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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定音鼓演奏家是这样炼成的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王咏华 时间:2020-11-23

——记中国爱乐乐团首席定音鼓刘瑛女士

王咏华

 

很多年过去了,刘瑛却始终记得那天的情景,当父亲将他亲手制作的木琴摆到自己面前,敲击起来,发出清脆悦耳的旋律,刘瑛兴奋极了,她感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向她打开……

 

刘瑛近照

 

童 年

1974年的一个夜晚,山西晋中,榆次富户街晋中文工团一个家属区院内,一处十余平米的屋子透出微弱的灯光。夜已经深了,屋内,一位中年男子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木工锯、刨子、斧头、木锉、调音器等不同形状的工具,地上,堆放着长短不一的木条,和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易拉罐、罐头筒,将本来就不多的空地儿占满。只见他弯着腰匐着身子忙碌着,不时发出嗖嗖的拉锯声。

旁边大床上,一个女孩从睡梦中被拉锯声惊醒,从被窝探出身子,忍不住看向男子手中摆弄的物件儿。

“快睡吧!都折腾好多天了。”女孩母亲同样受到惊扰,说话时,清秀的面庞上露出一脸的睡眼惺忪。

“你们先睡,还差一点就得了。”男子回头冲俩人笑笑,手却没停。

第二天,在清晨的朦胧睡意中,女孩听到一阵“叮叮咚咚”清脆的声响,猛地一下睁开眼睛,从床上蹦起来。只见父亲正对着一架四排梯型木琴,手持“琴槌”,自如地敲击音条,手落之处,时而发出如泉水般的“叮咚”声,清脆悦耳,时而又如疾风扑面,声声急促。

“爸!你太棒了!”

这一段时间,女孩看到父亲为了做这架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加工长短不等的音条到后期的调音,再到琴架、琴槌的制作,愣是凭借着一双手,用木锯拉,斧头劈,木锉锉,木刨削,一点一点完成。眼瞅着琴在父亲的手下渐具雏形,这一切,女孩虽看在眼里,但当琴真的演奏出美妙的旋律时,依旧难掩激动之情。

“瑛子,喜欢吗?以前文工团那个琴太小,音域窄,只有两个半八度,以后用这个练。”

女孩看着父亲这段时间由于睡眠不足而深陷的黑眼眶,晃了晃瘦小的身形,使劲点了点头。

在这之前,女孩父亲随团在太原长风剧场演出期间,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传来了演奏木琴的声音,他顺着琴声寻去,得知演奏者在太原市杂技团工作。女孩父亲立刻被这架木琴吸引住了。仔细观察下来,发现木琴的构造十分复杂。上面有琴条,每个琴条下面都有一个扩音筒,还有支架、琴槌等等。琴一共有48个音条,音高不同,音条的长短也不一样。一打听价格,得知一架木琴需要800元。这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女孩父亲每月工资才60余元,勉强只够维持生活,哪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乐器?

女孩父亲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攒够这笔钱,买上一台。可是,眼下怎么办呢?女孩父亲想了想,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解燃眉之急,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制作呢?

杂技团的人得知他的这一决定,纷纷对他投来敬佩夹杂着稍许疑惑的眼神。这可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行吗?女孩父亲并没有理会周遭的眼神,仔细了解并记下琴体的构造,之后,找来梨木、锯、锉等工具,开工。

罐头筒是用来做共鸣筒的,每个筒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音,需要试验。在一个音底下试过后才能知道用哪个罐头筒共鸣最好,声音最洪亮。就这样,40多个音,全部一个个试过。之后,再用四个铁棍儿,把共鸣筒穿起来,架在音键的下边。就这样,一点点,一滴滴,一架充满浓浓父爱的木琴诞生了。

女孩的名字叫刘瑛,在这个小城市出生,成长。父亲是晋中文工团的笛子、唢呐演奏家,母亲是团里的舞蹈家。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父母身上的艺术基因,多多少少,在刘瑛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晋中文工团位于榆次的富户街上,团里有两个院子,都在这一条街上,一个是家属院儿,另外一个是演职人员排练及住宿的地方。对年幼的刘瑛来说,这一条小街,便是她的整个世界。每天,脖子上挂个钥匙,在街上跑来跑去。不用大人管,想去哪去哪,充分享受着自由的空气。不过,大部分时候,她更喜欢待在那个排练的院子里。一边看着妈妈给学员们上基本功课程,排练剧目,一边观察学员们的表情和动作,久而久之,便习得一二。

一天,母亲结束了一天的排练,拖着疲惫的身躯正欲收工,却被小小的刘瑛拽住。

“来来,咱俩跳跳你们白天跳的那个舞。你站前面我跟在后面。”

母亲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她,不仅把这个舞蹈的动作、眼神、表情等演绎得十分传神和到位,整个舞步下来,她一边哼唱一边舞蹈,从头到位,一个字、一个音、一个动作也不差。有一些细节动作和队形,在排练间隙,母亲曾多次和学员强调容易出错的地方,她也演绎得分毫不差,丝毫不逊色于团里的学员。自此以后,什么插秧舞、扇子舞等各种舞步,刘瑛不仅能将动作自然习得,还能把那个配乐中的歌曲或者节奏从头到尾唱下来。

除了跟随妈妈练习舞蹈,父亲所在的民乐队在排练时,刘瑛也是旁边的小听众。让父母感到意外的是,她不仅学舞蹈动作协调,而且对音乐的节奏感把握得也非常好。

刘瑛知道,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这样,就可以教他吹管乐。可没想到,是个女孩儿。在那个年代,几乎看不到女孩学吹管乐。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将团里的一个小木琴拿回家练习,那是个很简单的小琴,虽然音域不宽,但声音却特别好听,很清脆,有点儿像儿童的玩具,刘瑛便上前摆弄起来。

“试试看,敲两下。”

父亲鼓励着女儿。不想,刘瑛还真有点灵气儿,简单熟悉过琴键和敲击方法之后,便上手演奏起来。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消灭了蒋匪军

我是一个兵

爱国爱人民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立场更坚定

……

当一段熟悉的旋律随着双手的敲击缓缓流淌出来,声音清脆悦耳,父亲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女儿不仅上手快,而且乐感、表现力等各方面都不错。从那之后,父亲便开始逐一教授刘瑛演奏不同的曲子,并告诉她,这个乐器的名字,叫木琴。

父亲爱钻研,在家里,除了做饭、锻炼身体这些必要的事情,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他的乐器上了。有事儿没事儿,就把自己的乐器拿出来擦拭,或者是调音、贴膜儿等养护修理这些活儿,他也都是亲自动手。父亲对待乐器的用心、爱护,以及做事情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对幼年的刘瑛,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蜕 变

榆次老城是游览晋商文化走廊的起点,千年建筑在这里斗拱交错、重檐飞翘,组成一处处特色的景观。这里到处充斥着晋中古朴的民俗和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赋予这座老城勃勃生机以及融会天地的灵气。

得到父亲制作的这架木琴,小刘瑛如鱼得水,就这样开启了她的“敲击人生”。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已经成了榆次市的一位“名角”,大大小小的演出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在学校里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学校有活动,节目单里便少不了她的木琴独奏。那时候,鲜有孩子学乐器,能够上台表演的就更少了,所以,她的节目特别受欢迎。从小学到中学,刘瑛也成了同学中的“小明星”。同学们都知道,学校有位会敲木琴的小演员。每当同学看到她,都会羡慕地指指她。

 

小时候的刘瑛登台演出,父亲在身后位她伴奏

 

“瞧,她就是那个敲木琴的小孩儿。”一时间,在那个小小的城市里,刘瑛也小有名气。

父亲这个时候,则甘愿当起了绿叶儿,担当起“后勤”的角色。木琴的构造比较复杂,装卸都很麻烦,每次演出。父亲都用自行车亲自护送到现场,并进行组装拆卸。木琴组装起来体积较大,上台时,需要两个人抬。刘瑛的任务就是负责演奏,其余的工作,都由父亲来办。偶尔,父亲还会补补台,用笛子或是打击乐器为她伴奏,上演一场父女同台秀。而此时母亲也担任起化妆、服装、台风指导等服务,在父母俩人的陪伴下,刘瑛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演出。直到现在,刘瑛还清楚记得7岁第一次登台演出时的情景,稚气未脱的她,两道眉毛涂得浓黑,眼睛也化上了舞台妆,留着齐刘海短发,粉红上衣,蓝色背带裤,舞台上,举手投足间,明星范儿十足,一口气儿竟然演奏了7首曲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带着刘瑛观看了驻地部队文工团宣传队的一场演出。一位小伙子的木琴演奏吸引住了父亲的注意力。他动作流畅,节奏感强,演奏的音乐充满灵性。演出完毕,刘瑛和父亲都意犹未尽,印象深刻。很快,父亲便与这位演员取得了联系。谁知,没多久,这位演员便调到了山西省歌舞团。他的名字叫刘雪林,也就是刘瑛后来的木琴老师。

那时的刘瑛已经上了中学,父亲也终于攒够了购卖木琴的钱,1982年,亲自赴上海民族乐器厂购卖了一台高档木琴,这路上的艰辛一言难尽。

父亲带着刘瑛,坐上火车,向刘雪林求教。初与刘雪林老师学琴,部分曲子有乐谱,部分没有,有时,刘雪林老师演奏一句,刘瑛敲一句,就这样,往往一遍下来,刘瑛便能从头到尾背奏下来。这让刘雪林老师感到十分惊奇,不觉发出赞叹:

“这丫头,记忆力简直是惊人呐,真是块学音乐的好料!”

其实,刘瑛心里清楚,在背诗、背书等方面,她的记忆力表现很一般,唯独在背乐谱时,表现灵敏,音乐记忆力超群,或许,血液里,果真跳跃着来自父母的音乐细胞。

那段时间,刘瑛一个星期便坐火车到太原找刘雪林老师上一次课。开始,由父亲陪同,后来刘瑛慢慢熟悉了路程,便只身前往。在那个质朴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单纯。刘瑛喜欢亲切地唤刘雪林老师为“小刘老师”,小刘老师每次上课都特别认真,也从不收学费。春节,父母会邀请家在外地单身一人的他来榆次家中做客。在小刘老师那里,刘瑛学到卡门序曲、流浪者之歌等诸多专业曲目。他们是师生,也是亲人。

1983年暑假,母亲随同山西舞蹈家协会去北京参加培训。那时,刘瑛在念初三,暑假期间没什么安排。父亲便心生一念,是不是带女儿到北京见见世面呢?父亲随即想到一位朋友,叫任贵和,一位在中国京剧院工作的山西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多次回到山西榆次学习采风,和父亲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俩人感情很好。当得知父亲的这个想法,任贵和老师立即表示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刘瑛父女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老师刘光泗。

第一次见刘老师,刘瑛演奏了卡门序曲和云雀。刘光泗老师在听的过程中不断地点头,听罢便说:“很灵!”

“这样吧,给你留两个曲子,三天后,再来回一次课。”

看来,刘老师是想进一步了解刘瑛的接受能力。三天后,刘瑛再次见到了和蔼可亲的刘光泗老师,回课时,她不仅能够熟练地演奏两首乐曲,而且完全背了下来。刘光泗老师高兴地拍着刘瑛的肩膀,对父亲说:

“以后,能不能一个月来一次,我们上课,准备明年考学。”

这很出乎父亲的预料!刘光泗老师愿意收她做学生,那太好了!父女俩十分高兴,拜别了刘光泗和任贵和两位老师,回到山西。当他们将这个消息与山西太原的刘雪林老师分享时,刘雪林老师特别兴奋,不住地说:

“太好了,能去北京上课。”

从那以后,刘瑛便又踏上了每月一次的学琴之旅。跟刘光泗老师上课以后,刘瑛开始接触到小军鼓。几次课程之后,刘光泗对刘瑛的学习状态十分满意,无论是握槌方法还是音乐处理,只要讲过,她都能很快领悟。此外,眼前这个小姑娘,无论做什么,都非常认真、仔细,刘光泗老师对这一点也非常欣赏。小军鼓和木琴的学习进展很顺利,进度很快。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考试期限临近,刘光泗老师又主动提出,将课程周期缩短至20天一次。就这样,刘瑛便开始20天往返一次。星期六中午坐上火车,晚上到京。父亲的朋友任贵和在火车站等候,接到他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音乐学院上课。上完课,她直接从学院坐车回山西,晚上8点到家,这样,不耽误星期一上学。

刚开始学习,父亲坚持陪她去上课,每次两人的往返火车票要小四十块钱,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次交通费用几乎抵上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刘光泗老师觉得他们大老远从山西跑到北京求学,开销大,很辛苦,坚决不收学费,令刘瑛父女十分感动。每次到京,还得到了任贵和老师热心的帮助。他家住在北京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居住的平房面积有限。即便这样,他也想办法给刘瑛父女俩腾出一块地方,让他们能挤着休息一晚。一直到如今,刘瑛父亲提起这位已经过世,一直无私提供帮助的老朋友,依旧充满感激。

后来,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只得让刘瑛独自去北京上课。一路上,刘瑛谨记父亲的叮嘱,不和陌生人说话,一个人坐车去,再一个人坐车回。一次,下课后,在转乘公交车到火车站路上,恰好遇上堵车,眼看着距火车发车时间越来越近,刘瑛心里焦急万分,下车后,便拼命往火车站赶。她只顾拼命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上车的那一刻,火车启动了。这件事让刘瑛很后怕,如果赶不上车,她真不知该怎么办。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如果真赶不上,只能再回去找任伯伯。

上课前,父母总是一起把她送上火车。第二天,她上完课再回来,火车到达榆次站是晚上八点钟,如果是慢车,就要在车上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下火车时,刘瑛背着一个双肩包,顺着人流涌动的方向走出,远远地,便看见父母站在出站口,眼巴巴地向人群内搜索张望,直到眼睛聚焦到她身上,脸上才会露出笑容。她想,如果那一次,没有按时出现在出站口,不知父母会多么担心。

她乘坐的绿皮火车,榆次并不是起点站,而是中间站。很多时候都没有坐,没座的时候,刘瑛就找个地方站着。有时一站就要三四个小时。直到有人下车,才能有座位坐。逢年国节,座位便开始紧张。有一次,刘瑛只买到站票,还是夜车。火车上的人将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刘瑛只能在厕所门口最窄的走廊找了个地方站下,旁边就是车厢出口,也挤满了人。有人来上厕所,还得将身子侧过去让出地方。一个晚上,刘瑛就像个柿子饼一样翻来覆去。她怀里抱着一个硬壳的小包儿,里边装的鼓槌和乐谱。半夜时分,困得不行,感到两只眼睛用火柴棍儿也支不开了。不知不觉,就把包放在地上,坐上去睡着了。打盹儿的功夫,头一下子磕到门把手,一阵巨疼袭来,驱散了她的瞌睡虫,于是赶紧把包再抱在怀里,往车厢角落里靠靠,换一个蹲坐的姿势。就这样,一直熬到了天亮。到站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我的天,终于到家了。

1984年,离考学还有两个月时间,为准备得更加充分,刘光泗老师建议提前到京,集中时间学习。过完春节,刘瑛和父亲搬到了北京居住,依旧是任贵和帮忙找的房子。刘瑛和父亲俩人开始在借住的房屋中生活、备考。两个月的时间,她和父亲两个人。一边去中央音乐学院上课,一边自己练琴。回忆起那段时光,刘瑛感到:平静而充实,每天时间很规律,上午练琴,之后用餐、喝茶,练习视唱练耳,还要进行学习文化课,抽空和父亲俩人在外面溜达晒晒太阳,每天都是一样的日程。

刘光泗老师为人谦和,循循善诱,有耐心,对刘瑛关爱有加,在他的指导下,刘瑛的进步很快。学习过程中,刘光泗老师像父亲一样,还常常对刘瑛循循引导,告诉她:

人生的路有很多条,考学只是其中一条,人呢,只管努力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就好,至于结果如何,反而不是特别重要了。

之后,又鼓励她,如果考不上也没什么。为了让她放下思想包袱,刘光泗老师还常常找来一些刊登着有价值的励志文章的报刊杂志让她学习。

得到老师的鼓励,对于考试,刘瑛没有丝毫的害怕情绪,只是一心埋头准备。考试时,临场表现十分出色。现场的考官们不仅对她的演奏很认可,还会主动帮她搬乐器。考官们一致表示:这小姑娘非常有才能。到了招生讨论环节。考官们询问刘光泗老师的意见,由于学校从来没有招过打击乐的女生,刘瑛虽然演奏得很好,但这小姑娘这么瘦小,不知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

面对考官们的一致询问,刘光泗老师态度坚决,负责任地表示:这孩子,一定没问题。

就这样,刘瑛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的插班生,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相比较接收插班生,学校更愿意招收初一的新生,从头教。而刘瑛的情况,在学校的招生史上,也开创了先例,从此,打击乐,不再是男生的专利。

 

璀 璨

1991年,大学毕业后,刘瑛被分配到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工作,正式开启了她的职业演奏生涯。乐团对刘瑛非常重视,在乐队中担任重要的声部演奏及独奏任务,除此之外,还经常参加一些电影电视剧的音乐录制及社会公益演出活动,活跃于90年代的舞台上。她的演奏,得到很多业内外人士的认可,也引起了一些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艺苑风景线》,北京电视台《都市阳光》,《中华英才》、《作家文摘》、《八小时以外》等各类媒体报刊杂志相继进行专访或者报道,刘瑛也作为音乐学院培养的首位女性打击乐演奏家,越来越多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生活中的刘瑛

 

在乐团工作一段时间后,刘瑛意识到,她所从事的西洋打击乐,起源和发展都来自西方,想进行更深入的学习,掌握其精髓,需要到西方进一步深造。1997年,刘瑛选择到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学院留学。回国之后,回学校任教还是继续在乐团演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她所热爱的舞台上。当时,乐团正在进行改制,更名为中国爱乐乐团,并进行世界范围招聘。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刘瑛以全团最高分被聘为首席定音鼓,一直到现在。

2005年2月,墨西哥城某音乐厅内,台上,演奏人员手持不同乐器,正襟危坐,表情肃穆。台下,座无虚席,各机位摄像机对准舞台,直播即将开始,随着报幕员报出刘瑛的名字,台下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身穿一袭红色半身裙,黑色微喇裤的刘瑛从幕后缓缓走到台前站定,向观众席鞠躬行礼。她的四周,摆放着马林巴、木琴、大鼓、桶桶鼓、大锣、小镲、木鱼等四十余种不同的打击乐器。

刘瑛先走到一组大锣前,缓缓举起鼓槌,面对摆放在左、中、右侧不同位置的锣面,开始敲击,动作轻柔舒缓,声音高低起伏,随着动作的加快,声音越来越紧密集凑,由远及近,犹如潮水翻涌。在一阵急雨直下的鼓点声中,动作戛然而止。只见她迅速转身,来到一架木琴前,木琴上方,挂着两排小一号的铜锣,又一阵紧密局促的敲击,紧接着,鼓槌向下,急促的铜锣声转而化为一阵清脆的木琴声,如春风化雨。

只见刘瑛不时在几种打击乐器间转化,动作如行云流水,轻巧自如。第二乐章,她口中不时吟诵着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手中配合颤音琴朦胧柔美的音色,把人带入一个如画的中秋之夜。第三乐章由急促的小镲连击开始,身后,墨西哥UNAM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人员,不断追随着刘瑛的打击节奏,时而疾风骤雨,时而微风拂面。整个演出时长半小时,随着最后一下敲击,刘瑛以一个漂亮的姿势结束了演出。台下观众纷纷起身,对这场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洋乐器进行完美融合的演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回到后台的刘瑛,不得不三次返台谢幕,只见她面颊微红,气息微喘气,冲着观众席不停微笑、鞠躬。

这是刘瑛N场演出中的一场,从事职业演出,走上打击乐的职业道路,这其中的艰辛、经历的磨炼,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晓。在台下观看演出,是在享受音乐殿堂的洗礼。而台上的演奏人员,却没有那么轻松愉快,尤其是职业演奏人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磨炼和积累。演奏的技术和技巧只是一方面,要将演奏技巧磨炼到最佳状态,才能够去很好地表现音乐的本质。此外,对音乐本身以及所表达的细节内容的深入理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去深入地了解它的内涵,再加之娴熟的技巧。才能更好地用音乐的形式去表达,去演奏。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东西,都要仔细地推敲,细节和技巧也需要磨炼,这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

 

演出中的刘瑛

 

同一个作品,不同年龄段的人来演奏,由于个人阅历,知识积累的差异化,相同的曲调,演奏的风格也会不同。西方音乐较之中国传统音乐,曲目量、作曲家资源更加丰富。很多作品,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演绎不完。从事职业演出,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作为一名职业演奏者,必须要时刻保证手上的机能,无论名气再大的演奏家,每天也要抽时间练习音阶、爬音等基本功。从学生时代,一直到老,一刻也不能停。

机场——排练厅——演出现场——下一个演出地点,全世界到处飞,演出,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放松游览观光,更多时候,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方,一直到离开,都还不知道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儿,只记得机场。这是独奏家的生活和演出轨迹,相比较而言,乐团的时间会更加自由一些。乐团演出关键点在于合奏,大家之间的默契和配合,演奏技巧方面不是问题,需要磨合的是大家之间的配合度。

从走上专业演职道路到现在,刘瑛跟随乐团,足迹遍布全球。巡演密集时,需要到达许多不同国家,长途巡演的行程是艰苦的,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的飞程,从国内到美国、加拿大,再飞到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巡演。乐团上百号人,像拉练一样连续作战,日程被安排得十分紧凑。下飞机当天,稍做休息,第二天便立即投入到排练演出当中。演出结束,开始准备下个城市的转场。提着行李箱,在途中奔波,适应昏天黑地的颠倒时差,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常态。其中辛苦个中滋味,恐怕只有浸泡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期间,会有一两天的调整休息时间。演出之余,偶尔也可以和团友们一起参观不同的城市、建筑或者博物馆,算是对长途奔波的一种慰籍。

在国外演出,让她感触最深的就是:西洋音乐在国内相对来讲还很小众,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欣赏。很多人表示听不懂。对此,刘瑛也谈到自己的看法,其实,音乐嘛,从头到尾听下来,觉得好听,或者哪里触动到你,就可以说是听懂了,欣赏就好,为什么一定非要弄懂呢?在国外,交响乐有很大的受众人群。他们热爱古典音乐,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交响乐团。每年有固定的演出季,也有相当一部分固定的听众愿意为此买单。

 

演出中的刘瑛

 

人们把听音乐会当作一件特别正式和重要的事,男士西服革履,女士们都穿着漂亮的长裙。即使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穿着大衣、棉靴来到音乐厅,再换上美丽的衣裳,踩上高跟鞋,才会进入演出现场。音乐厅设有为观众准备的衣帽间,厚重的衣物要存起来,不能带到现场。

 

听音乐会是一件很高雅的事情。这是对待音乐的礼节,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演出时,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像小提琴、中提琴等由多人同时演奏的弦类乐器,队员之间互相会有些依靠。但定音鼓,被称为乐团的第二指挥,相当于乐团的一个主心骨,绝不能出错,要承受很大压力。作为乐团的定音鼓首席,如果走神儿开小差,会影响到整个乐队。刘瑛和大部分人搞音乐的人一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不允许自己出错。。

每当演出结束,台下盛装出席的观众们便集体起立鼓掌,向乐团指挥、演职人员致意。每当那一刻,数年如一日习练的枯燥,长途奔波的艰辛疲惫,顷刻间烟消云散,舞台上冉冉升起一束光环,演奏的曲目有人喜欢,得到肯定,所有的付出,辛苦和汗水化为值得二字。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种音乐艺术,乐团每年会举办音乐季。逢年过节,还会接受一些企业邀请,或举办一些小型演出。乐团活动越频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交响乐在国内认可度越高。横向看,国内的一些大型乐团演出活动也很频繁,有些乐团走的是职业演奏的路线,有些乐团则演奏一些电影音乐、世界名曲等贴近大众。

音乐季期间,乐团每年会有固定的音乐会场次,也有主题音乐会,如贝多芬年,会将贝多芬所有的交响乐在一年内进行排演,邀请国内外优秀的指挥家和演奏家参演,像郎朗、王羽佳、王健这些大腕儿,都是乐团的常客。这时,乐团的演出票往往一票难求,需要提前预订,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振奋的事情,说明国内欣赏这种高雅音乐的大众越来越多。      

 

传 承

进入乐团后,演出和排练闲暇之余,刘瑛曾经在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兼课,带学生。那时,乐团刚经过改制重建,邀请了国外的顶级指挥来训练乐队,排练十分紧张。刘瑛奔波于学校和乐团两边,每天从早晨十点一直排到下午四点,之后急匆匆赶去音乐学院给学生上课,十分辛苦。

一次排练完,刘瑛赶着去给学生上课,由于走得急促,刚走到学校门口儿,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崴,便摔倒了。刘瑛试图站起身,从脚底传来一阵剧痛,无法动弹。正好一位好友路过,刚刚下课正要回家,见到摔倒在地的刘瑛,忙跑过去询问。朋友带刘瑛来到医院,医生检查过后说:

“情况不太好,需要住院,开刀。”

刘瑛听罢惊出一身冷汗,医生又说道:“如果不开刀,以后脚踝会有问题,影响走路姿势。”

“不行,我还要演出呢,右脚还要用呢,这怎么行!”

刘瑛和朋友商量后又去了积水潭医院,经过再次诊治,医生表示:可以保守治疗,打上石膏,不要错位,一个月后再来复查。

刘瑛一听,心里这块石头稍稍落下,虽然不用开刀,可以回家,但这情况,怕依旧是无法演出了。在就医途中,刘瑛首先想到的是正在等着她上课的学生,第一时间通知学生,告诉他们今天无法上课。还有乐团的演出,100来人的乐团,已经排练了好几天,过两天就要演出了,自己却在这个时候受伤,刘瑛心里懊恼不已,焦急万分。

好在,经过和团里沟通,一位同事顶了上去,圆满完成那次演出任务。刘瑛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便拄着拐去上班,和大家一起排练。她知道,乐团刚改制成立不久,需要磨合。那段时间,她练就一项技艺:一只脚踩定音鼓的脚踏板,来完成四个鼓的变音。

谈到那次难忘的“事故”,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打着石膏还坚持训练,刘瑛笑谈,一方面,自己真的是很热爱这个职业,另一方面,是出于作为一名乐队成员对乐团应该有的责任心。

说起打击乐,人们在认知上容易走入一个误区,以为只是敲敲架子鼓,还有人认为这份工作很轻松,吹拉弹唱很开心地像玩儿一样。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算术和数学,100以内的加减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数学呢,是一门学科,或者说,是科学。音乐也一样,作为业余爱好者,学习一些乐器,练习一些曲目,加以时日习练,便可将曲目演绎得十分娴熟,这都容易达到。然而,职业音乐人这条道路,就不那么简单了。

就这样,刘瑛一边在乐团演奏,一边在学校兼课。由于一直奔波于演出各地,一直没有将要孩子这件事提上日程,将近不惑之年,她和大学时就相知相恋的爱人意识到应该让家庭更加完整。于是,一位可爱的男孩降临到家中。

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你是一位职业女性,乐团成员,你还是一位母亲,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童年只有那么有限的几年,陪伴孩子成长,更加重要。

孩子出生那年,家里老人帮衬不上,刘瑛只能靠自己。为了陪伴孩子成长,认真负责的她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余大部分时间交给了孩子。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一直没有停止的教学活动开始多了起来。

在孩童时代,能够获得学习音乐的机会,并以此在学校彰显得与众不同,刘瑛颇有感慨,始终认为这主要得益于父母的重视和幸运。然而,在那样一个物质尚且匮乏的年代,大部分孩子并没有学习乐器的机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审美教育越来越重视。

近年来,国内发展得很好,学音乐的孩子越来越多。如今,多数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一门甚至更多门类的乐器练习。大部分中小学校组建了学生乐团,社会上,除了国家级大型交响乐团,很多城市也逐渐组建了自己的城市乐团,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发展增添助力,为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出口,这说明国人越来越重视音乐教育。

 

教学中的刘瑛

 

在教学方面,刘瑛不喜欢强迫孩子,她更希望顺其自然,引导着学生们一起玩儿打击。孩子们有了兴趣,愿意从事专业,自然会下工夫,花更多时间去练习。对于学习乐器的孩子来说,一方面,可以考虑从事专业道路,即便不从事专业,也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对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头脑反应有益。

打击乐的种类很丰富,有键盘类、鼓类等等,跟随刘瑛学习小军鼓的孩子们,几乎都不会觉得这个乐器枯燥。他们敲得很开心,好玩儿。各种变化的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不觉得难,也就不觉得烦。教授学生弹奏马林巴也一样,从兴趣出发,先是引导学生演奏一些自己会唱的歌儿,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方面控制力有了提高,再一点点增加难度,拓展曲目量。

对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来说,学乐器还是要先从兴趣方面进行引导,效果才能更好。

基本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有些乐器要从四五岁孩童时代开始练习,如钢琴和小提琴,将来才有可能从事专业。若错过最佳练习时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童子功。未来虽也能演奏一些曲目,却不具备专业竞争力。民族音乐与西洋乐相比较,是自己的文化产物,对国人来说,研习民乐,拿捏其中的味道及文化内涵相对容易,加以时日习练,便可掌握一二。西洋音乐以和声为基础,一般多旋律多声部同时演奏,大多以乐队合作形式呈现。打击乐属于西洋乐器,包含的种类丰富,学习内容也相对繁琐。

 

教学中的刘瑛

 

对于打击乐初学者,刘瑛建议可以先尝试两种乐器。一是小军鼓,主要针对节奏和技巧进行训练,再一个是马林巴琴,键盘类乐器,有音高,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年龄小的孩子在练习打击乐时,可以首选这两件,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加入定音鼓。无论是具体哪种打击乐门类,有一条万变不离其宗的定律:

不管演奏的乐器是什么,都要注意节奏的准确和动人的音律,演奏出好听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多年演绎生涯的锤炼,习得一身如火纯青技艺的刘瑛,希望将多年的经验和技艺进行传承。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教授她木琴的刘雪林老师的儿子,后来也成为她的学生,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现在主要从事打击乐教育,针对少儿,自己原创研发出“敲击魔法”经典系列打击乐课程,也是打击乐普及教育的传承,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正如刘瑛一直所提倡的,人,生来就是自带节奏感的,在母体中感受心跳的脉动,那是来自生命的声音;

树叶儿沙沙,流水潺潺,狂风呼吼,骤雨倾盆,那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

草长莺啼,啾唧咿咿,骏马嘶鸣,这些,是来自动物界的表达;

当闭上双眼,认真倾听,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节奏的世界。

那一刻,全身的每一处神经仿佛被调动,与这声音浑融一体,体内的每个细胞,在声音的驱动下跳跃,呈现出更加高级的生命状态。

灵,也在律动中得到美好的释放。

 

作者简介:

王咏华,原名王永华,曾用笔名雍桦,女,汉族,现居北京,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创新文学网总编助理,北京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石景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首届北京老舍文学院小说高研班学员,爱读文学网签约作家。出版文学集《花间拾梦》,中短篇小说集《繁花之年》,网络长篇小说《西山红》;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论文等作品曾在《诗刊》《中国救援》《北京作家》《北京纪事》等刊物上发表,累计公开发表作品60余万字。

 

责任编辑: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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