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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传人”的春天

来源:创新文学网 作者:侯永刚 时间:2020-09-24

我叫王毅,生于1935年10月,家住西峰区后官寨镇中心村王庄队。我们王氏家族是最早研究“岐学”的先行者,也是“王氏正骨”的首创者。我祖父王永式,生于1855年,曾是清末大将董福祥的随军箭镞医,参加过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主要任务是在后方抢救伤员。他一生敬仰医祖岐伯,对“岐学”颇有造诣,并在多年随军征战中,练得了一手接骨正骨的绝技,解甲归田后,常在陇东民间行医,普救“含灵”之苦。尤其他独创的“王氏正骨法”,在医疗技术非常落后的清朝后期,治好了众多骨折病人,被百姓传的沸沸扬扬,誉为奇人,奉称神医。说他给病人接骨时,手中执一根柳枝,口中念念有词,在断骨处喷口自制的神水,然后用柳枝轻轻甩打甩打,再用双手捏捏,那断了的腿就接上了,患者倏地站了起来.....说他给人接骨,一是在晚间二是将门关起来,这是害怕别人看见,绝技外泄。

我父亲王贵正,生于1892年,自幼秉承祖父医脉,除了一手精湛的接骨绝技外,还爱钻研医论,颇有建树。在民国九年、十八年的海原大地震波及到董志塬时,前后压伤千人以上,他背个医箱,奔走于千沟万壑之间,风雨无阻,日诊夜医,连续数十日未能返家,为地震后被塌窑烂庄子砸断了骨头的乡亲们接骨治病。事后,众多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来了“恩同再造”、“华佗再世”等牌匾以示感谢。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感觉父亲在我心中非常高大,非常了不起,是一个能人,我暗暗在心底发誓,长大后,要像父亲那样,替百姓医病,受人尊重。

我父亲在民国二十一年就撰写了《医士考索》一书,考证了医圣岐伯,民国二十七年在西峰药铺“厚德堂”掌柜李厚菴的资助下,以油印版成书,在坊间流传。解放初,他写成了《北地名医索考》一书,其后,又撰成了《岐伯考》一书,可惜的是,1965年春,红卫兵抄家,将以上著作及我祖父、我父亲收藏的大量医书、药方、手稿、贵重资料等五千余册(篇)查抄焚烧,我父亲也在文革中遭受了批斗,1976年去世。

我八九岁上小学时,解放战争爆发了,西峰是国共两党反复争夺的前沿地带。从西峰向北走15里路,就是李家寺,那里设了一个关卡,北面是“红区”,南面是“白区”,双方形成了对峙。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胡宗南、马步芳的部队每天都有大炮往西峰开,骑兵在董志塬上跑,村村住满了马队,村口土墙上贴的是国民党的标语。老百姓每天都在逃命、逃灾荒、逃战乱。一听见国民党部队来了,就赶紧牵起驮着东西的驴往沟底的山洞里钻。我父亲害怕被“马回子”捉去看病接骨,也躲进半沟里的地窨子里不敢出来。那时,西峰出城进城都要搜身,国民党兵搜身后,确定没有有嫌隙,才在每个人的额头盖一枚刻有出城或者进城的戳子,方可通行。年幼时,我整天听到的是枪炮声和飞机的嗡嗡声,一听到这种声音,我就头皮发麻,就非常恐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没有了枪炮声和飞机的嗡嗡声,能过上和平安静的生活。

1949年7月西峰解放,我欢呼雀跃,庆祝人民政府的诞生。终于结束了战乱,盼来了和平的生活,当时,每个老百姓从内心来说,都是高兴的。我父亲也不例外,整天笑呵呵的,在家里的药堂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治病。结束了战乱,父亲颠沛流离的游医生涯也结束了,他终于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私人药堂,可以安定下来,为百姓诊病。

1958年7月,庆阳地区巴家咀水库开工,一万余名民工不分黑明昼夜奋战在工地上。因为工地上塌方、滑坡经常发生,伤筋动骨的事故连续不断,我父亲协助工地医院抢救民工数百人,受到了工地指挥部的表彰奖励。

这期间,父亲在继承我祖父医道的基础上,贯穿素难之学,精于蔺兰之法,重视临床实践,治疗骨折不拘一格,开刀刮骨疗毒,亲赴深沟大山采药炼制。他知体相,识部位,一旦临床,机能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他还自创了高超的气功、精巧的整骨之法、拿伤不疼的秘诀、简便的“蛋白麻纸固定法”、合理的“明扎法”、“导引法”等医术,为业内人士敬重,也被民间传的很神奇,添上了许多传奇色彩。

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熏陶,我对医学天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爱,也对读书异常痴迷。解放前,还没正式入学,父亲已教我读完了《三字经》《小学集注》《幼学琼林》《孝经》《论语》《弟子规》等,还经常教育我说,要爱国就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有用的人才,报效祖国。他还说,抗击八国联军时,我的五个祖父随甘军与外寇在北京正阳门下激战,全部为国捐躯。所以,每次我到北京,都要到正阳门下祭奠祖先的英灵。

1952年“土改”和“合作化”开始,我们王氏家族当时是个大家庭,将解放前置的二十几亩地、四头牲口全部入了合作社,被定为贫农。我也从王岭小学毕业,考入了庆阳第一中学。但合作社那时还不成熟,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薄弱,很多家庭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家也很困难,无力供我上学,我只有拼命攻读学业,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争取到了奖学金,以此来减轻家庭负担。

家庭经济的拮据,使我的大学梦破灭了,1953年秋的一天,中学毕业后,我背着书包含泪告别了母校和老师,回到了老家,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由父亲给我传授医术。

不久,曾给我任课的老师、陇上著名书法家刘养锋先生,得知我的境况后,觉得我这个孺子还可用哩,便向组织推荐,经相关部门考察,被安排到了环县曲子小学任教。在曲子小学任教几年后,我被组织调到了环县文化馆任馆长。

年轻时,我是个刻苦好学的人,人也聪明、机灵,对啥新鲜事物都感兴趣,啥玩意一看就会,一学就精。吹拉弹唱、写写画画、照相刻版样样在行,还陶醉于北地民俗文化的研究,组织编印了几本书,写了许多小戏、小品、歌曲,搬上舞台演出。那时候,医疗条件也非常落后非常差,身边的同事、邻居、社员患病的很多,往往就医无门,我在工作的同时,就利用自己掌握的一些医术,为他们治病。比如,头疼脑热、痢疾、伤寒之类的小病,我给开个处方、抓几副药,一吃,病人还真好了。还有关节脱臼、错位,我一拽一拉,病人就能站起来了,胳膊能展端了。每每在这个时刻,未见过世面的乡亲们,便把我当成了能人、有本事的人,感激不尽。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快乐,比病人还高兴,有了一种成就感。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很多人都是牵着毛驴驮着病人赶上几十里上百里路来找我父亲看病的,那时,就觉得只有父亲最帅、最伟大、最厉害、最让我尊重,他所从事的职业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暗暗发誓,将来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受人尊重。可以说,那时我从医的信念已经初步形成。

我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大鸣大放大自报大辩论运动,因为爱写写画画、发表点东西,还差点被打成了右派;也见证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大练钢铁等等的重要事件。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前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还债,村里的青壮年都被调到华亭的“土骨堆”大练钢铁去了,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生产劳动能力极差,加上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思想泛滥,虚报浮夸之风盛行,集体经济严重受损,粮食异常短缺,环县北部农村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县上派我统计情况。我当时统计一个公社的死亡人数是72人,但先前公社给县上报上去的是71人,为此县上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我,说我统计数字不准。我在乡下的广播中听到了,专门还到县上找了该领导,说明了情况。原来公社报的71人准着哩,但把一个从董志高级合作社来环县看望当教师儿子而死亡的这个人没统计进去,原因是他是外乡人,没在统计之列。我却认为他虽是外乡人,但死在了这个乡的地面上,应该统计进去。领导听了我的解释,没再说啥,一脸的凝重和无奈。这个外乡人不是饿死的,是胀死的。他饿了几天了,到了儿子这里,儿子见父亲饿成这样,就把用于几天的口粮拿来,偷偷给父亲做了一顿饭,让父亲饱餐一顿。殊不知,人的胃饿过头了是收缩到了很小的,突然进食超量,是承受不了的,就被撑破了。

现在讲起这些,年轻人像听神话一样,其实,当时就是那样一种现实。新中国成立不久,祖国的建设还在摸索之中,势必要走些弯路,另外一方面,面对苏联的步步紧逼,我们并没屈服,我们要长中国人的志气,老百姓要勒紧裤腰带还债,我们利用三年时间,还清了苏修的债务,脱离了苏修的阵营和控制。

我一生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见证了共和国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伟大变革。但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坚信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只有健其身才能干其事享其乐!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身在基层乡下,亲眼目睹许多山区患者因就医不便而丧生,这让我认识到了医学对人类的重要性。而在我工作期间,父亲老是催促我回家继承他的医业,他对我端的这个“吃皇粮”的“铁饭碗”并不感兴趣,他觉得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才是正业,他年事已高,“王氏正骨”在他手里已传至二代,这三代、四代、五代.....应该一直传承下去。再加上我是个不爱受约束的人,天生爱折腾,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毅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第一次甩掉了端了多年的“铁饭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1963年至1965年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家也受得了冲击。那时,有一句话比较流行,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养几只鸡下几个蛋,都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我们家因为父亲放工之余,常被乡亲们请去看病,病看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偷偷给我父亲塞点杂粮、土产、鸡蛋等等,生活相对而言好些,就被运动积极分子盯上了。他们严格控制了我们父子的出工放工时间,使我学医随父亲出诊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只有等劳累了一天的庄稼汉都睡下了,悄悄挑灯翻阅药书,学习岐黄之术,不会的地方再向父亲请教。有时,会随父亲偷偷出诊,进行实践锻炼。正当我在学医的道路上迈开步伐的时候,由“社教”逐步升级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秩序进一步被打乱了。工人不好好上班了,农民不安心种地了,学生不愿意上课了,大部分人卷入了运动之中。西峰街头经常是游行的队伍,在“零2”师门前是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的群众,“一二八”与“红三司”动不动发生武斗,造反派今天夺这个厂子的权,明天夺那个局的权,弄得很不安宁。学生组织起了“大串联”,“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红卫兵的“破四旧”也深入到了农村,被专政的“四类分子”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家历代收藏的药书、文献、字画、文物都被抄走一把火烧了,我们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庭,我父亲被定为反对学术权威分子,而我因为写了一部《笑里藏刀》的剧本,被搬上了舞台演出,被指出写的是封资修的东西,污蔑党和人民,被监管了起来。文革中,我们一家被定性为“黑五类”,受到了不下百次的残酷的批斗,有一次,他们将我父亲吊在房梁上,有人出了个点子,把几斤重的秤砣拴吊在我父亲的胡子上,进行折磨。晚上回去,我都有死的念头了。可是,看到我们全家人白天受了批斗,晚上又有我们过去救治过的病人和乡邻给我们偷偷送吃的,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在心里也暗暗的给自己打气: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老百姓能冒着风险来看我们,证明我们还是有用的人,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白来。

慢慢我也悟出了一些道道,觉得这场运动把人都扭曲了,是不怎么正常的,迟早会过去的,党也会有个公正的说法的。

对于文革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现在回想起来,这与其说是对我的身心折磨,倒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和历练。因为文革后我变得更成熟了、更坚强了、更智慧了,眼睛更明亮了,对祖国的前途更有信心了!只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也逐渐学会了要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在正常中适应不正常,这样,你才会活下去,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1965年盛夏,乡亲们正在麦田里割麦子,一队20多人的红卫兵,打着红旗,喊着口号,从西峰城来到了我们家,进门后就乱砸乱搜,翻腾了半天后,见搜不出有用的东西后,有些沮丧,领头的说,把这家伙拉到大场批斗!几个小将上来扭着我的胳膊,喊着口号,把我押到了大场,召集社员开批斗会。领头的站在大场中央的碌碡上,手里举个语录本,一脸严肃地问:“王毅,你编反动剧本是事实吧!”我笑了笑说:“啥叫反动剧本?那是一部惩恶扬善、揭露社会丑恶的剧本,是教育人的,怎么能说是反动剧本?”领头的又说“上次大队支书叫你问话,叫了你几次,你都装病不去,这就是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指示,不尊重上级领导,藐视人民群众!”我微微笑了,说:“上次大队叫我问话,我是患了细菌性痢疾,随时要拉肚子,就没去,到现在还没好哩!你要是不信,我现在给你拉!你拿去化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个红卫兵头头被我说的面红耳赤,赶紧带头喊口号:打倒王毅的嚣张气焰,王毅必须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又厉声问道:“王毅,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天养花看病,吃的好,穿的好,还戴手表,骑自行车,哪一点像个农民!分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你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交代,请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原谅,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又笑了笑说“我一没偷,二没抢,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不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一点吗?难道吃糠咽菜、穿烂衣服就是革命?就是新社会!”那个红卫兵头头被我问的哑口无言,过了好半天才说“你这块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会看到你的这种恶劣的表现的,你将会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惩罚!好了,散会!下一次再收拾你!”他带头唱起了语录歌,领着那批红卫兵仓皇跑了,社员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老饲养员吴秉文嘿嘿说:“这会到底是谁批判谁哩!”

那个年代,这种滑稽的场面多了,这是时代造成的,不是人为的,也不是某个人能左右的,想想,当年的那些红卫兵也是悲剧人物,是被历史推上舞台的表演者。

1972年秋,“批林批孔”运动在后官寨公社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大早,后官寨公社组织了一万余人在南佐大队老庙召开批判孔子的群众大会,大会由妇联张主任主持。台下人群熙熙攘攘,台上坐满了公社大队的主要领导。张主任是个劳模干上去的妇女干部,没有上过学,大会一开始,她情绪激动地宣布:“今天,我们全社组织召开一个批判孔怪(圣)人大会......”话音未落,台下社员哄堂大笑,台上的张春梅,还不清楚台下发生了何事,以为自己的开场白感染了群众,继续声嘶力竭地喊道:“孔怪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残害了古往今来多少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祸害了我们妇女几千年,让我们妇女缠小脚,围着锅台转,伺候一家老小,不能像男人一样,在外面风风火火,在外面干大事业,今天,我们要打倒孔怪人,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她的话音一浪高过一浪,台下一片哗然。坐在旁边的公社石书记愤然大喊:“张主任,那是孔圣人不是孔怪人!”无奈,台下群众哄笑的声音早已盖过了石书记的纠正声音,张主任一次又一次的孔怪人,换来了台下群众一波又一波的躁动与喧哗声。

大会刚结束,石书记质问张主任。张主任一脸委屈地说:“我不认识这个字,开会前,路过王毅家,就进去问王毅,他说这个圣字是个怪字。”石书记拂袖跑来气呼呼问我:“这圣字是个啥字?”我一看情况不妙,一脸无辜地说:“这个圣字就是个怪字啊,自从繁体字简化以后,我对简体字弄不清楚,一直以为是怪字,这么多年一直念怪,谢谢石书记今日帮我纠正错误!”石书记见找不出个碴,就气恨恨的和随后而来的张主任走了。

那个年代,我讨厌不学无术的人,对有些荒诞不经的事情看不惯。那个张主任跑来问我,我故意把圣字说成了怪字,本来是让她多动点头脑,多捉摸捉摸,没想到她在大会上就用上去了,丢了大人。事后,甘肃省驻庆阳县记者站一个姓马的记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狠批孔怪人大会》,副标题是《王先生巧施捉弄计,张xx狠批孔怪人》,作了渲染,张xx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笑话。

那个时代,这种笑话多了,张xx只是一个缩影,他们既是悲剧人物也是值得同情的人物。其实,批孔老二,她连孔子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弄不懂,就一通很批,也是很可悲滑稽的。

1969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父亲来说,是一个异常难忘的日子,我们父子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我们重见了光明,也恢复了行医资格。就在这一年,党的农村医疗政策下来了,全国遵照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把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县号召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站,方便基层群众就地就医。经过公社和大队领导的再三筛选,确定将我调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当站长。

我刚踏进医疗站大门,面对的是一间瓦房,一张半旧不新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大队领导只给了我两个人,就这么个条件,还再三叮嘱要把医疗站办好,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还能说啥呢!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行医资格,这都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想想在运动中间,我跟着父亲晚上偷偷出诊,从死神手中拉回许多乡亲们的命,那种提心吊胆的行医真是让人心惊!现在,能光明正大的给乡亲们看病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那段时间,不管白天黑夜,我的脑子满是办医疗站的事。父亲看出来了我的心思,鼓励我树立起勇气和信心,把这件造福乡里的事情办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带领站上的两名医务人员,四处筹措经费,短期内解决了开办经费不足的问题。不久医疗站盖了十间瓦房,购回了一台x射线透视机、制氧机等医疗设备,还补充了许多药品,两年内,医疗站的固定资产达到了四万元。在全省合作医疗站评比中,被授予“全省农村先进合作医疗站”。

看到党的政策从热衷于搞政治运动逐步向国计民生和发展方面转移,我干得更有信心了,我除了给患者看病外,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研制出了“太阳能理疗法”,填补了我国医学领域直接应用太阳能源治疗疾病的空白。我又把这一发明运用于实践中,给周边的患者治疗。1977年6月,在海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太阳能研究会议上,我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领导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并受到嘉奖。1984年,我的这项发明成果被写进了《庆阳县志》。

我在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不仅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也得到了县上领导的重视。时间不长,我被组织提拔当了后官寨公社卫生院院长。到任后,我将原来远离公社远不便管理的几个卫生所合并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又四处筹措争取经费,在原来十几间平房的基础上,盖起了单面楼,在省卫生厅争取到了几套大型医疗设备,卫生院面貌一下得到了改观。那时,庆阳地区人民医院骨科设备也不是特别先进,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我利用后官寨卫生院距西峰近、我们王氏正骨祖传秘技的优势,大量接受病人,为患者精心治疗。病人康复后,口口相传,后官寨卫生院的接骨技术一时声名鹊起,驰名陇上,医院的床位常常满员或超员。

一天中午,我正在给一个山区来的患者查病,医院一名同志拿来一份兰州医学院发来的电报:王毅先生,我们深知您医术精湛,为此,特邀您来我院任教。我看了电报后,半是高兴半是忧: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医师,能得到高等学府的赏识,这是难得的;要是去吧,能否胜任高等学府讲师的这份工作?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接受了邀请。

到了兰州医学院,才知道院里有个骨科系,医学理论比较强,但是实践方面相对弱一点,他们了解到我们王氏正骨技法比较奇特,我又是王氏正骨的传人,便邀请我来医学院从临床实践方面给学生教学指导。

为了把课讲好,我晚上往往备课到了深夜才休息,讲课之外,我利用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与专家进行交流取经。在兰州医学院两年的教学期间,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提高与更新。闲暇时,在省城的街头转悠,我也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门店竟然是私人在经营,人们的穿着打扮也没有原先那么保守了,时代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革,这些现象小地方还是没有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春风正在徐徐吹来,只是,那时人们还没有这种意识。

从兰州医学院回来后,我再次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掉院长职务。这在当时人们是想不通的,但我决定了的事是变不了的。虽然组织和同志们做了挽留,但最后我还是第二次甩掉了令人羡慕的吃国库粮的“铁饭碗”,回到了老家。

前面我已说过了,我天生是个不甘寂寞爱折腾的人,这种折腾不是瞎折腾,是基于我对岐黄之术的热爱,对祖传“王氏正骨”的不舍。在兰州教学交流期间,我已萌生了创办王毅骨科诊疗所的愿望,而实现这个愿望,得要抓住机遇机会,得要看到政策的契机。我是个爱读书爱看报的人,爱关心时事政治,当时,祖国变化的种种迹象和微妙的声音,使我感到,机会悄悄来了,机遇也慢慢来了。比如,我在报上看到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的新闻,我就意识到农村的改革不久将会到来。我不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得成为一个走在时代变革前面的人,实现自己一生的医学抱负。

要开办诊疗所,得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和卫生局颁发的医疗许可证,我提供了大量资料,在不长的时间,手续就办下来了。再就是场所的问题了。

我们家的老庄子比较大,在家里开办诊疗所作为所址暂时问题不大,主要的问题是资金。我静下心来,苦思冥想了几天,终于想出来个门道,那就是一边看病一边养花,积累办所资金。

我的父亲过去是陇上著名民间骨科医生,一生喜爱养花养草,生前曾著有《陇东中草药五百味》一书,在用中草药防治骨折上有独到建树。我父亲一生养花种草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用中草药治疗骨折的效用。

而我养花种草的目的,一是为了美化环境,病人来了,总得有个心情愉悦的处所。二是为了为了采药,研制草药。三是为了兴业。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到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美的追求也有了较高的向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恢复了祖上养花种草的良习。从1979年7月开始,我组织人员从西安、兰州、平凉等地购回了花木种子,并带领全家九口人,起早睡晚,苦心经营,建起了家庭花圃。除了在院落种植外,还建起了一间70平米的高温室和低温室专门栽培盆景。在短短的两年期间,花木品种增加到了360多种,其中,当时名贵的铁树、罗汉松、君子兰、马蹄莲、月季等花木在我这里都有,庆阳地区机关单位和个人慕名前来购买,一时,还有点供不应求的状况。

1980年,我出售花木的收入约有500多元,1981年出售花木盆景2000多盆(株),收入达到20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记得那时一个鸡蛋才5分钱,一碗羊肉才3毛钱。1981年我看病和花木的收入达到了5000多元,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我盖起了三间新瓦房,家里有一台缝纫机、二辆自行车、四块手表。

我在栽花种草的同时,采集了30多种草药,研制成了药剂,用于临床治理。我还从兰州购回了一台x光透视机,增强了诊疗所的硬件建设。

关于我致富兴家的事迹,1981年,陇东报社记者秦望义还写了一篇《访育花人王毅》的通讯,在《陇东报》全文发表。

改革开放之初,我辞职开办诊疗所,很多人认为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我没有想的过多,我就是一个目的一个方向,就是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改变乡村的医疗水平,更好的更加自由的为老百姓治病,传承祖上的医业。

说实话,那段时间,虽然骨科诊疗所办起来了,花木经营也走上了正轨,但我心里多少还有点余悸,那是文革前历次运动给我造成的心灵创伤,我还不敢摔下包袱迈开手脚去大干,怕政策有所波动,触及到了个体经营者。只有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81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出台,国家下定决心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才算给我吃了“定心丸”。我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顺应时势、顺应民心、实事求是的态度非常敬佩,也对中共中央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额手称庆。这时,城里兴起了个体户,个体经营户遍地开花,农村也实行联产承包。庆阳县后官寨公社也改成了乡,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0年到1981年开始了,集体土地财产分户到人。我们家九口人分了几十亩地、两头牛。政府实实在在、调整农业结构、保障民生的举措、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看到了更大的机遇和希望,我的心里萌生着更大的梦想。

1988年,家里的诊疗所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外地患者的需求了,我在西峰市西街设立了诊疗所,接着我把老家的地坑院填起建房,盖起了两排12间厦子,设立床位24张,招收工作人员6名,并先后建起放射室、夹板室、制剂室、图书室等特色科室。

1990年以传统中医药及“王氏正骨”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西峰区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西峰市骨科研究所”在王毅骨科诊疗所里成立。其时,以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为特色的“王氏正骨法”深受广大群众信赖,患者络绎不绝,最多住院病人约50余人,最远患者为湖南衡阳籍。

1996年,我正式向卫生主管部门提出成立“王氏正骨医院”的申请。

1997年9月9日,经西峰市卫生局审核批准,西峰区首家骨科医院“西峰市中心骨伤专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

1999年底,中心骨伤专科医院住院部大楼建成,同时医院提出“大专科、小综合”,“中西结合、以我为主”的办院方针。

2011年7月14日经过多年发展,医院现有医务工作人员28名,床位30张,置有15-200mA的X光机多台和心电图机、B超机、多功能生化仪、麻醉机、智能电刀、救护车等等数十台新型医疗设备。设有门诊部、住院部、研究所、热带药物种植园等机构,并拥有图书室、资料室、标本室、摄影室、微机室及岐黄文化展厅等。已初步形成了一所集检查、化验、制械、制剂、治疗、手术、矫形、康复、科研为一体的骨伤专科医院。

近年来,医院已建成门诊楼一座,住院楼一座,有床位50张,园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环境优雅景色宜人的医院内有骨科研究所、图书馆、王氏骨科医院医史馆等设施,我还打算建一个医疗设备博物馆,因为我收藏了几十台旧医疗设备,有些是进口的,比如,前苏联的透视机,我要用这些设备,展示我们庆阳的医疗器械发展史。

由于我们扎根传统中医骨伤科精粹方法,突出“王氏自然疗法”,中西医并具,以简、便、廉、验为治疗原则。并以诚信爱德、扶伤救危为服务宗旨,以平民医院为发展方向,着眼未来、面向西北。几年来为贫困患者免费提供医疗、食宿价值达24.3万元,2000余次,共接诊96000多人次,患者赠送锦旗、牌匾百余块,多级多家媒体宣传报道数十次,政府嘉奖5次,并先后有四卷专著脱稿,八篇论文发表,曾获国际、全论文奖,地区科技进步奖。而作为已传承百年、享誉陇原的“王氏正骨法”则分别于2007年、2008年及2010年分别被三级人民政府批准为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本人也成为“王氏正骨法”省级代表性传人,被授予“非遗传承突出贡献奖,庆阳市文广局给我院授予了l“非遗传习所标牌,王氏正骨法”谱系已传到了第五代,也就是我的孙子这一代,以后还要传下去。

现在,我一生想建一座骨科医院的梦想算是实现了,这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推行下,我的梦才能实现,才能使民营医疗事业发展壮大,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我现在唯一感到焦急的是时间不够用,我知道我迟早要走,我已经84岁了,赶上好时代了,我还得为社会做点什么。所以我每天不到五点就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觉。除了给病人诊病外,就钻在图书馆里。人老了总得活出一些分量,给孩子做出榜样,给大家活出精神。

我从小受到严父的教诲,对读书十分痴迷,虽然文革期间我家5000余册书籍和珍贵资料被焚毁,但设方想法保存下来的古籍和以后陆续购买的书籍有10000多册,我每年用于订阅书刊的钱要3000多元。有人送楹联“室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家无别况唐诗汉字晋文章”字幅赞颂。省市电视台制作专题片播放,上世纪还被甘肃省文化厅授予“读书示范家庭”称号,2016年4月被西峰区委、区人民政府授予“最美书香家庭”。这些年,我在研究“王氏正骨”和传承的过程中,写了多篇论文,在各类医学报刊发表。2000年8月,我著的《王氏正骨法》一书,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了30000册,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是庆阳第一部骨伤科专著,发行后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题了词,骨科专家朱万通、华章文分别写了文章在《陇东报》、广西《民族医药报》推荐。此后,我又编写了《王氏骨科学》、《新疗法》、《庆阳民间验方》、《北地名医索考》等书。

我出生于医学世家,先辈对中医祖师岐伯情有独钟。从清末到现在,我们数代人都在传承和研究“岐学”,在陇东是最早系统研究岐学的家族,也是最早在陇东私家设立“岐学”展馆的家族,因为岐学的医理与我们家族的“王氏正骨法”的中医治疗法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我也自喻为岐伯传人,对岐学非常敬畏,岐学的博大精深常常让我汗颜,我一生只有将岐学的精神传承下去,让岐黄故里的中医事业发扬光大,就足矣

先父在民国二十一年撰写了《医士索考》一书,考证了岐伯其人,随后又写成《岐伯考》一书,更详实地阐明了岐伯其人及其学术成就,可惜这两本书在1965年文革前期,被红卫兵查抄焚烧了。

1984年春,在原庆阳地区卫生处中医科科长张树瀛的鼓励下,根据先父遗存的有关资料,我重新编成《岐伯考》一文,打印成册,发放到各有关岐伯的研讨会,供专家们参阅。后来,有许多人引用和在书中书中收录了我的这一文章。如庆阳县中医院院长杨德祥将《岐伯考》全文收编在《岐伯故里庆阳史话》一书出版发行。随后,庆阳地区行署倡导将岐黄文化作为庆阳文化名片打造,并成立了庆阳岐黄文化研究会,这样,关注和研究岐黄文化的有识之士多了,好多人论述岐学都以我的《岐伯考》为基础考证和发挥。1984年4月4日,《科技报》刊登了王好贤、宋双全<王毅编出“岐伯考”》一文称:“他继承父亲的意志,经过三十余年的考证,重新编出该书,解开了《内经》这一千古之谜......”

在这之后,我先后写出和发表了《庆阳——华夏医祖岐伯的故里》、《岐伯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医祖之师僦贷季》、《岐伯应有一幅标准像初谈》、《王毅与他的岐伯研究》、《皇甫谧籍贯考》等数十篇论文。在这些文章里,我阐述了岐学与黄帝其人无多大牵扯的论点、岐伯是人不是神的论点、岐学超越《希思文集》的论点、首次将中医冠名“岐学”一词的论点等等。由于我对岐黄文化的研究和贡献,2012年,庆阳市岐黄文化研究会给我颁发了“岐黄文化研究突出贡献奖”。

 

结语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了我的医学青春,岐学研究和传承的春天真正到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每天都是拧紧发条在工作,我不敢辜负这美好的时代和人民。有人说,我根本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思路清晰,滔滔不绝,我给别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的信心和力量,是祖国传统医学能够得以传承和弘扬所给我带来的精神动力。

解放前,未入学前,我有个堂弟叫月子,和我好得很,天天天一亮,就来我家玩,我俩好奇心都特别强,什么不懂的物件都要亲手弄一弄。1942年,我们到胡宗南废弃的营地里寻玩物,到处找废烟盒、火柴盒、弹壳等,他在墙的另一侧找弹壳,不料,踩到了未爆的炸弹上,一声巨响,夺走了他幼小的生命,连我也满头是血,昏迷不醒多日,至今,我还会想起他那时调皮的样子。战争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平来之不易!活下来的我,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自己:要珍惜和平的岁月,珍惜美好的时代,一刻也不能松懈,对得起生者和死者。

这些年,我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国内医学研讨会,并获得各类科技奖项;也多次赴国内国外旅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感受祖国的发展和变化。

我的两个儿子是医学大学文凭,我的孙子、孙媳都是医科专业毕业,都继承了我们家传的医术,骨科研究所也有近十名研究人员,“王氏正骨”和“岐学”的研究和传承没有断裂,今年,我们“西峰区中心骨科医院”被卫生部门批准为城乡合作医疗报销医院。我看到了民营医院更大的发展空间,也看到了传统医学传承弘扬的光明前景。

我在6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花甲自述,说老天如果能眷顾我,能让我活到七八十岁,就很满足了!赶上了盛世,儿孙孝顺,事业有继,谁不想多活呢?到那时,我要写一篇感言,结果,到了80岁,我真写了一篇八十感言。现在,我八十四了,身体和心态都非常好,我还要做些事,还想多活,至于还想多活多少,我心里贪的很,就不说出来了,不是习总书记号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吗?那么,我的梦也要继续做下去,我的感言也要写下去!我要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活出夕阳老牛的精彩!

2020年秋月年改于于西峰怡兴斋

 

责任编辑:骆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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