记的特殊身份，我在县内不敢声张，又怕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霞担心，也不敢跟她说。我逐渐变得着急，可是越急情况越是糟糕，关键是那时由于我对精神心理健康的无知让我讳疾忌医，总是自责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坚强，这么不堪大任，对不起党组织和巴东百姓，于是咬着牙坚持强行硬撑。

得知他患抑郁症住院，县长立即赶到州里向州委书记建言，说陈行甲得了精神病不适合继续担任县委书记了。时任州委书记认为陈行甲病情不严重，并派州委组织部部长到医院探视慰问。

过去，我一直以为官方在官员自杀后通报死因患有抑郁症是敷衍舆论的借口，陈行甲的现身说法让我意识到，原来官员真的会患抑郁症的。

一位退休的省部级官员一直很关注陈行甲，看了我转发的陈行甲的自述后发来一番话：陈行甲用这种方式自揭疮疤，坦陈心迹，是个男子汉。古人说，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男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妻子的感恩，也不失为铁汉柔情，挺感人。其实，当下，体制内抑郁患者增加或多发，应该是一个需要关注并研究的问题，君不见，近几年干部队伍中无论年龄，不管职级，受此病患困扰甚至造成恶果者俯拾皆是，令人唏嘘。

这位退休的老兄还说：不瞒你说，我还真有过观察和思考，不同的抑郁患者有不同的致病因素，但体制内患者多是一些智商较高的人。较一般人而言，他们的理想更远大、追求更明确、抱负更宏伟、目标更具体。但在具体工作和生活中，这种丰盈的理想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常常丢盔卸甲，屡屡败北，于是想不通、过不去、丢不掉、放不下，多种负面情绪和焦虑积聚，就成了情感的堰塞湖，厚积薄发，抑郁成疾。解决这类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体制改革，更需要个人努力。古训说，家有贤妻则夫能安贫守正。欣慰的是，行甲兄有一位知书达礼、贤惠体贴的贤内助，这不仅是帮助他走出抑郁的重要环节，也是成就或完善他不断提升优秀素质的重要因素。

现在看，陈行甲辞职其实也是自救，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他与州委书记关系日益恶化，在地方官场的处境越来越不好，还收到了州纪委的函询。

2016年7月18日，他发给我恩施州纪委函询他的材料，指控他接受精神贿赂、利用媒体炒作自己之类。当时他说， 满心悲凉，感觉自己像在风波亭。

若不辞职，他的抑郁症只怕迟早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