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简介 - 创作团队
简讯 |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报告文学 > > 正文

生死“中介”人

来源:北京文学 作者:连忠诚 时间:2018-05-07

 ——全国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协调档案

 

 

 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今社会,很多职业有“中介”人,房产租赁、银行贷款、汽车代驾、婚姻介绍等,其实都是一种有利益的商业中介人,甲方乙方中间人三者之间存在经济利益,“中介”人从中受益,当事人也得到该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可生与死这样的事,也逐渐产生了“中介”人。有人叫他们“劝捐员”,专业称谓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一边要协调病人以及家属捐献器官,另一边,要与医疗评估组织联系评估器官是否可用后,并立即手术取出有效器官,按照分配原则安放到器官衰竭的病人身上。他们多数是来自各大医院医护人员,或者红十字会工作者,具有医护专业背景,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个医院病房,进行知识普及、社会动员,发掘潜在捐献者,见证器官获取以及分配、协助完成手续、参与纪念缅怀等工作。与市场化的“中介”人不同的是,生死“中介”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多数是职业公益。他们被很多人看成“说客”,甚至被病人和家属误认为“贩卖器官的人贩子”。事实上,他们仅协调那些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更多的是普及捐献知识,而不是劝捐。旨在家属的同意下,签订自愿捐献器官协约,并按下指纹,获取有价值的器官。他们有的坚守在红十字会的值班电话旁,一旦接到捐献意向电话,便立即动身前往协调;有的直接在各大医院重症监护室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支队伍中,有兼职,有专职,都经过当地红十字会的专业培训。

在中国内地,长期以来,一个人病入膏肓,医生采取最有效办法就是器官移植,然而,事实上,器官资源短缺。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一时成了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但因死囚器官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高,引起国际社会担忧,死囚犯在被囚禁的环境下很难保证选择自愿捐献器官,死囚的器官捐献一直备受社会诟病。很多国际友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一时间,关于人道主义救助精神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遭到犯人家属的强烈反对。中国对死囚器官捐献采取自愿原则,器官紧缺成为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截至2014年,广东、北京、浙江等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自2015年1月1日始,中国器官移植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无疑是对公众关切的有力回应。这意味着,今后我国的器官移植将由依赖死囚向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转变。公民自觉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源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让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任何人,都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既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同时也堵住了死囚器官捐献过程不透明、不公正以及利益交换等诸多漏洞。但必须承认,器官供求之间还存有巨大缺口。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就成了破解器官移植供体紧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怎样才可以达到公民自愿捐献?身体健康的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捐献器官,除非是亲属活体无私奉献捐赠,或者生命垂危的病人,或者是脑死亡多日,或者是年老即将离世,或者是完全依赖呼吸机无钱救治的深度昏迷患者,或者其他特殊人。如此情况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特殊的职业人应运而生。

十年前,他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很多人是无偿捐献血液的社会公益者。他们被病人家属或者医护人员说成是“说客”“贩卖器官的人贩子”。整日游走于死亡与重生之间,无论在医院的急救室或者ICU重症监护室,备受受益人或者捐献者的注目。

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大都知道,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医护人员以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进来兼职做起协调员。在他们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已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重任,势不可当。这个新生的职业,尽管逐渐被接受,但绝大部分仍不为人知晓。他们的“游说”之路有多艰难,有多少汗水泪水?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命运?捐献者、受益者、家属以及社会各方又有怎样的心态?这些话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器官捐献,爱,让心跳不止。”一行没有声音的滚动字幕。这则央视播出的公益广告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母亲喜欢看电视,每每在看到这则广告时,总是疑惑不解,好奇地问我:孩子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安静微笑,是什么意思?我耐心给母亲讲述广告中的故事: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无论是阳光的叔叔、慈祥的奶奶,还是温柔的阿姨、可爱的姐姐,都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最后,在听到一个男人的心跳后恢复了平静,然后依偎怀抱,微笑安睡。原来,数月前,孩子的妈妈因病去世,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帮助下毅然将自己的心脏捐给了这个男人。母亲怀疑地问我,天下还有这事,器官可以随便移植?要是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很多人不都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再说那人家的家人会愿意吗?人死了身体不完整,那成了没心没肺的身体,多么吓人。

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多数老人都是如此认识。这则广告发布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他们在评论中表示自己感动哭了,决定去进行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

另一则名为《永远璀璨》的小品一夜走红。小品以“劝捐员”为对象,讲述他们游走在生死两端,搭建死生转换的桥梁,传递生命延续的希望,却又不为主流社会所理解的故事。人将死去,自己的器官可以救人,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是最值得骄傲的事。很多人被最后的画面感动。“劝捐员”是民间对协调员的通俗叫法。

高敏就是这样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准确地说,是全国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2005年开始做起,十几年如一日,硕果累累,道路艰辛。她曾经遭到十多名家属的包围,有的恶言相向动手动脚:“我们不欢迎你这扫把星,器官买卖的人贩子,立刻给我滚出去……”更有病人家属选择报警。高敏会被家属进行反复的身份排查,以至于现在,她不得不把身份证、协调员证、人大代表证等各种证件随身携带。

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十三个年头了,高敏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时候她徘徊在医院急救室门口的志愿器官捐献的牌子下,很多次她想放弃,因为家属的频繁误解、辱骂会让她身心难支。人毕竟不是机器。生活也没有一点儿规律,见到一些表情凝重的人,难以轻松起来。一次在说服一位脑死亡患者家属的时候,她险些遭遇狠抓头发的暴力,这位病人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二代,家里有钱占着医院的包间近三个多月,病人已经宣布死亡,只是家属每天向医生哭诉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看到呼吸,他们期待奇迹瞬间出现。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病人没有丝毫反应,高敏就悄悄进去,起先,给病人家属发发传单,顺带送一瓶开水,家属们一会儿玩着手机,一会儿看一下呼吸机,一会儿看一下心电图的小屏幕,根本无心关注病人的死活。每天三百元的护工,更不上心。只有一个是亲属轮班。高敏于是以送水为借口,思量再三,最后向轮班看护的一个亲属说明意图。这个值班家属只是病人的远方亲戚,不当家,让高敏明天来。第二天高敏一早来到病房,家属交接班开始了。“哥,就是这个老女人,让舅舅捐献器官。”一个高大威猛的年轻人抡起拳头就朝高敏的脸上猛击,差点挨打。幸亏护士来得及时。可高敏的头发已被大把拽落。很多病人家属围观起来,“赶走这个扫把星,别让这种人来咒死了。”高敏在护士的帮助下才从急救室逃脱出来,走到一个商店的橱窗前,她凌乱的头发因为静电作用,在空中飞舞着,高敏感觉自己俨然是从精神病医院逃跑出来的模样。回到家里,妹妹好心劝她不要再干了。为此甚至妹妹和她闹过矛盾,并为高敏找了一份物业保管工作。可是性格执拗的高敏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妹妹气得没有办法,总是担心她的身体,逢年过节给姐姐做一些好吃的饭菜邀请姐姐一起过。可是姐姐和她们总是聚少离多。

有的时候,连续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无功而返。她不止一次想过放弃,但一想到那些等待器官的病人渴望新生的眼神,又毅然出发。失败,再失败,直到成功。她的工作流程回环往复,常年如斯:生前协调病人签署捐赠志愿书,身后配合评估组织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或者回乡下土葬,安抚家属情绪,参与追悼会以及清明节看望等。对于她来说,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也没有省内省外之分。她随时准备在任何时间去任何需要的地方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十几年的协调经验让高敏明白,做一个合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有很多综合能力:捐献整体流程安排、情绪安抚训练、化妆专业训练、情绪控制专业训练、良好的人格素养以及沟通能力。在整个捐献活动中担当着顾问、协调者、指挥者、心理辅导师等多种角色。要和捐献者家属建立长久的信任联系。要学会沟通,学会倾听,让自己的肢体语言慢下来。选择具有决策能力的沟通对象,比如父母、配偶、子女等。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家属的咒骂和宣泄。所有这一切,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在患者去世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让其获得新生。

 

 

 特殊的日记本

 

医院,是白色的旋律。白大褂、白帽白鞋,太平间白色的被单,重症监护室更是白色的。常常有人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深夜离去,被推到白色太平间,那里阴暗潮湿,夜半常有哭声,充斥着白色的阴郁。白色就是医院的基调。

高敏没有固定的办公区,她就在各大医院急救室或者重症监护室的走廊里办公。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让她看到潜在的捐献者。很多病人家属在无奈之下写下类似的话:“谁能替我活下去,苍天啊!抬头看看我,让我去替他死吧……”这些隐蔽各处的小纸条式的标语,成了高敏发现捐献者的线索。

在ICU病房,高敏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他们要求医护人员过度治疗,脑死亡多日,完全依靠呼吸机生存;另一类是渴望新生的器官等待者,日夜期盼,煎熬难忍。白色病房里到处都充斥着生与死的凝重气氛。“有病啊,滚开!这女人有精神病,器官贩卖人贩子,我要报警……”高敏经常被这样的训斥包围。病房拥挤,守在病人旁边的家人已经被折磨得抬不起头。高敏知道,开口提出器官捐献,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亲友离世时不完整。眼看一个鲜活的生命悬在生死边缘,随时都有可能撒手人寰,悲伤的家人不希望受到任何形式的打扰,何况是来劝说他们捐出亲人器官的人。因此,在他们眼里,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不请自来、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问问就要挨骂。高敏慢慢也习惯了。更多的时候,她只能站在急救室门口耐心等待。她甚至能忍耐这样的打击:病人家属向她扔矿泉水瓶子,或者垃圾。她知道,病人和家属的打击比她大得多得多。最难堪的时候是病人家属报警。警察到来时,高敏也只能耐心解释,并拿出自己的有效证件,直到警察离开。有一次,警察临走塞给高敏一句话“去干部病房,那里人素质高,你一定会成功的。”高敏恍然大悟,马上去了高干病房护士站。果不其然,她发现好几例潜在捐献对象,对方要求留下电话,适时联系。只是意向。他们不会粗暴地打人也不恶俗地骂人,但是那些干部家属始终没有主动联系过高敏。这样的工作曾经让高敏失望之极,几度放弃又捡起,捡起又放弃。环顾周围的白色,医生护士的白大褂、白口罩、白床单,病人家属苍白的脸和他们强有力的拒绝,真是白色的等待、白色的忍耐,这一切都会让高敏感受到一种苍白无力的抑郁。白色成为她生活的底色。

在深圳这样人流密集的大城市,高敏的形象多少有些“另类”。每天穿着红十字会发的白色工作T恤衫,左胸上方佩戴共产党员徽标,还有红十字会徽标。脖子后面是一条白色的擦汗毛巾。下身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运动鞋,高挑的马尾辫。背后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包里放满了有关器官捐献和志愿者的资料以及自己的协调员工作证、人大代表证等。高敏告诉我说,毛巾也是红十字会为志愿者配发的。每日随身携带这些资料,为的是不跑冤枉路,更多的是节约时间。整日穿梭在病房、救护车上,如此装扮,谁也不会料到,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是有关生死的故事。

高敏最重要的行李是日记本。医护人员都低头伏案写病案,高敏就在医院走廊写日记。高敏的背包里总有一本日记。最苦恼或者最欢喜的时候,摘抄看到的一些美文短语:“花儿请你不要哭泣,你盛开的纯洁与美丽,我想让你永不凋谢,或许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愿望,让生命的枝叶去照亮前方的黑暗,你那纯白的花蕊开得如此动人如此美丽……”从这些富于诗意的句子,能看得出高敏对生命的挂念与憧憬。日记本的背面是她的日常记录,把每天发生的事以及电话内容都记上。记录了她十几年的协调日记。偶尔写点诗歌。她喜欢唱歌,《感恩的心》《小小孩》《天亮了》《忘忧草》,这些伤中带疼、疼中带爱的歌曲,寄托着她的情感。她面对的都是人性中极端的情感,是生死离别,难免精神压抑,经常会感到无人倾诉。写日记会缓解放松情绪,得到些许倾泻。十年来,高敏基本上一个月用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没有正规记日记,因为她没有整块时间,也就是难以开口并遭人误解的时候,自己写写心情。没有整洁规范的章法,基本上都是冲动的乱写乱画,是无奈的发泄,或者惋惜、意外的欣悦,或者,为受害者的生命再次起航而作的一首小诗。总之,她的喜怒哀乐都在其中,个中滋味只有她一人知晓。

 

日记里,高敏这样记道:

值得!我一个农村来的妇女,爱上深圳,喜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茫茫人海中,我已经是幸福知足的。

2017年5月13日。阴。16:30,一早因为交通事故,导致颅脑重型损伤,抢救无效,75岁的中科院的张教授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妻儿强忍悲痛的心情,在报警的同时,及时地拨打了我的电话。“高敏大姐吗?您好!我父亲在几年前就在深圳市红十字会报名登记了器官遗体捐献。他老人家在四点半去世了,请问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来完成他捐献的遗愿?”办理好捐献手续后,在老人儿子压抑的痛哭声中,将老教授的遗体接到了医学院红十字遗体接受中心。

2017年8月15日。阴。“小海军(化名),你好好安息吧!红十字会的高敏来了,医生们也过来了,你身后捐献眼角膜、遗体,帮助有需要的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心愿,父母亲都帮你实现了,你一路走好啊!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你都是永远美丽的天使……”今天凌晨,一位来自遥远玉溪的美丽女士,在与病魔进行了努力的抗争后,永远地离开了。“你一直都喜欢洁白的野菊花,太晚了,我没有买到,我给你买了进口的菊花,还有白百合花……

2017年8月30日。大雨。两位可亲可敬的“90”后老人家,有近七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几十年后的耄耋之年,经过与儿女的沟通,征得亲属们的同意后,联系到我,提出了在百年后捐献出自己所有有用器官、遗体组织的意愿,在儿女亲人们的见证下,办理了所有捐献手续。他们说:“跟着党革命一辈子,无论再累再苦,我们都坚持过来了,我们无愧于心。现在我们离休了,还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的最后一件事,把我们的遗体器官捐献给医学事业,值……”

2017年 9月5日。晴。“你好!请等等,请您慢点走,我想问问您,你是负责红十字会器官遗体捐献的那个高敏吧?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平路火车站往候车室穿行的地下隧道里,一位大姐急匆匆地追着问我。“是的,您好姐姐,我是高敏。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妹妹得了骨髓瘤,刚刚治疗一段时间出院,她一直跟我提起要身后捐献遗体的心愿。请问怎么办理手续……”我们就在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边走边聊起来。“要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知情同意,本人志愿无偿的前提下,身后捐献……”“噢,这下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以后我随时跟你电话联系吧。妹妹全家人都同意她的决定,刚刚一起吃晚饭时她还在催我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里就碰到你了,真是有缘啊……”

2017年 9月7日,晴。医生们获取器官手术做完,便去忙下一台手术。只有一位医生留下来,协助我给丽丽(化名)穿寿衣。按照老家的风俗,媳妇去世了,要穿上七件衣服。于是,我就认真地按照家属的要求由里到外,每一个动作都细心入微。每每看到殡仪馆里的师傅们给每一位逝者换洗穿衣、梳妆打扮,是那么熟练、快捷。我为捐献者们穿衣服也有无数次了,但像这次这样几乎一个人独立完成,还真是第一次。”

 

2007年3月的某一日。在深圳打工的贵州小伙儿杨军(化名)遭遇不幸,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在离开人世前,作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捐献器官,让自己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深圳。杨军的妻子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淳朴,杨军出事后她赶到深圳。在医院,高敏默默地陪伴着她。一切都按照杨军的意愿来,很快就办完了捐赠手续。正当杨军的妻子签完字后,虚弱地把头靠在高敏的肩上时,高敏本能地将这个失去支撑的身体紧紧抱住。我一直紧紧握住家属的手,让他们感觉到我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点依靠,说依靠,靠什么啊,体力吧,我对比家属来说,体力上还能勉强去支撑。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让高敏再度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湖北有个男孩烧伤严重,急需有人捐献皮肤,否则生命不保。”那一刻,高敏不知道该不该对杨军的妻子说,怎么说。一边是已经逝去的杨军,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男孩。高敏内心挣扎着强逼自己开口,询问她是否能同意杨军再捐出部分皮肤。还没等话说完,杨军的妻子就崩溃了。一向克制的高敏也终于忍不住眼泪,抱着杨军的妻子哭了出来……本以为捐献皮肤的请求无望,杨军的哥哥站了出来,他哭着劝弟媳“让他的器官留在世上吧,至少还可以延续生命”……就这样,那份捐献协议上,又多了皮肤这个选项,杨军再度被推进手术室。最终,杨军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皮肤和眼角膜,后来,这些器官拯救了八个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

这个过程特别艰难,伴着伤心、绝望、哭泣、悲痛。

高敏完成了一例又一例器官捐献协调。她就是这样,伤心着病人及家属的伤心,兴奋着受捐者的兴奋,冰火两重天。这样的身体力行,简直就是一个又一个悲痛又伟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高敏虽然承受了很多委屈,但当她得知更多的人起死回生或者器官恢复的时候,压抑的烦恼瞬间烟消云散。她告诉我,一种生的信念在支撑她完成公益器官捐献协调事业,她觉得有意义,即便自己饱受冷眼嘲讽也值得。

深圳是劳动力集散地。1997年夏天,高中学历、离异、26岁的高敏,撇下3岁儿子从山东商河县老家以保姆身份,来到深圳给妹妹带孩子。她抱着妹妹的孩子时常想念自己的孩子,闲得无聊时,就在妹妹家楼下的献血站无偿献血。后来妹妹干脆把高敏的孩子接到深圳上幼儿园。在接送孩子的路上,高敏总是路过献血站,每隔一个月,她就撸起袖子要求献血,或者在血站做简单的宣传工作。1999年,高敏被深圳红十字会特聘为无偿献血志愿者。十年期间,高敏献血100多次,成了深圳有名的“女献血大王”。受她的影响,现今24岁的儿子高明智也成了捐血达人,已经108次献血,而且在18岁时还填写了《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加入中华骨髓库。2005年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高敏积极在医院、社区、学校等地解答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又被红十字会聘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当年9月,在红十字会工作的高敏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无意间竟协调成功了一次多器官捐献。她万万没想到,这是中国第一例器官捐献,而且是多器官捐献协调,从此她便走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道路。2008年,深圳红十字会为高敏制作了第一张“器官捐献志愿协调员”的工作证。2011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全国十个省市开始推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高敏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2013年,高敏获得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国家卫计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

从一个家庭保姆到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完成了人生重要的转身。当时,高敏觉得挺神奇的,人走了,器官还可以移植救人,于是就兴奋地投入了新工作。2010年,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开始试点。2015年,中国器官移植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来源。五年间,器官自愿捐献率增长百倍。但相比欧美占人口20%~40%的捐献率,我国2.98%的比例令人失望尴尬。

器官移植属于高技术领域。移植时间相当苛刻,允许热缺血时间非常短暂:心脏3至4分钟,肝脏5至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高敏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是和时间赛跑。“游说”病人家属后,再签保密协议书,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请专家评审团评估,之后取出器官,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渴望新生的人移植新的器官,然后安抚捐献者家属直到遗体火化,才算完成一个完整器官捐献协调过程。这个过程,悲喜两重天,这边眼睁睁地看着活人无力挽回,那边惦记着渴望新生的等待,中间还要高速高效,和时间赛跑,及时安抚病人及其家属。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近50岁的女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体力活。高敏艰难地完成了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到器官协调员的角色转变。她一步步说服自己,说服病人家属,一次次送别死亡,又一次次带来新生。她有过无数次纠结矛盾,彷徨犹豫,可最终没有放弃。然而当她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庭,接触到一幕幕生离死别间的无助与纠结时,每一例捐献都让她心力交瘁,甚至泪流满面,“游说”的过程曾经一度让她抑郁。

“有病啊,滚出去!扫把星,买卖器官的恶女人……”这些带着侮辱性的语言对于高敏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她时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理解他们,骂人或许是情绪的发泄,能让他们发泄一下也好,出气筒、垃圾箱并没有什么。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也会产生情绪激动的瞬间。一位病人家属曾经要去法院告她,当时语言激烈,甚至动粗动手,最后还是在主要亲属的支持下捐献了器官。事后,当高敏手捧菊花一起去开追悼会的时候,这位家属紧紧抱住高敏,失声痛哭,连声道歉,表示对不起。和她一起做协调员的几个人实在难以忍受不堪一击的协调,最后都没有能坚持下来,另谋其他职业。

高敏的妹妹高萍,在国企中国建筑深圳分公司工作,工薪阶层条件比高敏好,是高敏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支柱。

我问过高萍:“姐姐高敏原本是来给你看孩子。现在孩子大了,姐姐做这样的工作,收入那么少,作为妹妹,你如何看待姐姐的行为,你支持姐姐如此这般做吗?”

“姐姐十年前在街头志愿献血,这在深圳很正常,那时候,我也经常被姐姐鼓励去献血,还一直以为她在献血站做志愿者工作,一次的晚报头版新闻,我才知道姐姐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很吃惊甚至好奇,于是她经常给我讲故事,开始,我听得入神,最后听多了,就不想再听了,每次姐姐讲完总是快哭了,总是说捐献者家人哭得撕心裂肺,等等。因为姐姐帮助我带孩子辛苦,现在孩子大了,我一直想给姐姐找一个工作做,可是多次被姐姐拒绝,她总是早出晚归,看着姐姐一个人单身在外日夜奔波,我特别心疼她。我的父母没有阻止她,毕竟父亲是军人,对我们要求都特别严格,只要姐姐能感觉到快乐开心,而且她喜欢这样的工作,我们就默默支持她。姐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2003年起就和感动中国的丛飞一起做公益。2005年丛飞老师因病离开,还捐献了眼角膜,对姐姐触动特别大,她经常去看丛飞雕像……和丛飞的爱人邢丹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后来邢丹也走了,姐姐哭了好多次。‘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这是姐姐常挂在嘴边的话。姐姐没有上大学,父母心里一直很愧疚,尤其我母亲,总是问我姐姐的现状。作为妹妹,我有照顾好姐姐的义务,总是给姐姐做好饭菜等她回家吃饭,可是姐姐多次与我们失约,要么回家特别晚,要么在外面已经吃了盒饭。她的手机从来没有关机过,电话响铃两声就接,要么是捐献者家属,要么是她的一些知心朋友。姐姐觉得她在忙碌中很开心。发自内心地讲,以前,我特别反对姐姐这样卖命;现在,我觉得姐姐每天充实开心,我自己也受到很多感染,从她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这么多年,姐姐给我带孩子已经耗费很多精力,我不能强求她违背意愿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只要姐姐觉得开心幸福,我就要无条件支持,真心希望她得到快乐。”

高敏经常在手术室里给医生或者护士擦汗,整理衣服帽子或者挽袖子等,又忙着自己的工作;拍照片、写记录、做公证、主持默哀仪式、配合给遗体穿衣服化妆等,她的职业像一个公证人,又像一个严肃的主持人。在气氛紧张的手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发声,其余都是剪子手术刀相碰撞的响声。

在某医院重症监护室走廊,好不容易和高敏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流。她这样介绍和评价自己:“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甚至很单纯的人,饭菜和我一样简单普通,吃饱不挨饿就好,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吃多好喝多好我没有要求过。我一直在妹妹家吃住,坐公交车去各大医院,中午在医院吃盒饭,一天花费就十几元的餐费。坐公交的司机都认识我,我可以享受不交一元的车票。红十字会给我发工作服,一年四季都有,还有水杯、自行车等。如果去捐献者病房或者家里协调,我可以坐医院的急救车。以前还晕车,现在也习惯了,虽然每天颠簸几十公里,但是觉得每天的忙碌有意义。我已经很满足,妹妹和妹夫一家很支持我。我父亲是军人,转业到中国建筑公司直到退休,母亲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养育我们姊妹受了很多苦。妹妹目前在中国建筑某公司工作,条件还好,一般的工薪阶层。目前,妹妹家孩子也大了,以前我是来给妹妹看孩子的,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我的婚姻变故,孩子和我在一起。我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妇女,没有那么多高尚的想法,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从没有过的快乐。即便见到那些离去的人痛苦的表情,内心突发一种莫名的纠结,但是,一想到那么多器官可以解救那么多人,总是热血沸腾,我好像觉得这种幸福感特别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如果,我没有去协调,那么很多人都在渴盼地等待中死亡,就像我看到很多花草,没有人去浇灌,最后都慢慢枯萎,我会很伤心。即便在提取水源的过程中遇到刀山火海,如果能救活这些干枯的花草,我觉得这个过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的。所以,我的生活工作中,很少去抱怨,因为,生死之间,感同身受。亲情支持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他们支持我,从来不阻止或者说打击我,不声不响地为我做饭洗衣服。没有他们支持,我不会坚持这么久,所以,觉得愧对他们。”高敏麻利地整理一下自己蓬松的刘海,露出眼上的皱纹,皮肤被阳光晒得发黄,留下显眼的斑痕。她随之露出一丝轻松的微笑,用脖子上的白色毛巾擦拭一下脸颊的汗渍。顺眼望去,她耳边上方的白发一缕缕交织,耷拉在两边,自然随意。白色的T恤衫显得那么亲切,一点儿都不拘泥,想必,如此打扮会给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无限的亲切感,尤其在医院这样阴沉冷郁需要安慰的地方。

 

 

 

 

创作谈

 

 

如何理解生死的意义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生死“中介”人的创作,从初稿到成稿已经一年的时间。这样的故事有点阴冷,但是也很阳光,让我对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至少,于我来说,活着一定要珍惜。我的身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身边也有警察身患癌症后去捐献器官的感人事迹,中间如何去捐献,我无从知晓,写高敏的故事,是源于2005年,《感动中国》丛飞老师的故事。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在公休日去深圳旅游,街头的新闻都是丛飞捐献器官的故事。在丛飞的病房有一个大姐始终默不作声帮助丛飞做事,她亲和、温暖、不吭声响。我以为是丛飞的大姐,后来才知道是丛飞的志愿者朋友。我们留下电话想做志愿者,实际彼此也没有联系。后来,丛飞如愿捐献了眼角膜,我写了一篇稿件,才知晓高敏大姐是深圳的捐血大王。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和常人有很多不同之处。她也告诉过我,自己是做器官捐血协调员的。我很难想象,献血她可以做到,动员陌生人去捐血器官有多难,她自己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

        我也经常在电视公益广告上看到一则广告:“器官捐献,爱,让心跳不止。”一行没有声音的滚动字幕。央视播出的公益广告吸引了很多电视观众的注意。母亲喜欢看电视,每每看到这样的广告时,总是疑惑不解,经常好奇地问我:孩子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安静微笑,是什么意思?我耐心给母亲讲述广告中的故事: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无论是阳光的叔叔、慈祥的奶奶,还是温柔的阿姨、可爱的姐姐,都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最后,在听  到一个男人的心跳后恢复了平静,然后依偎怀抱,微笑安睡。原来,数月前,孩子的妈妈因病去世,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帮助下毅然将自己的心脏捐给了这个男人。母亲持怀疑态度说,天下还有这事,器官可以随便移植?要是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很多人都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再说那人家的家人会愿意吗?人死了身体不完整,那成了没心没肺的身体,多么吓人。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多数老人都是如此认识。这则广告发布后,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在评论中表示自己被感动哭了,决定去进行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高敏就是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协调员。从2005年开始她就完成全国第一例器官捐献协调。完成这篇稿件,已是初冬的一个傍晚,深圳依然是春天的气息。我漫步在深圳郊区的光明纪念园,午后的阳光焕发出金色的光芒,温暖了整个冬日,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这些刻着捐献者名字的大理石墓碑上,凹凸有致,熠熠生辉,他们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却留下一抹清香。触摸着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名字,无论是花样年华的悄然离开,还是历经岁月的沧桑逝者,仿佛都在讲述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夕阳渐渐西下,刻有名字的立体碑文涂满金色光芒,时而飞翔起舞、时而寻觅食物的白鸽,形成一幅美轮美奂的动静画卷,瞬间或永远定格在大地的一角。这里显得异常寂静和恬淡,这里四季风华,这里花开花落花满天。有一种行为,让生命突破生与死的藩篱;有一种力量,让无尽的黑暗闪现光明的未来;有一种职业,摆渡在灵魂的生死之间,完成延续生命的夙愿,获取力量毅然选择飞翔。

       读者朋友们,春来春去,我们相约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四季在规律轮回,你是否在用心感受生命的力量和活着的意义?

 

 

 

作者:连忠诚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最新评论

上一篇:健康扶贫 助推小康

下一篇:木棉花开

Copyright © 2018-2028 中国创新文学网 版权所有
咨询电话:15927618989 QQ:2865185296 投稿邮箱:2865185296@qq.com
本网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站工商备案
网站备案:鄂ICP备18008340号
鄂公网安备42090202000246号
Top